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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歷史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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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史學在經過先秦至唐五代這一時期的形成與發展，直至兩宋時期，我國古代史學空前繁榮，史家與史著眾多，無論是正史修纂還是私家撰史都出現了極為繁榮的景象。

兩宋時期史學發展出現許多新的特點，其中以地區為代表的區域史學更為突出，四川則是當時史學重鎮。

兩宋時期四川史學的繁榮體現在以北宋蘇洵、蘇軾父子、範祖禹等史家，南宋李燾、李心傳等為代表的眾多四川史家的湧現，同時也出現了諸如《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東都事略》等諸多具有代表性的史著。

眉山三蘇祠蘇東坡雕像

這些四川史家及他們的史著也成為兩宋史學的重要代表，可見當時四川史學極度繁榮。

由於四川社會長期安定發展，印書、藏書之風極為盛行，促使四川史家輩出，名著迭見，史學極為發達，因此四川史學在兩宋史學中佔有重要的位置。

“二李”為代表的兩宋時期四川史家

兩宋時期，四川史家與史著就成為當時史學發展中及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也是兩宋史學發展史中具有代表性的史學流派。

在《宋元學案》中有關兩宋學術的敘述中，已經有“西蜀史學”的相關提法；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就指出，對宋代以後史學發展產生影響的兩宋史學三派中，四川的蘇氏父子、李燾就佔據其中兩席。

宋代最具史料價值的三部私撰史著，也是現在學人研究宋史而必讀的史著：《續資治通鑑長編》、《東都事略》、《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續資治通鑑長編

足可見在兩宋時期四川史學在全國史學中已經佔有一席之地，併成為兩宋史學中重要的部分。

兩宋時期四川最具代表性的編年史家則是李燾和李心傳，其史著也堪稱兩宋私家編年史之典範。

二李畢生都致力於對本朝文獻的蒐集與整理，並在此基礎上對當代史進行編寫，堅持數年終成史書。

李燾所撰《續資治通鑑長編》（下稱《長編》）是其作為重要的歷史著作，正如他在作者自述中所言“綱羅收拾垂四十年”，為撰寫此書幾乎耗盡他的一生精力。

李燾編撰《長編》的目的十分明顯，其撰寫此書的動機與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的目的是一致的，希望通過此書：

“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鑑》也，先使僚屬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為叢目，叢目即成，乃修長編。”

遼寧圖書館藏宋本續資治通鑑長編

李燾在編撰《長編》過程中態度極為認真嚴肅，反覆修訂多次，幾經抄錄。他前後為《長編》四次進表，《長編》一書更是五次向朝廷上進，終成此書。

為編撰《長編》，李燾花費大量的時間收集資料，並大量閱讀相關史料，確保此書所載史料價值頗高。

李燾所撰《長編》載北宋九朝史事，正文共九百八十卷，全書取材“寧繁勿略”，是北宋一朝“實錄、正史之外，凡傳記小說才摭殆盡。”

本書的卷帙磅礴，文獻來源極為豐富，不僅僅是兩宋私家史著中的典範，也堪稱中國私家史著的典型代表，在中國史學史上留下濃彩重抹的一筆。

李燾除撰有《長編》外，其還撰有《續皇朝百官公卿表》、《天禧以來諫官年表》、《天禧以來御史年表》、《宋政錄》、《宋兩朝名臣傳》等眾多著作。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李心傳所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下稱《系年要錄》）則是四川兩宋史學家撰成的另一部極具影響的私家史著，繼李燾《長編》之後，記敘始於建炎元年（1127），止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南宋高宗一朝三十六年間的歷史，全書卷帙也足達二百卷之多。

《系年要錄》取材以當朝《中興會要》、《日曆》為主，同時參考野史、家乘、案牘、志狀、奏議等資料，可見此書收錄資料廣泛，可信度高，加之全書的綱目明晰，便於檢索，此書則成為研究南宋政治、軍事、文化以及宋金關係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參考資料，史料價值極高。

李心傳另撰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下稱《朝野雜記》），全書分為甲乙兩集各二十卷，此書則可以被稱為《系年要錄》的姊妹篇。

此書記南宋高、孝、光、寧四朝之事，全書內容涵蓋禮樂政刑及職官科舉兵農食貨等，所記內容可謂全面而豐富，內容磅礴。

李心傳除撰有以上兩書外，還撰有《孝宗要略初草》、《道命錄》、《西陲泰定錄》等多部著作。

兩宋時期，李燾、李心傳為代表的四川史家是宋代私家修史者的代表，他們所撰的《長編》、《系年要錄》也成為了兩宋時期最具影響力的私家史著。

雖兩書非官修正史，但現今歷史學者在研究宋代歷史時，必將參閱“二李”之書，可見二書的史料價值。

“二李”在兩宋時期史學界的地位正是四川籍史家最為典型的代表，也為宋代史學的發展和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

宋代四川發行的交子

兩宋時期四川史學的特點

在這樣一個史學全面繁榮的時期，史學的繁榮所展現出的特點是多樣化的，而作為兩宋史學的重鎮四川其史學的發展也具有自身的特色。

這些史學發展的新特點也逐步的與當時史學發展的路徑相一致，為兩宋史學的繁榮與推薦起到不可磨滅的作用。

當時四川史學的自身特點主要有以下的幾個方面：

1、在編修和史料整理中對當代史的重視和利用

就宋代史學的一般特點來說，詳於當代史的編撰和史料整理是較為明晰和突出的。

在宋代，官修史書有本朝修本朝史及前代史的特點，因此進入宋代以來，官府修史和對史料整理的活動就極為頻繁。

進入南宋以後，因女真族的入侵，北宋政權崩潰，北宋存於中原的大量典籍受戰爭之亂，損失殆盡。

正是在這樣特殊的背景之下，眾多史家開始奮發著書，他們歷盡艱辛，四處蒐集各類遺存文獻，在南宋一朝出現了盛極一時的本朝史書編修和史料整理，不管是官修還是私修的史著大量問世，將兩宋的史學推到了新的高峰。

宋代川峽四路政區圖

這些史著中不乏現在被學者們所極力推薦且學術價值頗高的史著，如呂祖謙《宋文鑑》、朱熹《八朝名臣言行錄》、汪藻《元符庚辰以來詔旨》、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趙汝愚《類宋朝諸臣奏議》等，而推動此風氣的主流，則在當時的四川。清代史學家劉鹹炘指出：

“宋人之於史，有後世所不及者一端，則掌故記注之學是也。呂氏（呂祖謙）雖傳中原文獻，而南渡掌故之宗則在蜀中，蓋其地自唐以來久不被火災，而印書之風又甚盛也。”

可見南宋時四川史學在當時全國史學界的地區首屈一指，修史和史料整理之風尤盛。

四川史家多長於編修和整理史料從事本代史的撰述，熟於本朝文獻掌故，在官修本朝史中亦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從當時四川史家編修和整理史料的盛風完全可以說明，兩宋時期四川史學代表了當時史學的主流，這種對當代史擅長編修和史料整理的特點是這一時期四川史學的顯著特點，也是和兩宋時期史學發展規律和特點相一致的。

2、重視對地方歷史的垂鑑

兩宋時期史學的繁榮之地有浙江、江西、四川等，作為當時史學繁榮之地的四川，當地的史家不僅僅對整個國朝之史十分重視，同時也對本地歷史、地理等十分重視考察，為朝廷提供治蜀、用蜀的借鑑。

宋代以前，四川歷史上曾多次出現割據叛亂之戰，從歷史上看，治蜀之道顯得極為重要，蜀難治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中央王朝統治之下各地治理需要不同的策略和方式。

在北宋前期，四川地區先後爆發了王小波、李順，以及宋真宗時王均領導下的多次起義，在南宋時期也發生了吳曦的割據叛亂，因此兩宋時期統治者始終對當時四川地區的治理感到難度重重。

王小波起義畫像圖

在朝廷對治蜀感到憂懼之時，四川的史家們則著眼與四川歷史的考察，撰著以供朝廷治蜀之鑑，因此在兩宋時期出現了眾多關於如何治理四川的著作。

這類治蜀著作中最為有名的是成都新津人張唐英所撰的《蜀檮杌》。是書宋人書目共記為十卷，今本分上下二卷，記載前、後蜀史事，其意不僅在於總結後蜀王、孟政權治蜀的經驗教訓，以此為當朝統治者借鑑。

在南宋時期，四川史家更是重視對本地地理位置等信息的考察，分析四川的地理位置所具有的獨特性，為朝廷用蜀提供借鑑。

有關這類著作中，最為出名的是由四川資中人郭允蹈所撰的《蜀鑑》，是書記事起於秦取南鄭，下至宋平孟昶, 共計一千三百年蜀地之事。

郭允蹈撰《蜀鑑》的目的在於為當時的朝廷提供如何利用四川地理優勢去抵禦外來入侵，同時也可以為當時的朝廷提供更多好的治理地方政權的可鑑戒的材料。

李心傳所撰《西陲泰定錄》共九十卷，記載吳曦叛變前後二十年間關乎“國家大政令、邊防大節目”的事件過程。此書能為朝廷提供如何加強邊區防務提供借鑑的材料。

除上述幾本關於四川地方史地垂鑑之書外，另外還有不少關於對四川地方治理相關的書籍，如句廷慶的《錦裡耆舊傳》、董淳的《孟昶紀事》、員興宗的《西陲筆略》等書。

這些書均是對當時四川地方歷史記述和如何去治理四川相關的史書，這些書籍無不為當時乃至後朝對如何治理四川的政策提供了可鑑的素材。

孟昶畫眉扇

3、豐富多彩的史書體裁

編纂體裁的豐富與多樣化在兩宋時期四川史學的發展中表現極為的明顯，這可以從四川史家所撰的史著中體現出來。

編年體史書中，以李燾《長編》、李心傳《系年要錄》為當時的代表；

而紀傳體裁的史書則是以蘇轍所撰《古史》六十卷，是書記載遠古至秦的歷史事件，此書與王稱父子的《東都事略》並稱為這一時期難得的私家撰述紀傳體史書；

會要體史書則有李攸的《皇朝事實》、李心傳的《朝野雜記》；

紀事本末體則有彭百川的《太平治跡統類》、《中興治跡統類》、楊仲良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典制體史書則有魏了翁《國朝通典》；年譜體裁史書有史守道《國朝名賢年譜》、孫汝聽《三蘇年譜》、何友諒《白居易年譜》等；

地理史書有稅安禮的《歷代地理指掌圖》；

傳記類史書則有費樞的《廉吏傳》、張唐英的《宋名臣傳》、王當的《春秋列國名臣傳》等。

除以上的一些四川史家的史著外，張開的《峨眉志》、袁觀的《潼川府圖經》、楊泰之的《普州志》、呂昌朋的《嘉州志》等書，均為圖經、方誌類的著述。

從以上所列史著可以看出當時四川史家撰述體裁選取的廣泛性，並非僅僅侷限於一兩種典型的體裁編纂史書。

宋代理學名家魏了翁創辦的鶴山書院

兩宋四川史家善於運用多種體裁編纂史書，成為這一時期全國史學發展中的一個典型代表。

史書體裁的廣泛運用，這同四川史家在撰述過程中活躍的思想密不可分，同時這種活躍思維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持了史書體裁的創造活力，充分的展現出兩宋時期四川史學在歷史編纂學方面在佔有一定的領先地位，對宋代史學的推進和發展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兩宋時期四川史學繁榮的成因

眾所周知，兩宋時期是我國史學最為繁榮的時期，中國古代史學也進入了一個高峰，無論是官修史書還是私修史書都蔚然成風，出現這種情況無不都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

兩宋時，我國史學重鎮中，四川則是其中之一，正是因為四川地區湧現出大量的史學家及優秀的史學著作，此時的四川完全可以與浙江、江西等史學重鎮相互抗衡。

四川史學的繁榮得益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1、穩定的社會環境

兩宋時期四川史學的繁榮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條件。

從歷史上看，四川自宋太祖下旨讓王全斌、趙光義出兵滅後蜀以後，該地區一直是在宋王朝的統治之下，除南宋末年宋蒙戰爭出現了一段為數不長的戰亂外，其餘的時間四川的社會是相對穩定的，並無戰禍之苦。

因此，它在唐五代前後蜀的基礎之上能有較好的發展，經濟社會並未出現大的波動，這為四川史學家能在此安定生活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兩宋時期的成都是西南的大都會，是最大的物資集散地，是當時國內經濟最為繁榮的地區之一，其也是延續唐代以來的持續發展，在唐代就有“揚一益二”之說。

宋代成都輿圖

四川商業在宋代十分發達，各種物資匯聚於此，如《東園記》中載：

“成都西南大都會，素號繁麗，萬井雲錯，百貨川委，高車大馬決驟於道遠，層樓複閣蕩摩於半空。”

正是經濟社會的穩定繁榮，也促進了區域的文化發展，無論是四川還是外來的文人史家都願意來此生活，以求安穩讀書撰史。

在四川穩定的社會背景下，加之經濟的快速發展，大量的勞動力人群從農業勞動中解放出來，受唐和五代後蜀文化等影響，使得更多的人投身文化生產中。

他們不僅從事與文化相關的商品生產，同時有部分人也在從事文化生產的同時利用讀書的便利向文人轉變，其家族成員受這種氛圍影響而轉為讀史、撰史，成為私撰史家。

2、科技發展的促進作用

宋代造紙業與雕版印刷術同前代相比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造紙業因原料的多樣化大大提高紙張的質量。

雕版印刷術

宋代造紙業的發達促進印刷業的進一步發展，全國範圍來看，四川所產的“蜀紙”極為有名。

成都為中心的整個四川當時社會經濟穩步發展，整個區域內的雕版印刷、紙製業等極為發達，如成都周邊的邛崍、眉州（現四川眉山市）等地均有眾多雕版印刷作坊和造紙作坊，為各種書籍的印刷創造了先決條件。

由於當時蜀紙質量優、數量大、品種多，在全國範圍內獨領風騷，因此也成為史書印刷所最常採用的紙張。

據相關文獻記載，兩宋時期用蜀紙印刷而成的經史子集各類書籍不可勝數，這為當時四川地區史家便於獲取各類書籍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宋代四川的雕版印刷十分興盛，當時四川的雕版印書一般分為三種方式：其一是有官方組織的刻印書籍。如北宋開寶四年，宋太祖詔高品、張從信到成都籌刻《大藏經》。

其二是作坊刻本。兩宋時期四川地區的作坊很多，幾乎遍及全川各地，各州學、監司、書院等都在刻印，尤其以成都的辛氏、郭家，西蜀崔氏，成都龍池坊卞家，臨邛李叔僅、韓醇，浦江魏了翁，眉山的萬卷堂、書隱齋等，這些都是兩宋時期四川最為著名的刻書坊。

其三是私家刻本。在兩宋時期四川地區的私家刻本眾多，無法統計，如北宋時期成都的彭乘“聚書萬餘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蜀本《元微之集》、《白氏長慶集》均為世珍。

另還有蜀醫唐慎微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眉山的程舍人等，均是著名的私刻本和刻書家。

宋代成都已成為了我國最大的書市，刻本書是以成都為中心，包括廣都、眉山等地。

蜀本書籍不僅僅品種全，且數量多而且刻工精湛，版式疏朗，宋刻本在兩宋時期始終居於全國的中心地位。

進入南宋時期，成都雕版印刷中心的地位逐漸被眉山取代。眉山的刊刻業特別興盛，所刻內容涉獵廣泛，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醫藥雜記等無不刊刻，上起先秦，下迄宋代。

這些刊刻的書籍中，史部書籍眾多，這無不為當時四川乃至全國的史學研究和史書撰寫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也促進當時四川史學的快速發展與崛起。

3、藏書盛行與向學之風

隨著四川地區雕版印刷業的快速發展，四川刊印書籍數量劇增，各種書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於四川各地。

仿宋蝴蝶裝書籍

正是在這種氛圍之下，在兩宋時期四川出現了眾多的藏書家和藏書樓。

四川北宋時期藏書家有成都郫縣李定，另在當時眉州（今眉山）的“孫家書樓”，書樓系眉山人孫長孺所建，書樓建自唐代，到宋時藏書量了得，為宋代四川任何藏書家所不及。

在當時的四川眉州丹稜縣也有頗為豐富的藏書，如史子永、史南寺、楊素翁等，其中的楊素翁為南宋大史學家丹稜李燾的嶽祖父，其家富資財，崇尚風雅，藏書頗豐。

而李燾的父李中為大觀三年(1109)進士，政和五年知仙井監，後累官至左朝奉散大夫，為政廉直，尤通習宋朝典故，“家藏書數萬卷”。

李燾繼承其父的書，也成為了南宋眉州地區有名的大藏書家，其中諸多藏書中尤為以經史子集類書為盛，因此他能有輝煌的史學成就也就不足為奇。

除成都和眉州外，在四川多地也有眾多藏書家，如榮州（今自貢榮縣）助教張頤、李東、閬州新井（今南充南部縣）蒲宗孟、內江人趙逵、瀘州人程賁、青神人楊泰之等均是當地有名的藏書之人。

宋代最為有名的四川藏書家非魏了翁莫屬，其也是宋代的理學大師。他在邛州（今成都邛崍）城西的白鶴山下開辦鶴山書院，收徒講學。

在講學同時，其也開始收藏各類書籍，據相關文獻記載，魏了翁當時收藏各類書達十萬卷之多，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四川刻書業的發達，藏書也在四川地區成為社會風尚。

正是由於眾多藏書家收藏了數量巨大的藏書，為當時的史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礎，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則是南宋著名的私修史家李燾。

宋代李燾手書“巽崖書屋”

李燾之父李中在家就有大量的藏書，這有助於李燾從小就能閱讀到大量經史之書，其正是利用其家所藏之書，潛心研究整理各類史料，成就其撰成《續資治通鑑長編》及其他眾多史著。

兩宋時，四川地區的向學之風逐漸濃厚，尊師重教蔚然成風，這從眾多文獻記述材料可以知道。在宋代，官府重視辦學，大力興辦學校和書院。

四川地區的學校眾多，一般在州縣均設有學校，據清康熙《四川通志》卷五中《學校》統計，宋代四川地區有州學13所、縣學42所、書院13所、鎮學8所、共計76所，這充分反映出宋代四川地方政府對教育的重視。

兩宋四川地區的教育最為發達的地方為成都、眉州、嘉州、榮州等地，而這些地方正是四川史學家最為集中的地方，如李燾、李心傳、王賞、王稱等人均來自於這些地方。

他們生長之地當時四川學風尤盛，為他們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創造了條件。如李燾從小因其家風嚴格，其父李中為其提供良好的教育環境，自小李燾在家鄉龍鵠山讀書時，一心向學，熟讀經史之書，為其在治史方面取得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而李心傳有如此大的史學成就也得益於獲得良好的教育環境，其小在四川家鄉接受良好的教育，14歲時隨父親李舜臣遷居臨安。

其父李舜臣時任宗正寺主簿，掌握官藏史書。李心傳近水樓臺，從小浸淫於此中，這為他的史學成就提供了極好的條件。

除以上二位外，諸多四川史家均因為當時四川地區向學之風獲得良好的教育，從而成就諸位在史學方面的巨大成就，在此不一一載述。

結 論

兩宋時期史學的重鎮四川則對當時全國史學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如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等均是當代史中的典範。

兩宋時期四川地區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向學之風學術風氣良好、印刷造紙技術和藏書豐富。經過長期的經濟發展和文化的積累，書籍資料越發的豐富，這對當時宋代四川史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故因如此，安定的社會環境，豐富的藏書和文獻典籍資料，時代發展對思想學術的鼓勵，加上向學史家的自身努力，造就了四川眾多史家在兩宋時期為國家命運、民族前途，將他們的一腔熱情通過奮發撰文而匯聚於他們的著述中，進而推動兩宋時期四川史學的繁榮，也為兩宋時期全國史學的大發展做出自身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