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攻擊共產黨執政國家貧富差距大的西方媒體，實際上是混淆了發展階段和政治體制與貧富差距之間的關係，這是兩個不同的命題。
文 | 陳 冰
“死亡貨車”事件已經發酵了將近一個星期，帶給世界的是持續的震驚。這起案件在西方媒體的捕風捉影下不斷反轉，讓全球輿論一片譁然。
最初BBC報道，警方指39名死者全部為中國籍，美國CNN馬上發聲認證，同時，美國廣播公司ABC也默認了死者都是中國人。
由此，39具不明身份的屍體，瞬間刷屏全球各大新聞網站頭條，讓西方媒體開啟了一場輿論狂歡。
起先，他們把矛頭對準了中國，火力全開地渲染中國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差距以及社會不公等問題。後來，隨著事件的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西方主流媒體又開始出現大量越南向歐洲非法移民的“深度調查”報道。這些報道宣稱“這個共產黨國家貧富太不均了，所以人們不惜以最冒險的方式前往西方”，一如上週慘案剛發生時指責中國一樣。
旅法20年的資深時政專家鄭若麟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打破西方自由、民主的幻象，不僅僅在法國向國人報道發生在法國的事，同時也在法國主流媒體上講述“中國的故事”，對於外國主流媒體的一貫偏見，他已經見怪不怪。在不斷反轉的新聞輿論戰背後，鄭若麟向《新民週刊》記者獨家透露了西方主流媒體如此步調一致、不遺餘力地唱衰中國背後的五大真相。
1
為什麼如此熱衷有關於“中國”的負面新聞？
鄭若麟評論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負面報道中國是他們的一種思維慣性，多少年來，由於中國的政治體制發展的道路方向與西方不一樣，所以負面報道中國一直是西方媒體的一項既定方針。
在今天的歷史背景下，負面報道中國又有了一個特殊的背景。這就是中國走的發展道路正在取得空前的、歷史性的成功。這就給廣大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樹立了一個新的發展樣式。這對西方來說是非常難堪，也是非常致命的。因為西方一直向全世界宣傳，西方的普世價值和發展道路是唯一的一條能夠致富致強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樹立了另外一種發展模式，對西方的選舉、民主體制、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就是一個挑戰。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由於西方目前的經濟狀況不太好，甚至有日益下行的趨勢，這樣一來，中國蒸蒸日上的發展道路就對他們形成了威脅。在這種背景上，突然出現39人偷渡英國死亡的悲劇，正好被西方媒體抓住，用來對中國進行抹黑。
我相信，他們開始是真的以為這些人是中國人，這也是他們的慣性思維。在20年前的中國，確實有過一股移民、偷渡西方的浪潮，因為當時西方比我們富得多，而中國當時還處於發展中，很多人不相信中國能夠趕上西方。西方很多人到今天對中國的印象依然停留在20年前的中國，這是非常可笑的，也是可悲的。
負面報道中國，在西方也屬於政治正確的說法。因為中國的發展道路、中國的政治體制早就被西方輿論、更重要的是被西方理論界說成是註定要失敗的。他們認為中國未來發展只有一個出口，就是民主化，選舉化，走向西方的政治體制。
今天的中國不但沒有出現這樣的趨勢，相反卻發展得越來越好，對他們來說，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他們一定要利用他們能夠利用的所有的事例來說明中國的道路是失敗的。
那麼，偷渡的39人在他們看來就是證明中國的發展是失敗的明證。為什麼中國雖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但是他的人民卻要逃離這個國家，那還不能說明這個體制是失敗的嗎？
利用這個事件來負面描述中國，我對此一點都不吃驚，這是他們的既定方針。他們過去是這麼做的，今天依然在這麼做，我可以斷言將來他們還會繼續這麼做。
當然，西方媒體當中也還是有一些有良心、尊重事實、職業道德比較高尚的人存在，他們會逐漸地、更為客觀地報道中國，但是到目前為止，我相信到將來他們也是少數。”
2
中國為何有底氣硬懟？
10月25日，CNN一名駐華記者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的例行記者會上問了一個“很不合時宜，也沒有得分”的問題，華春瑩反問道：“你這個出發點是很有問題的，反映出你思想深處或者說你代表的美國一些媒體的問題。你到底希望得到什麼樣的答案呢?”
同時，華春瑩直指死亡卡車事件背後涉及的主要問題是非法偷渡。之後，央視也怒批CNN欠39個遇難者家屬一個道歉。
對此，鄭若麟認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的霸氣回應，讓中國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我們走的這條道路是符合我們的民族特性、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國家的一條道路。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我們就能夠走得比西方更好，更遠，更強。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對類似批評中國，指責中國，負面抹殺中國的不實報道的回應，必然會越來越強硬，越來越乾脆。”
3
偷渡還賺錢嗎？
中國官方做了一系列嚴正回應，但外媒還是鋪天蓋地批評中國社會的不平等和貧富差距，好像他們的國家真的是天堂一般。
這篇文章中寫到——
伴隨著中國的經濟增長而來的，還有越來越嚴重的社會不平等。
這種不平等讓一些中國人民對環境失望甚至絕望了…………轉而向外尋找新的出路。
而歐洲甚至美國的富裕生活對他們來說極具吸引力，並且會有更自由的民主的氛圍。
事實真的如此嗎？
鄭若麟指出，過去，西方國家民眾普遍平均工資比中國人高，這是事實。“我上世紀90年代初剛到法國時，我的工資是56元人民幣，法國最低平均工資是4400法郎，當時一個法郎等於1.2個人民幣，我們可以想象兩者之間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用匯率來衡量兩個國家之間的經濟實力，實際上是莫大的歷史誤會。如果用平價購買力來衡量，“我拿56元的時候，當時中國城市的房租也就一塊多。法國人拿4400法郎最低平均工資的時候，房租卻佔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
“當時假如一箇中國人從中國偷渡到法國，月收入從56元人民幣變成4400法郎，誘惑力還是非常大的。
二十年前，這個差距已經大大縮小，但差距依然明顯。偷渡者如果花三萬五萬美元支付偷渡費，在國外兩三年就能賺回來。
但到了十年前，中國的致富機會已經與西方相等，甚至於超過西方。儘管西方絕對工資依然高於中國，但是西方世界失業率已經越來越高，要在西方打黑工或者找一份正式工作，都已經變得非常困難，所以從十年前開始，偷渡到歐洲，已經是不可思議的計劃了。
中國近十年的變化，遠遠超過很多西方媒體的想象。
反過來，如今法國的失業率已經高達8%-9%，一半以上法國人拿最低工資，約1600多歐元，扣完稅以後拿到手也就是1100多歐元，相當於人民幣8000元到9000元，問題是法國的物價比中國貴得多。房價在巴黎也高得驚人，20平方米的小房間，房租可能就要近千歐元。”
4
為何開始攻擊越南？
隨著事件的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西方主流媒體又開始出現大量對越南向歐洲非法移民的“深度調查”報道。這些報道宣稱“這個共產黨國家貧富太不均了，所以人們不惜以最冒險的方式前往西方”，一如上週慘案剛發生時指責中國一樣。
那麼，西方的貧富差距比越南小嗎？
鄭若麟認為：“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民主體制下的一些國家開始實行福利政策，貧富差距一度有所縮小，但自由資本主義的特徵依然是發展不平均，貧富分化日趨嚴重。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其著作《21世紀資本論》中指出，上個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收入最高的10%人群佔據著大約三分之一的社會總財富；到了2000年，西歐和美國這一比例已經達到60%；而2014年則進一步急升至70%至75%。也就是說，10%的高收入人群佔據了75%的社會財富。
現在法國窮人越來越多，中產階級急劇萎縮，大多數人都掉進了窮人階層，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上升到富裕階層，富裕階層的財富越來越集中。這一驚人的現象證明世界貧富分化日趨嚴重，其實質就是金融資本對實業資本的全面勝利。
越南還處於工業化早期階段，必然會有一批廉價勞動力從農村轉向，從農業轉向工業，這個時候貧富差距比較大是非常自然的，這是發展階段的問題，而不是政治體制所帶來的問題。等到工業化到了一定程度，農業人口下降到一半甚至更少的時候，社會主義體制下的貧富分化，一定會小於自由資本主義體制。
中國的工業化到今天還沒有完全完成，我們的農業人口還有40%多。等到中國農業人口像法國一樣下降到20%以下以後，中國的貧富差距一定比法國小，這是我們的政治體制所決定的。
那些攻擊共產黨執政國家貧富差距大的西方媒體，實際上是混淆了發展階段和政治體制與貧富差距之間的關係，這是兩個不同的命題。
5
“人口販運”無法杜絕
鄭若麟評論認為，“人口販賣這種有組織的犯罪行動在過去存在，今天存在，很遺憾，將來很有可能還會繼續存在，因為人口販賣是利潤非常高的生意。
西方目前的政治體制下，看不到這類犯罪行動結束的前景。在歐洲，一方面合法移民政策十分嚴苛，另一方面對人口販運犯罪幾乎是無視的，這從近些年的人口販運犯罪規模就可看出。歐洲因此可以得到非常廉價的勞動力，而且不用負什麼責任。”
俄羅斯《觀點報》稱，“‘死亡貨車’表明歐洲奴隸貿易的規模”。報道稱，在歐洲官方語言中，這被稱為“人口販運”，但實際上這是“奴隸貿易”，與歐洲人300年前的做法大致相同。偷渡者被運到歐洲後被用來運輸毒品、賣淫和從事奴隸勞動。
“奴隸貿易”不可避免造成部分“活物”在運輸中損失。根據官方估計，過去的25年中，超過3.4萬移民在前往歐洲的途中喪生——每年1000多人，實際數字要比這多得多。報道稱，西方實際上一直在縱容這種“販奴”，它“早已不是世界民主和人權的標杆”。
鄭若麟指出這背後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全球化進程當中，西方有一部分統治階層需要來自外國的移民，以降低本國工人的勞動成本。因為在全球化進程當中，西方的產業資本發現，他們競爭不過中國等金磚國家的主要原因就是勞動力價格太高。要降低勞動力價格只有兩個辦法，要麼把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要麼“販奴”，把發展中國家低廉的勞動力引進西方發達國家，以補充他們廉價勞動力的缺乏。只有這樣，才有可能跟中國、印度、巴西、南非、俄羅斯等國家進行商業上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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