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山東的李璮原先臣服於蒙古，1262年二月率軍投降宋朝。1262年三月，忽必烈派哈必赤、史天澤率兵攻打李璮。四月，李璮被史天澤圍困在濟南，經過長達四月的圍城，李璮後勤補給不足。七月，濟南城破，李璮投大明湖，由於水淺並未淹死，被蒙軍生擒，史天澤斬殺李璮于軍前。南宋王朝對投誠的李璮並未重視，導致李璮被蒙軍攻殺，整個山東地區也盡歸蒙古直接統治，南宋東部防線的壓力比以前更大。
其實，早在1259年，忽必烈的謀臣郝經就提出“先荊後淮，先淮後江”的攻宋戰略。1260年，郭侃又向忽必烈建議：“宋國雖然據守東南，以吳越為腹地，但是整個南宋的命脈則是在荊州和襄州而已。因此，應當先攻取襄陽，襄陽城破則南宋王朝門戶大開，兵鋒直指臨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拿下臨安，那麼江淮地區、巴蜀地區也不攻自破。”但當時忽必烈急於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郝經、郭侃的建議並未引起忽必烈的重視。1267年十一月，劉整再次向忽必烈進獻攻滅南宋戰略。劉整認為“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啟混一之機。臣願效犬馬勞，先攻襄陽，撤其扞蔽。”南宋朝廷對劉整的投降也頗為頭疼，於是想出一萬全之策，派一僧人潛入蒙軍軍營，帶著金印和牙符，準備授予劉整盧龍軍節度使，並封為燕郡王。若劉整再回心轉意，當為上上策。若是劉整不投降，那南宋派人誘降劉整這件事也必須讓忽必烈知道，這樣劉整必然會落得通敵的嫌疑，重則被殺，輕則不被重用。南宋王朝的計謀雖好，但並未成功。忽必烈得知此事後派人詢問劉整，劉整則親自拜見忽必烈說明情況，表明忠心。忽必烈重賞劉整，誅殺僧人。十一月，劉整獻策，再次強調襄陽的戰略地位：“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勿戍，使宋得築為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
由於劉整深知南宋內情以及戰略佈局，忽必烈又非常重視他的建議並予以採納，因此蒙宋戰爭進入了新階段。蒙古滅宋戰爭的進攻重點改為襄樊，實現了由川蜀戰場向荊襄戰場的轉變。襄樊地處南陽盆地南端，襄陽、樊城在漢水南北，互成犄角，“跨連荊豫，控扼南北”，地勢十分險要，自古以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明末清初著名歷史軍事地理學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湖广部分的序中，開篇即說：“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何言乎重在襄陽也？夫襄陽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並東南。東南得之，亦可以圖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陽也。”顧氏認為襄陽的戰略地位，不僅位居湖廣幾個戰略重鎮的頭把交椅，甚至為天下之腰膂和要衝。在評價唐初於襄陽置山南道時，又評價襄陽乃“天下之要領，襄陽實握之”。以“腰膂”與“要領”並譽，襄陽的軍事戰略地位不言而喻。當然，南宋軍隊對襄陽也是派重兵防守。
忽必烈根據劉整的建議，迅速確立了以襄陽為攻取南宋的突破口。蒙軍實施對襄陽的戰略包圍，並確立了圍城打援的方針，使襄陽城成為一座孤城。忽必烈為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進行了周密地部署。所謂打蛇打七寸，這一次忽必烈對襄樊地區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在鞏固佔領地區的同時，不斷蠶食，緊縮包圍，堅決貫徹“毋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的戰略意圖。同時，蒙古西路軍汪良臣等攻打四川、重慶地區，東路軍董文炳在淮西地區也築城備戰，東西兩路牽制宋軍，全力策應中路主力，使宋軍無法確認蒙軍的進攻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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