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攻击共产党执政国家贫富差距大的西方媒体，实际上是混淆了发展阶段和政治体制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
文 | 陈 冰
“死亡货车”事件已经发酵了将近一个星期，带给世界的是持续的震惊。这起案件在西方媒体的捕风捉影下不断反转，让全球舆论一片哗然。
最初BBC报道，警方指39名死者全部为中国籍，美国CNN马上发声认证，同时，美国广播公司ABC也默认了死者都是中国人。
由此，39具不明身份的尸体，瞬间刷屏全球各大新闻网站头条，让西方媒体开启了一场舆论狂欢。
起先，他们把矛头对准了中国，火力全开地渲染中国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不公等问题。后来，随着事件的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西方主流媒体又开始出现大量越南向欧洲非法移民的“深度调查”报道。这些报道宣称“这个共产党国家贫富太不均了，所以人们不惜以最冒险的方式前往西方”，一如上周惨案刚发生时指责中国一样。
旅法20年的资深时政专家郑若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打破西方自由、民主的幻象，不仅仅在法国向国人报道发生在法国的事，同时也在法国主流媒体上讲述“中国的故事”，对于外国主流媒体的一贯偏见，他已经见怪不怪。在不断反转的新闻舆论战背后，郑若麟向《新民周刊》记者独家透露了西方主流媒体如此步调一致、不遗余力地唱衰中国背后的五大真相。
1
为什么如此热衷有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
郑若麟评论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负面报道中国是他们的一种思维惯性，多少年来，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发展的道路方向与西方不一样，所以负面报道中国一直是西方媒体的一项既定方针。
在今天的历史背景下，负面报道中国又有了一个特殊的背景。这就是中国走的发展道路正在取得空前的、历史性的成功。这就给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新的发展样式。这对西方来说是非常难堪，也是非常致命的。因为西方一直向全世界宣传，西方的普世价值和发展道路是唯一的一条能够致富致强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树立了另外一种发展模式，对西方的选举、民主体制、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一个挑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西方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太好，甚至有日益下行的趋势，这样一来，中国蒸蒸日上的发展道路就对他们形成了威胁。在这种背景上，突然出现39人偷渡英国死亡的悲剧，正好被西方媒体抓住，用来对中国进行抹黑。
我相信，他们开始是真的以为这些人是中国人，这也是他们的惯性思维。在20年前的中国，确实有过一股移民、偷渡西方的浪潮，因为当时西方比我们富得多，而中国当时还处于发展中，很多人不相信中国能够赶上西方。西方很多人到今天对中国的印象依然停留在20年前的中国，这是非常可笑的，也是可悲的。
负面报道中国，在西方也属于政治正确的说法。因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政治体制早就被西方舆论、更重要的是被西方理论界说成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认为中国未来发展只有一个出口，就是民主化，选举化，走向西方的政治体制。
今天的中国不但没有出现这样的趋势，相反却发展得越来越好，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利用他们能够利用的所有的事例来说明中国的道路是失败的。
那么，偷渡的39人在他们看来就是证明中国的发展是失败的明证。为什么中国虽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他的人民却要逃离这个国家，那还不能说明这个体制是失败的吗？
利用这个事件来负面描述中国，我对此一点都不吃惊，这是他们的既定方针。他们过去是这么做的，今天依然在这么做，我可以断言将来他们还会继续这么做。
当然，西方媒体当中也还是有一些有良心、尊重事实、职业道德比较高尚的人存在，他们会逐渐地、更为客观地报道中国，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到将来他们也是少数。”
2
中国为何有底气硬怼？
10月25日，CNN一名驻华记者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问了一个“很不合时宜，也没有得分”的问题，华春莹反问道：“你这个出发点是很有问题的，反映出你思想深处或者说你代表的美国一些媒体的问题。你到底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呢?”
同时，华春莹直指死亡卡车事件背后涉及的主要问题是非法偷渡。之后，央视也怒批CNN欠39个遇难者家属一个道歉。
对此，郑若麟认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霸气回应，让中国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们走的这条道路是符合我们的民族特性、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国家的一条道路。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就能够走得比西方更好，更远，更强。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对类似批评中国，指责中国，负面抹杀中国的不实报道的回应，必然会越来越强硬，越来越干脆。”
3
偷渡还赚钱吗？
中国官方做了一系列严正回应，但外媒还是铺天盖地批评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好像他们的国家真的是天堂一般。
这篇文章中写到——
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来的，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让一些中国人民对环境失望甚至绝望了…………转而向外寻找新的出路。
而欧洲甚至美国的富裕生活对他们来说极具吸引力，并且会有更自由的民主的氛围。
事实真的如此吗？
郑若麟指出，过去，西方国家民众普遍平均工资比中国人高，这是事实。“我上世纪90年代初刚到法国时，我的工资是56元人民币，法国最低平均工资是4400法郎，当时一个法郎等于1.2个人民币，我们可以想象两者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用汇率来衡量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实际上是莫大的历史误会。如果用平价购买力来衡量，“我拿56元的时候，当时中国城市的房租也就一块多。法国人拿4400法郎最低平均工资的时候，房租却占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
“当时假如一个中国人从中国偷渡到法国，月收入从56元人民币变成4400法郎，诱惑力还是非常大的。
二十年前，这个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但差距依然明显。偷渡者如果花三万五万美元支付偷渡费，在国外两三年就能赚回来。
但到了十年前，中国的致富机会已经与西方相等，甚至于超过西方。尽管西方绝对工资依然高于中国，但是西方世界失业率已经越来越高，要在西方打黑工或者找一份正式工作，都已经变得非常困难，所以从十年前开始，偷渡到欧洲，已经是不可思议的计划了。
中国近十年的变化，远远超过很多西方媒体的想象。
反过来，如今法国的失业率已经高达8%-9%，一半以上法国人拿最低工资，约1600多欧元，扣完税以后拿到手也就是1100多欧元，相当于人民币8000元到9000元，问题是法国的物价比中国贵得多。房价在巴黎也高得惊人，20平方米的小房间，房租可能就要近千欧元。”
4
为何开始攻击越南？
随着事件的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西方主流媒体又开始出现大量对越南向欧洲非法移民的“深度调查”报道。这些报道宣称“这个共产党国家贫富太不均了，所以人们不惜以最冒险的方式前往西方”，一如上周惨案刚发生时指责中国一样。
那么，西方的贫富差距比越南小吗？
郑若麟认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民主体制下的一些国家开始实行福利政策，贫富差距一度有所缩小，但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依然是发展不平均，贫富分化日趋严重。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收入最高的10%人群占据着大约三分之一的社会总财富；到了2000年，西欧和美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60%；而2014年则进一步急升至70%至75%。也就是说，10%的高收入人群占据了75%的社会财富。
现在法国穷人越来越多，中产阶级急剧萎缩，大多数人都掉进了穷人阶层，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上升到富裕阶层，富裕阶层的财富越来越集中。这一惊人的现象证明世界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其实质就是金融资本对实业资本的全面胜利。
越南还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必然会有一批廉价劳动力从农村转向，从农业转向工业，这个时候贫富差距比较大是非常自然的，这是发展阶段的问题，而不是政治体制所带来的问题。等到工业化到了一定程度，农业人口下降到一半甚至更少的时候，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贫富分化，一定会小于自由资本主义体制。
中国的工业化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完成，我们的农业人口还有40%多。等到中国农业人口像法国一样下降到20%以下以后，中国的贫富差距一定比法国小，这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
那些攻击共产党执政国家贫富差距大的西方媒体，实际上是混淆了发展阶段和政治体制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
5
“人口贩运”无法杜绝
郑若麟评论认为，“人口贩卖这种有组织的犯罪行动在过去存在，今天存在，很遗憾，将来很有可能还会继续存在，因为人口贩卖是利润非常高的生意。
西方目前的政治体制下，看不到这类犯罪行动结束的前景。在欧洲，一方面合法移民政策十分严苛，另一方面对人口贩运犯罪几乎是无视的，这从近些年的人口贩运犯罪规模就可看出。欧洲因此可以得到非常廉价的劳动力，而且不用负什么责任。”
俄罗斯《观点报》称，“‘死亡货车’表明欧洲奴隶贸易的规模”。报道称，在欧洲官方语言中，这被称为“人口贩运”，但实际上这是“奴隶贸易”，与欧洲人300年前的做法大致相同。偷渡者被运到欧洲后被用来运输毒品、卖淫和从事奴隶劳动。
“奴隶贸易”不可避免造成部分“活物”在运输中损失。根据官方估计，过去的25年中，超过3.4万移民在前往欧洲的途中丧生——每年1000多人，实际数字要比这多得多。报道称，西方实际上一直在纵容这种“贩奴”，它“早已不是世界民主和人权的标杆”。
郑若麟指出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全球化进程当中，西方有一部分统治阶层需要来自外国的移民，以降低本国工人的劳动成本。因为在全球化进程当中，西方的产业资本发现，他们竞争不过中国等金砖国家的主要原因就是劳动力价格太高。要降低劳动力价格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把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要么“贩奴”，把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劳动力引进西方发达国家，以补充他们廉价劳动力的缺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跟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家进行商业上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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