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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历史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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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史学在经过先秦至唐五代这一时期的形成与发展，直至两宋时期，我国古代史学空前繁荣，史家与史著众多，无论是正史修纂还是私家撰史都出现了极为繁荣的景象。

两宋时期史学发展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其中以地区为代表的区域史学更为突出，四川则是当时史学重镇。

两宋时期四川史学的繁荣体现在以北宋苏洵、苏轼父子、范祖禹等史家，南宋李焘、李心传等为代表的众多四川史家的涌现，同时也出现了诸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东都事略》等诸多具有代表性的史著。

眉山三苏祠苏东坡雕像

这些四川史家及他们的史著也成为两宋史学的重要代表，可见当时四川史学极度繁荣。

由于四川社会长期安定发展，印书、藏书之风极为盛行，促使四川史家辈出，名著迭见，史学极为发达，因此四川史学在两宋史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二李”为代表的两宋时期四川史家

两宋时期，四川史家与史著就成为当时史学发展中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也是两宋史学发展史中具有代表性的史学流派。

在《宋元学案》中有关两宋学术的叙述中，已经有“西蜀史学”的相关提法；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就指出，对宋代以后史学发展产生影响的两宋史学三派中，四川的苏氏父子、李焘就占据其中两席。

宋代最具史料价值的三部私撰史著，也是现在学人研究宋史而必读的史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续资治通鉴长编

足可见在两宋时期四川史学在全国史学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并成为两宋史学中重要的部分。

两宋时期四川最具代表性的编年史家则是李焘和李心传，其史著也堪称两宋私家编年史之典范。

二李毕生都致力于对本朝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史进行编写，坚持数年终成史书。

李焘所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是其作为重要的历史著作，正如他在作者自述中所言“纲罗收拾垂四十年”，为撰写此书几乎耗尽他的一生精力。

李焘编撰《长编》的目的十分明显，其撰写此书的动机与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一致的，希望通过此书：

“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僚属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即成，乃修长编。”

辽宁图书馆藏宋本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在编撰《长编》过程中态度极为认真严肃，反复修订多次，几经抄录。他前后为《长编》四次进表，《长编》一书更是五次向朝廷上进，终成此书。

为编撰《长编》，李焘花费大量的时间收集资料，并大量阅读相关史料，确保此书所载史料价值颇高。

李焘所撰《长编》载北宋九朝史事，正文共九百八十卷，全书取材“宁繁勿略”，是北宋一朝“实录、正史之外，凡传记小说才摭殆尽。”

本书的卷帙磅礴，文献来源极为丰富，不仅仅是两宋私家史著中的典范，也堪称中国私家史著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浓彩重抹的一笔。

李焘除撰有《长编》外，其还撰有《续皇朝百官公卿表》、《天禧以来谏官年表》、《天禧以来御史年表》、《宋政录》、《宋两朝名臣传》等众多著作。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李心传所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称《系年要录》）则是四川两宋史学家撰成的另一部极具影响的私家史著，继李焘《长编》之后，记叙始于建炎元年（1127），止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南宋高宗一朝三十六年间的历史，全书卷帙也足达二百卷之多。

《系年要录》取材以当朝《中兴会要》、《日历》为主，同时参考野史、家乘、案牍、志状、奏议等资料，可见此书收录资料广泛，可信度高，加之全书的纲目明晰，便于检索，此书则成为研究南宋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宋金关系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史料价值极高。

李心传另撰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下称《朝野杂记》），全书分为甲乙两集各二十卷，此书则可以被称为《系年要录》的姊妹篇。

此书记南宋高、孝、光、宁四朝之事，全书内容涵盖礼乐政刑及职官科举兵农食货等，所记内容可谓全面而丰富，内容磅礴。

李心传除撰有以上两书外，还撰有《孝宗要略初草》、《道命录》、《西陲泰定录》等多部著作。

两宋时期，李焘、李心传为代表的四川史家是宋代私家修史者的代表，他们所撰的《长编》、《系年要录》也成为了两宋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私家史著。

虽两书非官修正史，但现今历史学者在研究宋代历史时，必将参阅“二李”之书，可见二书的史料价值。

“二李”在两宋时期史学界的地位正是四川籍史家最为典型的代表，也为宋代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宋代四川发行的交子

两宋时期四川史学的特点

在这样一个史学全面繁荣的时期，史学的繁荣所展现出的特点是多样化的，而作为两宋史学的重镇四川其史学的发展也具有自身的特色。

这些史学发展的新特点也逐步的与当时史学发展的路径相一致，为两宋史学的繁荣与推荐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当时四川史学的自身特点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

1、在编修和史料整理中对当代史的重视和利用

就宋代史学的一般特点来说，详于当代史的编撰和史料整理是较为明晰和突出的。

在宋代，官修史书有本朝修本朝史及前代史的特点，因此进入宋代以来，官府修史和对史料整理的活动就极为频繁。

进入南宋以后，因女真族的入侵，北宋政权崩溃，北宋存于中原的大量典籍受战争之乱，损失殆尽。

正是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之下，众多史家开始奋发著书，他们历尽艰辛，四处搜集各类遗存文献，在南宋一朝出现了盛极一时的本朝史书编修和史料整理，不管是官修还是私修的史著大量问世，将两宋的史学推到了新的高峰。

宋代川峡四路政区图

这些史著中不乏现在被学者们所极力推荐且学术价值颇高的史著，如吕祖谦《宋文鑑》、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汪藻《元符庚辰以来诏旨》、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赵汝愚《类宋朝诸臣奏议》等，而推动此风气的主流，则在当时的四川。清代史学家刘咸炘指出：

“宋人之于史，有后世所不及者一端，则掌故记注之学是也。吕氏（吕祖谦）虽传中原文献，而南渡掌故之宗则在蜀中，盖其地自唐以来久不被火灾，而印书之风又甚盛也。”

可见南宋时四川史学在当时全国史学界的地区首屈一指，修史和史料整理之风尤盛。

四川史家多长于编修和整理史料从事本代史的撰述，熟于本朝文献掌故，在官修本朝史中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当时四川史家编修和整理史料的盛风完全可以说明，两宋时期四川史学代表了当时史学的主流，这种对当代史擅长编修和史料整理的特点是这一时期四川史学的显著特点，也是和两宋时期史学发展规律和特点相一致的。

2、重视对地方历史的垂鉴

两宋时期史学的繁荣之地有浙江、江西、四川等，作为当时史学繁荣之地的四川，当地的史家不仅仅对整个国朝之史十分重视，同时也对本地历史、地理等十分重视考察，为朝廷提供治蜀、用蜀的借鉴。

宋代以前，四川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割据叛乱之战，从历史上看，治蜀之道显得极为重要，蜀难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央王朝统治之下各地治理需要不同的策略和方式。

在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先后爆发了王小波、李顺，以及宋真宗时王均领导下的多次起义，在南宋时期也发生了吴曦的割据叛乱，因此两宋时期统治者始终对当时四川地区的治理感到难度重重。

王小波起义画像图

在朝廷对治蜀感到忧惧之时，四川的史家们则着眼与四川历史的考察，撰著以供朝廷治蜀之鉴，因此在两宋时期出现了众多关于如何治理四川的著作。

这类治蜀著作中最为有名的是成都新津人张唐英所撰的《蜀梼杌》。是书宋人书目共记为十卷，今本分上下二卷，记载前、后蜀史事，其意不仅在于总结后蜀王、孟政权治蜀的经验教训，以此为当朝统治者借鉴。

在南宋时期，四川史家更是重视对本地地理位置等信息的考察，分析四川的地理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为朝廷用蜀提供借鉴。

有关这类著作中，最为出名的是由四川资中人郭允蹈所撰的《蜀鉴》，是书记事起于秦取南郑，下至宋平孟昶, 共计一千三百年蜀地之事。

郭允蹈撰《蜀鉴》的目的在于为当时的朝廷提供如何利用四川地理优势去抵御外来入侵，同时也可以为当时的朝廷提供更多好的治理地方政权的可鉴戒的材料。

李心传所撰《西陲泰定录》共九十卷，记载吴曦叛变前后二十年间关乎“国家大政令、边防大节目”的事件过程。此书能为朝廷提供如何加强边区防务提供借鉴的材料。

除上述几本关于四川地方史地垂鉴之书外，另外还有不少关于对四川地方治理相关的书籍，如句廷庆的《锦里耆旧传》、董淳的《孟昶纪事》、员兴宗的《西陲笔略》等书。

这些书均是对当时四川地方历史记述和如何去治理四川相关的史书，这些书籍无不为当时乃至后朝对如何治理四川的政策提供了可鉴的素材。

孟昶画眉扇

3、丰富多彩的史书体裁

编纂体裁的丰富与多样化在两宋时期四川史学的发展中表现极为的明显，这可以从四川史家所撰的史著中体现出来。

编年体史书中，以李焘《长编》、李心传《系年要录》为当时的代表；

而纪传体裁的史书则是以苏辙所撰《古史》六十卷，是书记载远古至秦的历史事件，此书与王称父子的《东都事略》并称为这一时期难得的私家撰述纪传体史书；

会要体史书则有李攸的《皇朝事实》、李心传的《朝野杂记》；

纪事本末体则有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中兴治迹统类》、杨仲良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典制体史书则有魏了翁《国朝通典》；年谱体裁史书有史守道《国朝名贤年谱》、孙汝听《三苏年谱》、何友谅《白居易年谱》等；

地理史书有税安礼的《历代地理指掌图》；

传记类史书则有费枢的《廉吏传》、张唐英的《宋名臣传》、王当的《春秋列国名臣传》等。

除以上的一些四川史家的史著外，张开的《峨眉志》、袁观的《潼川府图经》、杨泰之的《普州志》、吕昌朋的《嘉州志》等书，均为图经、方志类的著述。

从以上所列史著可以看出当时四川史家撰述体裁选取的广泛性，并非仅仅局限于一两种典型的体裁编纂史书。

宋代理学名家魏了翁创办的鹤山书院

两宋四川史家善于运用多种体裁编纂史书，成为这一时期全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史书体裁的广泛运用，这同四川史家在撰述过程中活跃的思想密不可分，同时这种活跃思维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持了史书体裁的创造活力，充分的展现出两宋时期四川史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在占有一定的领先地位，对宋代史学的推进和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两宋时期四川史学繁荣的成因

众所周知，两宋时期是我国史学最为繁荣的时期，中国古代史学也进入了一个高峰，无论是官修史书还是私修史书都蔚然成风，出现这种情况无不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两宋时，我国史学重镇中，四川则是其中之一，正是因为四川地区涌现出大量的史学家及优秀的史学著作，此时的四川完全可以与浙江、江西等史学重镇相互抗衡。

四川史学的繁荣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稳定的社会环境

两宋时期四川史学的繁荣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

从历史上看，四川自宋太祖下旨让王全斌、赵光义出兵灭后蜀以后，该地区一直是在宋王朝的统治之下，除南宋末年宋蒙战争出现了一段为数不长的战乱外，其余的时间四川的社会是相对稳定的，并无战祸之苦。

因此，它在唐五代前后蜀的基础之上能有较好的发展，经济社会并未出现大的波动，这为四川史学家能在此安定生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两宋时期的成都是西南的大都会，是最大的物资集散地，是当时国内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其也是延续唐代以来的持续发展，在唐代就有“扬一益二”之说。

宋代成都舆图

四川商业在宋代十分发达，各种物资汇聚于此，如《东园记》中载：

“成都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道远，层楼复阁荡摩于半空。”

正是经济社会的稳定繁荣，也促进了区域的文化发展，无论是四川还是外来的文人史家都愿意来此生活，以求安稳读书撰史。

在四川稳定的社会背景下，加之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劳动力人群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受唐和五代后蜀文化等影响，使得更多的人投身文化生产中。

他们不仅从事与文化相关的商品生产，同时有部分人也在从事文化生产的同时利用读书的便利向文人转变，其家族成员受这种氛围影响而转为读史、撰史，成为私撰史家。

2、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

宋代造纸业与雕版印刷术同前代相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造纸业因原料的多样化大大提高纸张的质量。

雕版印刷术

宋代造纸业的发达促进印刷业的进一步发展，全国范围来看，四川所产的“蜀纸”极为有名。

成都为中心的整个四川当时社会经济稳步发展，整个区域内的雕版印刷、纸制业等极为发达，如成都周边的邛崃、眉州（现四川眉山市）等地均有众多雕版印刷作坊和造纸作坊，为各种书籍的印刷创造了先决条件。

由于当时蜀纸质量优、数量大、品种多，在全国范围内独领风骚，因此也成为史书印刷所最常采用的纸张。

据相关文献记载，两宋时期用蜀纸印刷而成的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不可胜数，这为当时四川地区史家便于获取各类书籍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宋代四川的雕版印刷十分兴盛，当时四川的雕版印书一般分为三种方式：其一是有官方组织的刻印书籍。如北宋开宝四年，宋太祖诏高品、张从信到成都筹刻《大藏经》。

其二是作坊刻本。两宋时期四川地区的作坊很多，几乎遍及全川各地，各州学、监司、书院等都在刻印，尤其以成都的辛氏、郭家，西蜀崔氏，成都龙池坊卞家，临邛李叔仅、韩醇，浦江魏了翁，眉山的万卷堂、书隐斋等，这些都是两宋时期四川最为著名的刻书坊。

其三是私家刻本。在两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私家刻本众多，无法统计，如北宋时期成都的彭乘“聚书万余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蜀本《元微之集》、《白氏长庆集》均为世珍。

另还有蜀医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眉山的程舍人等，均是著名的私刻本和刻书家。

宋代成都已成为了我国最大的书市，刻本书是以成都为中心，包括广都、眉山等地。

蜀本书籍不仅仅品种全，且数量多而且刻工精湛，版式疏朗，宋刻本在两宋时期始终居于全国的中心地位。

进入南宋时期，成都雕版印刷中心的地位逐渐被眉山取代。眉山的刊刻业特别兴盛，所刻内容涉猎广泛，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医药杂记等无不刊刻，上起先秦，下迄宋代。

这些刊刻的书籍中，史部书籍众多，这无不为当时四川乃至全国的史学研究和史书撰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促进当时四川史学的快速发展与崛起。

3、藏书盛行与向学之风

随着四川地区雕版印刷业的快速发展，四川刊印书籍数量剧增，各种书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于四川各地。

仿宋蝴蝶装书籍

正是在这种氛围之下，在两宋时期四川出现了众多的藏书家和藏书楼。

四川北宋时期藏书家有成都郫县李定，另在当时眉州（今眉山）的“孙家书楼”，书楼系眉山人孙长孺所建，书楼建自唐代，到宋时藏书量了得，为宋代四川任何藏书家所不及。

在当时的四川眉州丹棱县也有颇为丰富的藏书，如史子永、史南寺、杨素翁等，其中的杨素翁为南宋大史学家丹棱李焘的岳祖父，其家富资财，崇尚风雅，藏书颇丰。

而李焘的父李中为大观三年(1109)进士，政和五年知仙井监，后累官至左朝奉散大夫，为政廉直，尤通习宋朝典故，“家藏书数万卷”。

李焘继承其父的书，也成为了南宋眉州地区有名的大藏书家，其中诸多藏书中尤为以经史子集类书为盛，因此他能有辉煌的史学成就也就不足为奇。

除成都和眉州外，在四川多地也有众多藏书家，如荣州（今自贡荣县）助教张颐、李东、阆州新井（今南充南部县）蒲宗孟、内江人赵逵、泸州人程贲、青神人杨泰之等均是当地有名的藏书之人。

宋代最为有名的四川藏书家非魏了翁莫属，其也是宋代的理学大师。他在邛州（今成都邛崃）城西的白鹤山下开办鹤山书院，收徒讲学。

在讲学同时，其也开始收藏各类书籍，据相关文献记载，魏了翁当时收藏各类书达十万卷之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四川刻书业的发达，藏书也在四川地区成为社会风尚。

正是由于众多藏书家收藏了数量巨大的藏书，为当时的史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则是南宋著名的私修史家李焘。

宋代李焘手书“巽崖书屋”

李焘之父李中在家就有大量的藏书，这有助于李焘从小就能阅读到大量经史之书，其正是利用其家所藏之书，潜心研究整理各类史料，成就其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其他众多史著。

两宋时，四川地区的向学之风逐渐浓厚，尊师重教蔚然成风，这从众多文献记述材料可以知道。在宋代，官府重视办学，大力兴办学校和书院。

四川地区的学校众多，一般在州县均设有学校，据清康熙《四川通志》卷五中《学校》统计，宋代四川地区有州学13所、县学42所、书院13所、镇学8所、共计76所，这充分反映出宋代四川地方政府对教育的重视。

两宋四川地区的教育最为发达的地方为成都、眉州、嘉州、荣州等地，而这些地方正是四川史学家最为集中的地方，如李焘、李心传、王赏、王称等人均来自于这些地方。

他们生长之地当时四川学风尤盛，为他们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创造了条件。如李焘从小因其家风严格，其父李中为其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自小李焘在家乡龙鹄山读书时，一心向学，熟读经史之书，为其在治史方面取得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而李心传有如此大的史学成就也得益于获得良好的教育环境，其小在四川家乡接受良好的教育，14岁时随父亲李舜臣迁居临安。

其父李舜臣时任宗正寺主簿，掌握官藏史书。李心传近水楼台，从小浸淫于此中，这为他的史学成就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除以上二位外，诸多四川史家均因为当时四川地区向学之风获得良好的教育，从而成就诸位在史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在此不一一载述。

结 论

两宋时期史学的重镇四川则对当时全国史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均是当代史中的典范。

两宋时期四川地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向学之风学术风气良好、印刷造纸技术和藏书丰富。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的积累，书籍资料越发的丰富，这对当时宋代四川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故因如此，安定的社会环境，丰富的藏书和文献典籍资料，时代发展对思想学术的鼓励，加上向学史家的自身努力，造就了四川众多史家在两宋时期为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将他们的一腔热情通过奋发撰文而汇聚于他们的著述中，进而推动两宋时期四川史学的繁荣，也为两宋时期全国史学的大发展做出自身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