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裡瑟琦科教觀察
黃樸民，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館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史、中國軍事史。
德國詩人海涅曾寫有這樣精闢的詩句：“我播下的是龍種，可收穫的卻是跳蚤。”用它來觀照和衡量現在的國內研究生培養，你就不能不承認：海涅的詩句，真的是天才的預見。
工業化對高等教育中研究生教育的最大影響，或許就是整個專業人才培養上的批量化生產，程式化管理，具體地說，標準化、數字化，成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獨門神器，讓學生和導師均磨平了稜角，中規合矩照著規則做，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並不想否定研究生培養上講求操作規範化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在近些年來研究生隊伍按幾何級數翻倍增長、導師群體素質、水平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情況下，講求培養工作上的規範化是完全必要的，即所謂“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然而，我個人認為，這種培養模式、管理機制，用於理工科或社會學科上或許比較合適，而落實到傳統的人文學科上則很容易導致削足適履、泯滅特色的後果。在人文學科，傳統的手工作場式的師傅帶徒弟的人才培養途徑，似乎要遠勝於大工業化背景下的人才批量生產。它符合學術傳承的內在規律，能夠形成富有鮮明個性的學術風格，而這種風格又可以使得人才擁有創造性的思維，善於在學術上進行創新與突破，成為開拓型的學術薪火傳承者。
可是，當今人文學科研究生培養上的數字化、程式化管理一刀切的簡單化做法，則屬於治絲益棼。它的良好初衷與最終歸宿之間，很有可能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
這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掛一漏萬地歸總起來，就是形式主義猖獗，大玩花架子，形式大於內容，有譁眾取寵之心，無實事求是之意。這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表格名目各異，氾濫成災。無論是導師，還是學生，從進入培養環節伊始，就不得不與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表格打交道，制定培養計劃要填表，中期綜合考試要填表，論文開題要填表，申請博士生課題要填表，學位論文答辯要填表，畢業派遣還是要填表，總之，填表成了人才培養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工作，而不少表在設計上肯定不是深思熟慮的產物，而是讓大家為填表而填表，所以，即便是填了表，簽了字，不見得在日後學習、研究的過程中會執行落實，而管理部門在日後更不見得會仔細考核，嚴格要求填表人加以逐一落實，一句話，它大多是虛應故事，彼此虛與委蛇，走個過場。既然這是畫餅充飢、紙上談兵的事情，又何必一開始時就搞出一副大動干戈、煞有介事的模樣，讓學生與導師為此浪費時間與精力，難道就為了虛張聲勢、虛晃一槍而已。
這中間，最無聊最扯淡的表格，就是研究生剛入學時就填寫的“培養計劃表”。說實在的，像歷史學等專業，一個剛剛考上碩士生、博士生的同學，對自己接下來的學術興趣、學術規劃、研究現狀、研究能力以及可能的學術主攻方向基本上談不上有什麼感覺，尚處於茫無頭緒的狀態，所以，他（她）也就很難早早地梳理清楚研究的思路，選擇研究突破的方向。要儘快進入研究的前沿陣地，他們就必須在接下來的時間裡，瞭解和掌握自己研究範圍中的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慢慢地弄清楚自己究竟喜歡研究什麼問題，搞明白自己究竟能夠研究什麼問題。
這之後，才可以基本明確並選擇自己讀書期間的大致學術研究主題與方向。可是，現在則要求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一入學就選擇具體的研究方向，並制定出詳盡細緻的相應工作計劃，這顯然是強人所難的做法，學生們即便填了表，那也是閉門造車、瞎編一氣而已。是不具備操作性的，也是缺乏落實相關計劃的保證的。而其導師在未完全、未充分了解自己學生的情況之下，也是很難地提出實質性的計劃和修改建議的。
所以，新生此時填寫的表，不過是自己在規則的要求下，臨時拼湊出來的“計劃表”，沒有價值，缺乏必要。完全可以不填或僅簡略填一下應付就可以。如果，太把它當一回事，那真的是買櫝還珠，腦殘進水了。所以，我在指導碩士生、博士生時，學生提交的這類表格，我一般是不會太較真地審讀把關的，只要表格上的空白之處已被文字基本填滿，相應環節沒有缺漏的，我就毫不猶豫簽名通過。
其實，大家都知道一個基本道理，即，“計劃趕不上變化”，《何博士備論.霍去病論》有云：“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一日之內，一陣之間，離合取捨，其變無窮。一移踵，一瞬目，而兵形易也。”用之觀照我們制定所謂的研究生培養計劃，實不無啟迪意義。人文學科的研究自有其內在的規律，講求靈光閃現、文思泉源，立地頓悟，豁然開朗。最犯忌的是中規合矩、刻板僵化。學生三、四年學習期間，學術關注上的興奮點，或許會轉移；學術研究的潛力與特長，有個性上的極大差異，如有的沉潛守拙，適合於做精細的考證；有的高明靈動，擅長於從事思辯色彩濃厚的闡釋。而這些都需要學生在治學過程中漸漸實現自我定位，需要導師在指導過程中慢慢地去發現。否則就等於是作繭自縛，即所謂“守一定之書，而應無窮之敵，則勝負之數戾矣。”（《何博士備論·霍去病論》）
當年我們那個時代讀碩士生、博士生，並沒有這麼多烏七八糟的表格要填寫，不是也順順當當走到今天了嗎？那個時候，學位論文可以寫成像模像樣、花團錦簇的正經論文，也可以拿以校勘註疏為主體，但又確有學術價值的古籍整理成果去交差。沒有人會來橫加干涉，甚至在一些老先生眼裡，與其炮製玩弄概念、故弄玄虛、虛張聲勢、大而無當的高頭講章，不如腳踏實地做些文獻整理的基礎性工作。更何況，文獻整理同樣是發現問題，並運用厚重學科知識、正確研究方法來解決問題的訓練過程，同樣可以提升學術研究的能力，同樣是學術文化傳承上的創造性努力。
也是在那個時候，學位論文的選題也可以隨時改變，根本沒有什麼固定的計劃。像我的博士生同學齊濤教授，剛入學時初定的題目是韓偓《香奩集》的整理與研究，可一年後便換成了“唐代鹽政研究”，從原先的以文學歷史研究為對象，變更為以經濟史研究為對象，跨度不可謂不大，可誰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而我本人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更是到臨近畢業前三個月時才最終確定下來，且與最初的題目有了很大的不同，即由整體考察兩漢儒學演變的歷史，換成了專門討論董仲舒思想的內涵與意義。這一樣也沒有導致任何麻煩。如果事先有什麼的計劃，那麼，這計劃豈不等同於一張廢紙。
所以說，沒有計劃，這恰恰是最好的計劃，就像武俠小說中所講的那樣，無招勝有招。應該講，這合乎兵法上所揭示的克敵制勝最高原則：“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其次，是規定要主修完相當數量的學分，搞莫名其妙的課程體系。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的課程開設不開設，開設多少門才合理適當，怎麼開設，等等，同樣關係到研究生培養的質量。
研究生是不是應該上課，回答當然是肯定的，天底下，哪有作為學生而不用上課的道理。問題是，現在各個高校研究生的課程設置，似乎很有值得反思和改進的地方。僅就我所比較熟悉的歷史學專業而言，其形式上的欠缺，它至少有兩個地方。
一是課程多為本科生專業課程的放大或延伸，改頭換面，了無新意，沒有體現研究生教育自身的特點，側重於一般知識性的傳授，而較為忽略對創造性思維的培育和對方法論運用的掌握。如我所在的人大國學院，本科階段開設有“中國思想史研究”，而碩士生學習階段又開設有“古代思想家研究”，多年來一直如此。其實，要對這兩門課之間的異同作區隔與界定，是比較困難的。學生們在短短時間裡，修讀兩門性質相近、內涵相似的課程，自然不太容易激發起學習的興趣，其授課的效果、接受的能量肯定會相應打了折扣。二是課程的數量太多，學分要求牽著同學們的鼻子走，讓大家把大量寶貴的時間耗費在課堂聽課記筆記上，嚴重縮減了研究生能自主支配的學習和研究時間，其研究的主動性與積極性無形之中受到侵蝕，與培養研究生獨立從事研究能力的宗旨相背道而馳。在我們現在的體制之下，政治理論課、外語課是人人都得受教的，這一點，生活在地球上的中國人都懂的，沒有人會去挑戰它，所以，可以暫且不論，上面怎麼規定的，身為草民的我們照章辦事就是了。但專業課開設得這麼多，則是大可不必了。除了講授研究方法論的課程和開展重大學術專題討論的課程之外，一般的知識性介紹課程完全可以減省掉，以
大大壓縮學分修習的數量。這樣，學生便可以擁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時間，為泡圖書館、讀文獻資料乃至外出進行學術考察、參加學術會議提供更大的空間。以我過來人的切身體會，我覺得課真的不必多上，關鍵在自學。記得我在杭州大學歷史系跟隨黎子耀師攻讀碩士生、研習先秦史期間，專業課程也就兩門，一門先秦史專題研究，一門先秦文獻研究，學得很輕鬆，可同時也學得很有效率。再如，在山東大學歷史系師從王仲犖師、楊向奎師、田昌五師攻讀博士學位時，專業課更只剩了“先秦史研究”一門了，由徐鴻修教授負責講授。這同樣也不曾影響到我對專業知識的系統學習，對研究能力的專門訓練。
另外，我個人認為：與其上大量少有新意、乏善可陳的課程，倒不如多聽些權威學者的專業講座，因為這些講座或是講演者本人殫畢生精力所提煉而得的學術精髓，或為學術前沿信息與動態的第一時間反饋，對於拓展學術視野，掌握學術信息，瞭解學術新見，借鑑學術研究方法，均不無裨益，受用良多。
我本科生、碩士生的學習生涯都在杭州大學度過。“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江南憶，最憶是杭州”，杭州這樣的好地方，外地的學者也是普通的人，都有遊歷的興致與意願，所以，當時好多的學術會議都在杭州開。歷史系的領導很是敬業，處處為學生們著想。於是秉持“江湖”的規則，“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打從杭州過，留下買路錢”，誠誠懇懇地請求那些專家留下“買路錢”：給杭州大學歷史系的同學們作專題講座。
吾生也有幸，曾聆聽過多場精彩的學術講座，近距離感受了不少史學大師的學術風采。這個名單可以列上長長一串，包括有：著名歷史地理學專家、復旦大學的譚其驤先生，著名經濟史專家、廈門大學的傅衣凌先生，著名古文獻學專家、華中師範大學的張舜徽先生，著名先秦史專家、蘭州大學的趙儷生先生，著名法國史專家、北京大學的張芝聯先生，著名先秦史專家、吉林大學的金景芳先生，著名宋史專家、北京大學的鄧廣銘先生，著名先秦史專家、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的張政烺先生，著名明史專家、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的謝國禎先生，著名史學史專家、華東師範大學的吳澤先生，著名俄國史專家、北京大學的張蓉初先生……。至今思及，猶是悠然神往，感恩於上蒼的眷顧！
與課程設置平庸無特色、課程過於繁多相比，授課內容上過分強調系統性、完備性，授課方式上與本科生授課雷同性、同質化，則是更嚴重影響到研究生培養質量的提高。
《孫子兵法》有云：“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研究生的授課最忌諱的就是追求面面俱到，做平鋪直敘式的介紹。研究生不同於本科生，一般的歷史學知識他們早已有所接觸和掌握，在這種情況下，你若是泛泛地介紹某一領域的知識，一定無法得到他們的認可，聽你口乾舌燥地講，遠不如他們自己上電腦，到百度、谷歌的檢索系統中去檢索和了解。他們聽你的課，是要聽你別開生面的見解，瞭解你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與方法，可是，每個老師的知識結構中都一定會有軟肋的，有學術上的盲點。其真正有獨到研究心得的，是非常有限的。如果過於追求系統性，那麼，許多內容的講授只能是浮光掠影、淺嘗輒止。
像我本人，雖以思想史為專業，但有所擅長的不過是先秦軍事思想和兩漢經學思潮而已。而《古代思想家研究》這門課，從系統性、體系性完備考慮，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就應該講到，我哪裡做得到，硬的要講的話，也只能拿本參考書，依樣畫葫蘆式的複述一遍，這難道有意思嗎？所以，我開這門課時，每講完兩漢思想家，就加以“腰斬”，打住不往下說了，這顯然是不符合課程教學大綱的要求的。
其實，真正有價值的課程，都是那種富有學術個性特色的課程。不應該強調體系性、系統性。這方面前輩學術大師已為我們做出了很好的榜樣。馬敘倫先生當年在北大講授《莊子》，一個學期就講了其中的《天下》一篇，遂得“馬天下”的雅號。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通史課程中的“魏晉南北朝史”，第一堂課就開宗明義申明，“本課程雖屬通史性質，也不能全講。如果各方面都講一點，則類似高中講法，不宜於大學。每星期二小時，在聽者或嫌其少，在講者已恨其多。其原因有三：（一）自己研究有限，自己沒有研究過的，要講就得引用旁人的研究成果和見解(包括古人的和今人的)。這些，都見於記載，大家都能看到，不必在此重說一遍。(二)有些問題確是值得講，但一時材料缺乏，也不能講。(三)以前已經講過的也不願意再重複。有這些原因，所以可講的就更少了。現在準備講的是有新見解、新解釋的。”(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卷中”)這可謂是真正的“通人之論”應該奉為講授研究生課程時的最高原則。
我所遇上的不少優秀老師，在給學生授課時，也都或多或少不約而同地呈示著陳寅恪先生的教育理念。如杭州大學主講“世界上古史”的毛昭晰老師，一個學期下來，就講了“臘瑪古猿”專題，古希臘、古羅馬，他抄了一黑板的提綱，就算完了。而主講元史的黃時鑑老師，也只是重點講了“怯薛”、“探馬赤軍”、“也裡可溫”等幾個題目，其他的蒙元史史實，則同樣忽略了過去。可恰恰是他們，才是我們當時最崇拜的師長，而且覺得聽課最有收穫。
至於我的碩士生導師黎子耀先生，他雖給我一個人開設了“先秦史專題研究”和“先秦文獻研究”兩門課，但是每二週讓我去他家裡一次，前一門課以王國維的“卜辭中所見的殷先公先王考”為題，對甲骨卜辭所反映的殷代統治譜系展開討論，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後一門課則只講《詩經》，而《詩經》中則又僅僅疏解了《關雎》一首詩。
到了山大讀博士生期間，徐鴻修教授的“先秦史研究”，課同樣在他家裡講，且也只是講了“周代宗法”“國人議政”等三、四個專題。然而，他們的授課，卻真的是第一流的課，因為通過他們的講解，我多少窺見了治學的門徑，能幫助自己做到觸類旁通、舉一反三。所謂“一法通，萬法通”。這才是成功的課程設計，典範的研究生教育之道。而今天求大求全的研究生課堂教學與之相比，其水準低下，相距實不可以道里計。
其三，是違背“因材施教”的原則，泯滅學生個體之間的差異，同時對“學術創新”作簡單化、機械化的理解，任意割裂學術傳承與學術創新之間的內在辯證統一關係。學術的生命力在於創新，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現在研究生教育與培養上的問題之一，是將所謂的學術創新流於口號化、形式化，一味強調創新，而相對忽略了必要的傳承。事物是辯證統一的，傳承與創新互為關係，相輔相成，沒有創新，就會窒息學術發展的活力；但沒有必要的穩定，創新也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式的忽悠。所以，《周易》既有“革”卦，肯定開拓、變革、創新的意義，又有“鼎”卦，強調穩定、積澱、厚重的價值，二者不可偏廢。在我們中國，“保守”似乎完全是負面的意義，意味著固步自封、封閉僵化、消極落後；其實，事情哪有這麼簡單，保守在許多情況下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所以，人家英國一個主要的政黨，就乾脆取名為“保守黨”，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堅守自己的核心價值，堅守自己的文化傳統，堅持自己行之有效的做法，堅守自己的合理制度，乃是一種美德，一種正能量。 在學術研究上，
我們一方面要努力開拓，積極創新，另一方面，也要倡導傳承，充分借鑑和汲取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使我們的研究基於原來的學術成績，又超越於原來的研究成就。然而，我們現在的研究生培養卻提倡為創新而創新，這在論文寫作上更是強調到了不恰當的地步。我本人忝列教授之位，也經常受邀擔任碩士生、博士生的論文評閱人，或參與同行評議。經常看到評議書的說明文字中，要求評閱人指出該論文有哪些創新，羅列出一、二、三、甲、乙、丙，A、B、C，等等等等。說實在的，我最嫌煩的，就是這個提法了。人文學科，尤其是歷史學，主要的命題，千百年來，早已讓讀書人研究得相當飽和了，從某種意義上講，可謂是“題無剩義”了。那有這麼容易讓今天的我們任意創新？
我本人研究《孫子兵法》近三十年，創新的地方少之又少，無非是寫過“伐交”考、《孫子兵法》與《司馬法》關係辨析等論文有些新意之外，其他的方面還不是沿襲古今學術界的成說而已。現在一篇博士生學位論文的完成時間一般也就是三年、四年而已，想有多少創新也實在困難。
我個人認為，一篇博士學位論文，能全面梳理清楚前人這方面的研究狀況，個別地方有些自己的看法，文通字順地寫出10多萬字來，那就算是一篇優秀的學位論文了。如果念茲在茲地強調創新，那麼很有可能會是一廂情願的白費勁。甚至會“創新”出類似“武大郎個子不會太矮”“西門慶是君子”這樣的胡說八道。
在研究生教學的實施與管理上，同樣也不宜刻意追求所謂的“創新”。否則，同樣容易走火入魔，大鬧笑話。政出多門、朝令夕改、出爾反爾，標新立異，總是喜歡打著“創新”的旗號，悄悄地夾帶追求“政績工程”的私貨。讓人手足無措，無所適從。法國羅蘭夫人有言：“自由，多少惡行借汝名而行”，套用之，我們也可以這麼說：“創新，多少折騰借汝名而行”。
明明是培養方案，卻故弄玄虛命名為“某某圖”；明明是個必讀論文選，卻煞有介事宣稱為“某文獻”。實在看不出有多大的實際意義。況且，即使是同一個專業，學生之間的情況千差萬別，該讀的書，該看的文，不應該整齊一律。硬性作統一規定，就違背了古聖賢所提倡的“因材施教”之道，是值得商榷的。況且，哪些論著該必讀，每一位做導師的，也往往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蘿蔔青菜，各有所愛，你也許推崇陳寅恪，我可能讚賞梁啟超，哪裡會有標準的答案！
所以，與其費心在研究生培養問題上大張旗鼓搞“創新”，還不如鼓勵所指導的研究生沉靜下來，踏踏實實讀點書，順其自然做學問。畢竟，“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才是顛撲不破的永恆真理，乃至“宇宙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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