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金花
剛剛過去的週日，倫敦哈克尼區好幾家越南美甲店都沒有開門。若不是23日的那起慘劇，這些店或許還會和往常一樣營業，而19歲的裴氏絨（Anna Bui Thi Nhung）或許也已經在為英國客人打磨著指甲。
這位少女在向“蛇頭”支付一萬餘美元時，以為自己很快就能在英國當一名美甲師，然而迄今為止，她的母親依舊沒有任何她的消息。
儘管英國警方還未結束對貨車集裝箱內39具遺體的身份識別工作，但隨著調查重心逐漸轉向越南，包括裴氏絨在內的多位越南失蹤者如今被認為或已殞命於“死亡貨車”。
這些失蹤者的家人說，他們踏上這條路，只是為了改變生活。僥倖成功的偷渡客則說，哪怕會搭上性命，他們也在所不惜。
【深度】“不漏洞拉”：越南偷渡客的無奈和掙扎
奔向“粉色”歐洲
家人說，裴氏絨是在8月離家的。在失去聯絡前，她曾在德國與比利時逗留，並說，自己“只是想要一個安寧的生活”，而成長意味著“在黑暗中藏起憂傷”。
和許多生活在越南乂安省的年輕人一樣，裴氏絨的選擇並不多。她的父親在幾年前患癌去世，母親由於身體原因無法繼續工作。家人說，憑她本人，幾乎不可能在家鄉找到一份像樣的工作，出國掙錢成了唯一的選擇。
9月初，在踏上旅途不久後，裴氏絨曾在社交媒體上留下這樣一句話，“長大後，我發現生活並不像我以前所想的那樣安寧，越長大，我就越想回到小時候，那時我還自由。”
朋友們說，裴氏絨在途經柏林時，曾與他們出去過幾次，當時她心情不錯，看起來非常高興，之後在她分享的照片裡，也都能見到柏林大教堂、布魯塞爾證券交易所等地的風景，感受到她對這趟旅途的期待。
不過就在裴氏絨說自己即將啟程前往英國之後，朋友們便再也沒有收到過她的消息。9月底，她曾寫道，“在這個我以前每天都夢想著能來到的地方，我覺得很孤獨。”在柏林時，她也說，“我還在越南的時候，以為歐洲是粉色的，但到了才發現，其實它一片漆黑。”
同樣對歐洲懷揣著期待的還有20歲的阮廷良（Nguyen Dinh Luong）。他的父親說，阮廷良早在2017年就離開了家鄉河靜省，前往俄羅斯打工，後來又去了烏克蘭。去年，在先後落腳德國和法國後，阮廷良告訴家人，自己想去英國。
兩週前，這個想法成為了現實。父親說，兒子告訴他，打算掏1.4萬美元進入英國，安頓好之後會在一家美甲沙龍打工，但自上週起，他便再也沒有聯繫上兒子，而在數天前，他曾接到一位越南同胞的電話，讓他“節哀”。
聽到這話，父親腳下一軟。“我總是告訴他，想去哪裡都可以，只要安全就行。他不該擔心錢啊，爸爸我還在啊。”
“絕路”即“出路”
與裴氏絨和阮廷良相比，26歲的範氏茶眉（Pham Thi Tra My）揹負的壓力或許更加沉重。
家裡欠著債，但父母不到400美元的月收入實在太過微薄。二老將希望都寄託在她的身上，還抵押了河靜省老家的屋子，給“蛇頭”湊了3萬英鎊，但他們不知道，女兒或將踏上一條不歸路。
一位人權工作者說，其實範氏茶眉在前往英國前，才剛剛從日本打工歸來。為能早日還清家裡的債務，她用積蓄給哥哥買了一輛車用於做出租車生意後，就開始計劃前往英國謀生，而且為能提高成功率，她還花了兩到三倍的價錢，從“蛇頭”那兒買了一張相當於商務艙的“VIP票”。
父母也以為，這張“VIP票”會將女兒安全地送抵目的地，然而他們等來的，卻是女兒的告別。
她的弟弟說，19日，姐姐曾試圖進入英國，但被“逮住了”，數日後，姐姐再次出發，但她最後傳來的消息是，“對不起，媽媽。我去國外的路不成了。媽媽，我很愛你們。我快不行了，我沒法呼吸了。”
“人沒了，錢也沒了，”父親痛心不已，“‘蛇頭’說了，一路上很安全，大家會坐飛機和坐車去……要是早知道會是這麼一條路，說什麼我也不會讓她去。”
在乂安省，同樣的重擔也壓在了26歲的阮廷杜（Nguyen Dinh Tu）身上。
為了給父母、妻子和兩個孩子帶來更好的生活，阮廷杜隻身前往歐洲找尋出路，家裡人還為此抵押了老屋，七拼八湊了2.6萬英鎊。
父親說，“蛇頭”原本會分三步將兒子送進英國，先是前往羅馬尼亞，然後途經德國和法國，在兒子安全抵達英國後，“蛇頭”才會收到最後一筆1.1萬英鎊的“中介費”。之後，兒子會在英國打工償還債務，債務還清後，餘下的收入就能拿來養家餬口了。
然而從21日開始，阮廷杜便與家人失去了聯絡，而越等越心焦的妻子，如今眼中也只剩下了淚水和絕望，“有好多錢等著我去還，但我沒有希望，也沒有力氣做任何事了。”
已置生死於度外
這樣賭上性命，值嗎？在越南偷渡客眼中，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一位隨貨櫃車非法入境英國的越南人告訴天空電視臺，他根本“不在乎”自己會不會死在半路，因為在家鄉的生活“實在是太苦”了。
這位20歲的男子來自越南北部地區，2017年抵達英國。這兩年間，他沒有取得任何正式文件，一直處於非法滯留的狀態。現在，他在一家餐廳打工做菜，他說，在越南生活太苦了，離開家鄉他也很難過，但為了新生活，他別無選擇。
“我離開越南那時候，壓根不在乎會不會死，反正留在越南也活不下去，所以即使死在半路，我也沒什麼好可惜的，我一心只想要離開，去英國討生活，”他說，“對我來說，這條路並不可怕，因為我別無選擇。”
已經回到越南的阮勇（Nguyen Dung）也告訴《鏡報》，他知道偷渡有多危險，但這命“拼得值”，“在英國那兩年，相當於我在越南幹二十年。”
現年32歲的阮勇是在2011年開始前往歐洲的，他在捷克和德國都待過，等到他抵達英國，前前後後已經在“蛇頭”身上砸了1.6萬英鎊。不過阮勇沒有辦法，家裡雖有稻田，但那點收入根本無法負擔家裡龐大的支出，他只好“以債還債”，去英國“淘金”。
“有些人覺得，是人口販運集團盯上了我們，其實不是，”阮勇說，“在我們這裡（指乂安省），這些都是各家自己決定的，湊錢之前，就想好了要送誰出去，而選擇這條路的家庭，基本都欠著不少錢，偷渡去英國是唯一的出路。”
如今，阮勇一家已經住進了新砌的磚房。在2017年底被英國驅逐出境前，阮勇在伯明翰一家咖喱商店打了兩年工，那時候，他每天從早上6點幹到深夜，一個月能給家裡寄1000多英鎊，而家鄉的平均月薪只有120英鎊。“（偷渡打工）是很辛苦，但我得養家，所以我必須得扛下去。”
儘管23日的慘劇已再次印證了偷渡之路的艱險，但瞭解偷渡群體的人都清楚，這條路不會有盡頭。
在倫敦東部經營一家外賣餐館的奧利弗·李（Olivier Ly）說，自己也有些越南朋友是隨集裝箱抵達英國的，但哪怕有人丟了性命，偷渡者的決心也不會動搖。“這場悲劇讓人難過，但人們還是會來，因為他們在這裡看到了機會，而這些機會，在家鄉越南是不會有的。”
專題：“英國死亡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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