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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茲別克斯坦發展的“四個維度”、“三難挑戰”、“兩個創新“和”一個突破口”
塔什干，2019年10月14日
背景
2019年10月14日，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與烏茲別克斯坦交通銀行（Aloqabank）於烏茲首都塔什干共同主辦“烏茲別克斯坦工業園區、產業集群發展與產業結構轉型”高級別政策研討會。亞洲開發銀行能源部門總監翟永平博士受邀出席研討會，並以“烏茲別克斯坦發展的‘四三二一’”為題發表主旨演講。
下文為翟博士發言實錄整理稿。
尊敬的林老師、各位領導、各位專家，
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興也很榮幸來到這裡，感謝林毅夫教授和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的邀請和信任，能與大家一起就烏茲別克斯坦的發展議題進行交流和討論。
這是我第三次來到烏茲別克斯坦，雖然每次停留的時間很短，但對這個國家和人民有了些許直觀的瞭解和感受。烏茲別克斯坦是亞行的成員國，我在審閱烏茲別克斯坦與亞行夥伴關係戰略文件及各種貸款項目評估文件的過程中，對於烏茲的國情也有了更深層的體會。
我想利用今天這個機會，基於我在亞洲和非洲兩個開發銀行從事發展援助30年的經驗，以及個人作為能源領域專業人員的背景，和大家分享我對於烏茲別克斯坦發展的一些粗淺想法，可以用“四三二一”來概括：把握社會進步“四個維度”、應對能源領域“三難挑戰”、運用“兩個創新手段”、找準“一個突破口”。
我先從“四個維度”說起。
我在非洲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工作30年，前10年在非洲，後20年在亞洲，預計未來10年理所當然仍會在發展中國家第一線工作，那麼這就是前後40年。在這40年裡，我親身體驗了開發銀行所最關注的社會發展進步的四個維度。
第一個維度：經濟發展要有一定的速度
90年代我在非洲開發銀行工作，記得那時的非洲開發銀行行長Omar Kabbaj說，非洲若要擺脫貧窮、真正發展起來，需像東亞國家那樣達到每年不低於7%的經濟增長率。而東亞國家的發展經驗就包括了基礎設施建設先行，“要想富，先修路”。我是能源專業背景，所以我自己加上一句，“要發展，快通電”。因此，那些年在能源領域的貸款主要是大型發電廠、高壓輸電線項目，重點解決缺電問題。而這樣的項目往往需要政府和大型國有企業主導，也需要更多私人資本以BOT（建設-經營-轉讓）的方式介入。雖然BOT的資本來自私人投資者，但是政府往往有各種擔保條款（比如電力部門的照付不議，take or pay），成為政府的隱形債務（或有負債，contingent liability）。開發銀行評估此類項目的重要標準即是否屬於成本最低選項（least cost option），對於經濟增長率有多大的貢獻。在這個階段，開發銀行以經濟發展為綱，期待綱舉目張。
第二個維度：扶貧減貧，包容性發展
進入2000年代的第一個10年，我從非洲來到亞洲開發銀行，發現亞洲作為非洲人心目中的發展典範地區也有自己的難題，而且是很大的難題。時處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之下，馬尼拉城區充斥著爛尾樓，農村的貧困更是觸目驚心。當時大家意識到，單純的經濟高速發展不能解決貧富不均等問題，有些地方貧富差距甚至愈發加大。
亞洲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表現伴隨著許多亞洲經濟體的不平等加劇。亞洲出現了“雙高”：經濟增長率和基尼係數水平均高於世界其他地區的平均水平。貧富不均也會反過來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所以，亞洲開發銀行的經濟學家們就此提出了“包容性發展”（inclusive growth）的概念，目標是讓經濟增長所產生的效益和財富惠及所有人群，特別是要惠及弱勢群體。在這一階段，扶貧減貧是開發銀行的重中之重（overarching goal）。所謂重中之重，因為經濟發展速度這一維度依然是一個重要指標。在這一階段做貸款項目，我們的項目經理不僅要證明項目在經濟上是合理可行的，且要說明有多少弱勢群體獲益，並要證明弱勢群體獲益的比例超過其他群體（pro-poor）。
第三個維度：環境可持續發展，包括汙染治理、溫室氣體減排（mitigation）
2010年起，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成為全球高度關注的焦點，包括空氣、水、土壤的區域性汙染問題，也包含日益嚴峻的全球氣候變化。亞洲城市是全球空氣汙染最嚴重的地方，其中北京、德里、雅加達的汙染眾所周知，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首都如烏蘭巴托、加德滿都、達卡汙染程度也很嚴重。同時，亞洲的碳排放增速也是最快的，在全球佔比超過一半，以至於在氣候變化圈我們有一個說法：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敗取決於亞洲——成也亞洲，敗也亞洲。所以在這個階段開發銀行進行項目評估的一大指標就是減排措施和減排量。與此同時，還引入了“影子碳價”的概念，即在項目經濟評價中對於碳排放按照36美元/噸計價，這樣任何高碳強度的項目都會被淘汰，投資方向從而偏向於清潔、低碳。
第四個維度：氣候韌性（resilience）
巴黎氣候協定要求各國承諾減排措施，控制地表溫度與工業革命前相比不超過2攝氏度，爭取不超過1.5攝氏度。但從目前的趨勢來看，全球變暖已是既成事實，即使各國完成各自的減排承諾，全球溫升也將在3攝氏度左右。在這種情況下，未來10年裡，國際社會在力求減緩溫升的同時，應採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讓我們的城市、工業、農業、基礎設施具備氣候韌性，適應全球變暖的現實。在亞洲開發銀行，適應氣候變化已納入貸款項目的設計考量之中，該領域的投資將逐步增大。在未來10年，亞行預計投入氣候資金800億美元，其中30%將投入氣候變化適應領域。
烏茲別克斯坦目前處於經濟轉型升級和發展的關鍵階段，在經濟改革中出現了經濟增長率放緩、較高的通貨膨脹、國企（特別是能源企業）債務問題以及擴大的貧富不均等現象。解決四個維度的問題，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要有新思維、新的經濟理論指導。以我在開發銀行30年工作的切身體會，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在解讀和解決上述四個發展維度問題上未免捉襟見肘，基本上是用打補丁的方式來處理。所以，在2018年12月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成立大會上，我在閉幕致辭時提到，特別高興看到林教授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這一發展經濟學的新一波思潮，為國際多邊開發銀行的政策對話提供了新的依據，發展中國家也有了基於自身的實際情況的新的理論選項。我關注到上週在北大召開的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學術討論會上，林教授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對氣候變化問題的產生和解決做了精彩闡述，在氣候變化圈影響很大。我個人很願意在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指導下，在氣候變化經濟學方面做一點探索，有機會的話，希望建立一個新結構經濟學氣候變化研究中心。
現在迴歸我的本行，經濟發展的四個維度，在能源領域體現為“三難”，也就是我今天要談的“四三二一”的“三”——如何應對能源領域的三難挑戰。
什麼是能源領域的三難挑戰？
中國有句老話，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是古代中國平民百姓每天為生活而奔波的七件事，已成為中國的諺語。“柴”就是能源，有能源才能把生米變為熟飯；而能源本身就是工業的食糧。從消費者（居民、企業）的角度來看，能源要“用的上、用的起、用著乾淨”，用專業術語來講就是“security，affordability，sustainability”，即能源安全、經濟、可持續。這三難挑戰過去一直是取捨、優先次序的問題，如果保證能源安全就不便宜，如果要便宜就不清潔，等等。
烏茲別克斯坦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大約85%以上電力都來自天然氣，其餘是水電。天然氣電廠大都是40-50年的老舊電廠，平均發電效率在35%左右；而變電站輸變電線路設施也在30年以上，能量損失在30%以上。由於烏茲別克斯坦的能源結構以天然氣為主，雖然空氣汙染不是很嚴重，但是人均碳排放達7.5噸，高於全球平均水平。而且電力供應不穩定，尤其是負荷高峰的冬季、農村邊遠地區，每天都可能停電幾個小時。但是，烏茲別克斯坦的電價相對便宜，每千瓦時在3-4美分左右。按照傳統的思路，三難問題不可以同時解決，所以要取捨，要保證供電穩定就需要投資，而投資就要漲電價。
但是，有沒有新的思維，讓能源三難問題得以同時解決，能源供應充足，價格較低廉，同時環境可持續？
從我多年的實踐經驗來看，解決三難問題需運用兩個創新手段。這就是今天我要講的“四三二一”的“二”：兩個創新。
第一是技術創新。林老師在關於氣候變化的文章中說，化解全球氣候變暖的關鍵不在於放緩經濟發展，而在於能源技術的突破。隨著數字化技術的發展，能源領域也日新月異，出現了很多新的技術。概括來說，在發電側，新建的太陽能、風能的全生命週期成本已經低於傳統化石能源（上週迪拜太陽能光伏報價1.7美分/千瓦時創歷史新低）；輸配電環節，智能電網和儲能、高效輸電線大大提高效率和吸納可再生電源的能力；在需求側，高效節能電器、建築節能技術和材料，分佈式的光伏加儲能使得消費者（consumer）成為了生產消費者（prosumer）。
第二是金融工具創新。銀行喜歡給大企業、大項目貸款。但是在創新科技中，中小企業、創業者的比例越來越大，金融如何為創新科技服務、為實體經濟服務也需要金融機構自身的創新。在這方面，開發銀行需要發揮引領作用，亞洲開發銀行也在探索，正在醞釀推出風險投資基金。我們還推出創新挑戰，為初創技術提供贈款支持。
總之，我們要以技術創新、金融創新為中小民營企業賦能，為實體經濟發展助力！
上面講了“四三二”，那麼最後的“一”是一個突破口：工業園區建設。園區可以營造小氣候，試驗所有上述“四三二”的元素。具體到能源領域，我們正在推動綠色園區，把微電網、儲能、區塊鏈、節能等新技術應用在園區，通過能源創新技術入駐園區，為園區提供穩定能源供應，吸引其他領域的更多投資。
我在此邀請烏茲別克斯坦負責園區工作的領導和專家去國際先進的園區參觀，建立友好園區的合作關係，亞行願意提供支持。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沒有好的鞋子是不行的。這次研討會上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國際智庫團隊關於製鞋業的政策報告就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我期待北大新結構團隊的項目成功，為烏茲別克斯坦發展帶來新的動力。
翟永平，1978年考入清華大學熱能工程系，1983年本科畢業後赴法國格勒布諾布爾能源經濟與政策研究所學習，1989年獲得能源經濟學博士學位。
1990年-1993年在曼谷亞洲理工學院能源技術系擔任助理教授。1993年-2000年在非洲開發銀行擔任高級能源經濟專家。2000年至今在亞洲開發銀行工作，現任亞行能源部門總監。兼任中國能源研究會能源經濟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並多次參與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的學術與智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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