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武漢

武漢的歷史進入近代，故事要從張之洞講起。

武昌有條“張之洞路”，這條路位於紫陽湖北邊，原來由多條路段組成，1936年道路改造時即命名為“張之洞路”，以紀念他的督鄂之功。“文革”爆發，各地興改名之風，這裡更名為“紫陽路”。40多年後的武昌首義百年紀念前夕，恢復舊名，張之洞彷彿又從這條路上走來。

1889年11月25日，翎戴官服的張之洞在武昌漢陽門碼頭登岸，他和季節一樣時當人生之秋，已經52歲了。這是他第二次來到湖廣會城武昌，上一次還是李鴻章任湖廣總督時候，他在武昌水陸街學政衙門視事，任內4年娶妻生子，也算把武漢當作第二故鄉。歷練19年後重來，從兩廣總督到湖廣總督，一番謀政方略在張之洞胸中已然成熟。

前度劉郎今重來，“締造先從江漢起”。武漢因一位大人物的來臨而躁動、而改變、而崛起。張之洞的出現，不能不說是武漢的百年之幸。因為這位有著遠思近慮且雷厲風行的清官、勤官、能官，武漢開一代風氣，造就成一代名城。

“張氏抵鄂之年，應為湖北從傳統走向現代化的起點。”武漢作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前沿城市”，是張之洞督鄂時期推行“新政”的最大受益者，領全國風氣之先之處不勝枚舉，它充滿活力，熱火朝天，迅猛發展。借用另一位姓張的——張難先語：“適湖廣總督張之洞提倡新政，改革教育，設漢陽鐵廠及武昌紗麻四局，煙突十丈，矗立雲霄，規模之宏，氣象之偉，令人耳目一新。識時之士，入書院，考學堂，濟濟蹌蹌，如百川之朝宗。（《湖北革命之動因》）”武漢的地位第一次在全國顯得舉足輕重。

“左岸是鋼鐵，右岸是紡織。”我曾經這樣來概括武漢的近代工業佈局。

如果你來到武昌徐家棚江邊，可以尋找到一處遺蹟。遠處是雄偉的長江二橋，眼前是鏽蝕斑駁的鋼軌及殘存的輪渡設施。這裡是原粵漢鐵路終點，半個世紀前長江大橋未通車時這裡還是熱鬧的所在，與對岸的京漢鐵路江岸車站相對，為南北大動脈的接榫處。世事滄桑，而今荒草掩沒之處，正是中國近代工業交通之見證——偌大武漢三鎮，再也找不到比這更早的近代工業遺蹟了。

江風習習，江水滾滾。百年風雲，宛在眼前。

張之洞是因為督辦盧漢鐵路而調任湖廣總督的，鐵路需要鋼鐵，就要辦鋼鐵廠。上任伊始，張之洞就在武昌成立湖北鐵政局，委派蔡錫勇為總辦，廠址選定漢陽龜山北麓江邊。據說這也便於張之洞在武昌湖廣總督署看到那邊的煙囪冒煙，瞭解生產的情況。

漢陽鐵廠建設三年，於1894年6月投產。1898年盧漢鐵路建成通車，全長1214公里，其中有1000公里的鐵軌即由漢陽鐵廠製造；還有1901年建成的粵漢鐵路以及津浦線等8條鐵路所鋪的鋼軌，都是漢陽鐵廠提供的。在此基礎上興建的湖北槍炮廠，所生產的“漢陽造”步槍，一直裝備中國軍隊半個多世紀。至今躺臥在徐家棚江邊的鐵軌是否“漢陽造”尚有待考證。可以肯定的是：漢陽鐵廠的建成及“漢冶萍”公司的隨之形成，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使用新式機械設備進行大規模生產的鋼鐵聯合企業，“兼採礦、鍊鐵、開煤三大端，創地球東半面未有之局。”“大冶之鐵，既為世界不同多覯之產，而萍礦又可與地球上著名煤礦等量齊觀，是漢冶萍不獨為中國大觀，實世界之巨擘也。”有“東亞雄廠”之稱，被認為是中國覺醒的象徵。

漢口

以紗布之利，協濟鐵廠，用煉成之鋼鐵供造鐵軌、船舶、槍炮，以輕養重，官為民倡，獎勵實業，挽回利權——這就是張之洞的設想。在其督鄂及暫署兩江總督近20年間，武漢還在武昌文昌門、望山門外江邊設立織布、紡紗、繅絲、制麻四局等。武漢官辦工業約佔全國的17％，興建工廠的數量、規模與速度均居全國城市的前列。冶煉、造紙等工業居全國之首，紡織工業僅次於上海居第二位，城市供用電也一直處於全國城市中較高水平。左岸是漢陽鋼廠，右岸是麻紡四局，一左一右，隔江而峙，剛柔相濟，遙相呼應，構成武漢近代工業的壯麗景觀。當時的武漢，漢口被稱為“東方芝加哥”，漢陽和武昌也分別有對應的稱謂“東方匹茲堡”和“東方曼徹斯特”。

“人言為官樂，哪知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髮已可數。”這是張之洞離任湖北學政時的自嘲。他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思想，熱衷於近代文教事業，大量培養人才並派遣留學生。在武昌都司湖創辦兩湖書院，當時是全國少有的高水準學校，被譽為清末四大名校之一，楊守敬、姚晉圻、汪康年、華衡芳、沈勇植等一代名流都在此任教。黃興、唐才常、譚嗣同、楊銳等仁人志士都是兩湖書院學生。另外，張之洞在蛇山下閱馬廠東廠口四川會館始辦農務學堂，後又辦工藝學堂、方言學堂、農業學堂、工業學堂，還有鐵政局附近的自強學堂（後改為文普通學堂），以及遍佈武昌城內東南西北中五路高等小學堂等等，武昌蔚成文教區。在辛亥革命前夕，武漢三鎮共有官立各級各類學校128所。規模之大，門類之全，為國內少有。如端方所奏“近日中外教育家，往往因過鄂看視學堂，半皆許為完備。比較別省所立，未有逾於此者”；同時，張之洞還大力提倡向海外派遣留學生，以培養洋務新政所需要的各類人才。如《學堂歌》所唱：“湖北省，二百堂，武漢學生五千強；派出洋，學外邦，各省官費數不廣；湖北省，採眾長，四百餘人東西洋。”據估計，清末湖北留學生共計五千餘人，名列各省前茅。大批新式知識分子源源湧現，在辛亥革命和以後的革命運動中發揮了啟蒙者和先鋒戰士的作用。

1905年1月30日，湖北新軍在武昌城內右旗營進行操練表演；下午又分兩軍在城外西南巡司河、梅家山一帶進行野外軍事演習。是日大雪紛飛，寒風凜冽，一方為攻軍，踏雪轉戰30多里；一方為守軍，冒著嚴寒築掩堡、造肩牆，固守陣地。練兵處襄辦大臣鐵良當場發表演說，對湖北新軍給予高度評價：“此誠鄙人出都以來見所未見。湖北軍政，可謂天下第一。”

張之洞雖為文人，卻比較知兵，在越南鎮南關中法戰爭中展示過他的文蹈武略。1895年張之洞署兩江總督時就開練自強軍，回到武昌後繼續編練湖北新軍，“均參照德、日兩國最新軍制。”不同於舊式武裝。廢戈矛土槍，仿歐日編制，淘汰老弱和兵痞，由知識學生擔任指揮官，士兵文化水準較高。他還大辦軍事學堂培養人才，如武昌黃土坡的武備學堂、大都司巷的將弁學堂、武高等學堂、武昌南湖的陸軍第三中學、武昌右旗以東的湖北陸軍特別小學堂等。在全國軍隊中，除了袁世凱的北洋六鎮新軍實力較強、成軍略早外，湖北新軍在當時頗有名望。不同的是，袁世凱的新軍創建之初由戶部下撥“皇糧”，而湖北新軍自始至終吃的是“地方財政”，可見張之洞所創湖北新軍之不易。袁世凱及其“北洋三傑”把軍隊當作自己擴充勢力的政治資本，在軍隊形成“兵為將有”的觀念，因此北洋新軍素來“只知道有袁宮保，而不知道有大清朝”。而張之洞始終認為軍隊應該是維護社會太平的天下之公器，不應成為某個個人的私家勢力。這也導致湖北新軍內部沒有那麼濃厚的“軍閥”習氣，也不存在人身依附的權威首領，容易為革命黨人爭取勢力。湖北新軍各標營大多駐紮在武昌城內及城郊，易於接受現代都會新的文化信息，加之主管者張之洞等相對開明，使得這支軍隊成為清朝軍隊的最大革命異數，終至發動武昌首義。辜鴻銘說過，“民國成立，系孫中山與張香濤的合作。”孫中山在武漢時說，“以南皮造成楚材、顛覆滿祚，可謂不言革命之革命家。”

張之洞坐鎮武昌，對武漢的市政建設殫精竭慮，所做的工程不勝枚舉。至今猶在發揮功能的武昌武金堤、武青堤和漢口張公堤都是他的重要建樹。張之洞深知“湖北素有‘澤國’之稱，依堤為命者，數十縣也”。作為“父母官”，他履任第一年就開始修復武昌白沙洲到金口的60里長堤和武昌武勝門外新河至青山的30里長堤。堤高一丈至一丈七，堤面寬一丈，固若金湯，涸出大量良田。百年滄桑，兩道堤防仍是交通要道，張之洞題名的武金堤“武泰閘”和黎元洪題名的武青堤 “武豐閘”均能找到蹤影。那條張公堤，位於漢口城北，橫亙東西，是繼明代袁公堤之後的一條新堤。原來，1864年漢陽知府鍾謙鈞主持修建漢口城堡並形成護城河以後，城內袁公堤失去防水功能逐漸成為著名的長堤街。時間一長，漢口發展很快，城區面積越顯侷促。為進一步解除後湖水患、擴大市區，1904年張之洞決定修建新的長堤。

張之洞

事必親躬的張之洞站在後湖的高臺上，戴著望遠鏡揚手指指點點，上到哪裡，下到哪裡，劃出了30多里長堤的基本輪廓，其中包括從牛湖廣佛寺即堤角過岱家山、姑嫂樹到禁口的長堤，以及禁口經長豐垸舊堤到皇經堂的橫堤，堤高以鐵路路基為標準，堤面寬兩三丈，用上了拆除漢口城堡的磚石。張公堤兩年多後建成，築起了一道水上長城。上起舵落口，下至丹水池，形成半月形空地，涸出後湖土地上十萬畝，為漢口市區的擴展提供了空間。人們稱此堤為張公堤，以紀念張之洞，其實還應包括工程負責人張南溪和率軍築堤的統制張彪才是。當然，百年一遇的水患誰也沒有辦法，1931年漢口成為汪洋大海，張公堤上的張公祠也衝沒了。水落堤出，張公堤不僅防汛，還是一道路堤，亦是一道軍事屏障，抗戰時堤上築有碉堡群，可惜近來全被拆除。

“之洞短身巨髯，風儀峻整，蒞官所至，必有興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愛才好客，名流文士爭趨之。任疆寄數十年，及卒，家不增田一畝雲。”（《清史稿》）張之洞離開湖北兩年後即去世，成為清王朝最後一位殉情者。其身後譭譽交加，但譽多於毀。弟子張春霆在《張文襄公治鄂記》中說：“張之洞官鄂最久，公視鄂事如家事，昕夕經營，思為鄂省公私謀永久之利。苟有利於地方者，不恤竭全力以爭之。”近年史學界對他的好評較多。臺灣學者蘇雲峰認為，張之洞對湖北武漢的現代化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開創了一個新時期。馮天瑜先生認為，他的作用的確不可低估，奠定了武漢近代化的基礎；章開沅先生認為，張之洞在近代湖北政壇上是一位很有作為、最具政績的地方大員。他在那樣的社會環境作出的貢獻，今天仍值得我們緬懷和深思。

2010年12月18日我在臺北見到張之洞五世孫張法鶴先生，如見其先祖風度。他給我的留言是：“人與人之間因緣而聚，無緣而散。聚時盡其在我，散時盡其在人。彼此若有緣，必會再相聚。”張之洞與湖北武漢的聚散何嘗不是歷史的緣份。湖北武漢民眾對張之洞一直是懷有尊敬的。他離任赴京後，其部屬門生在黃鶴樓原址上建起風度樓以紀念，此樓被張之洞改為奧略樓，在老百姓心目中仍是黃鶴樓；還在蛇山中部的原新軍訓練指揮所建抱冰堂，供奉張之洞像。漢冶萍公司發願為其造像，並在晴川閣購地，後因故未遂其石像擱置漢陽兵工廠中，抗戰期間安置在漢口特別市政府門前，後又由其子張仁蠡移到湖北街三角空地“蠡園”。武漢三鎮過去多有張公祠，漢口中山公園有張公亭，後湖一帶百姓家中多供奉張之洞靈牌，土改後才消失。2006年建成的漢陽大禹神話園，裡面有“鎮江柱”故事，說的是被大禹鎮壓江底的水怪巫支祁頭上的石鐲被漁夫打撈起來，張之洞發現後囑咐漁夫來到龜山洞內，將石鐲套回巫支祁頭上，並立柱鎮江以絕後患。這個傳說把幾千年前的大禹與張之洞聯繫在一起，表明江城水文化的延續和對治水先賢的追懷。最近，張之洞與漢陽鐵廠博物館由萬科集團延請著名建築設計藝術家美國人丹尼爾·里布斯金德設計新的張之洞與近代工業博物館，將把這座城市對張之洞的紀念推向極致。

“昔賢整頓乾坤締造先從江漢起，今日交通文軌登臨不覺亞歐遙。”張之洞所撰的聯語充滿了對他治下江漢大地形勢的樂觀，也不乏自信。孫中山可以被稱作“國父”，張之洞稱為武漢“城市之父”當名至實歸。在他大展宏圖的武漢恢復“張之洞路”路名，就不足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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