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膨胀后的中国电影市场，能站在保护创作者的角度、帮助电影合理走向市场的“老大哥”角色，正在迅速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作者 | 江婧怡

如果以建立坐标轴的方式来评价一位导演，横轴是艺术价值，纵轴是商业价值，从左至右、从下至上属性增强，那张一白的位置，大概会呈现一个主动由第四象限向第二象限偏移的过程。

张一白的创作过程实际上也是寻求商业与艺术和谐相处的过程。他曾经拍出中国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并且在《开往春天的地铁》《好奇害死猫》《夜·上海》《秘岸》这一系列电影作品中得到了艺术层面的认可。

但尽管张一白认为这些作品也在寻求大众层面的认可，它们在票房表现还是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没有前辈们的运气，拥有知名制片人和大型电影制作公司的帮助。

很快，他意识到一名优秀的监制能够在制作阶段就能够提供足够的经验，保护电影走上更加稳妥的道路，于是决定自己尝试监制。从《杜拉拉升职记》的初试，到在《匆匆那年》《后来的我们》等电影中实现成功的模式复刻，再到担任《我和我的祖国》这样重要项目的总策划，张一白已经证明了自己经验的独特价值。

在高速膨胀后的中国电影市场，能站在保护创作者的角度、帮助电影合理走向市场的“老大哥”角色，正在迅速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01 | 命题作文

2018年圣诞节后，新作《疯犬少年的天空》的冬天戏份一杀青，张一白立即从重庆赶到北京，一下飞机便直奔陈凯歌的工作室。他接到了一个十分重要又十分紧急的任务：参与筹划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身份是导演，以及整个项目的总策划。

同样赶来工作室的还有陈凯歌、黄建新和华夏电影董事长傅若清，他们的角色分别是总导演、总制片人和总出品人。留给四人的时间不多，要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协调七位导演拍一部不能失败的电影，他们的压力很大。

那天，他们敲定十二个字作为电影的基调：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张一白对此的诠释是，让重大历史时刻与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交集，创作围绕共情展开。怎么把电影拍出来是陈凯歌操心的事情，而交到张一白手上的任务，是确保这篇命题作文至少达到及格线。

及格意味着很多方面，票房、口碑、宣传任务与艺术表达的平衡，张一白用了两个“真的”来强调自己并非唯票房论。“到现在看票房极有可能破30亿，大家觉得好棒，但是开始的时候，当你在导演身份之外还要肩负着那么多的责任，你就面临着这个问题：上映后电影的命运将如何？拍不好，大家的声誉怎么办？”

拼盘形式是命题的一部分，留给七个导演每人的发挥空间只有二十多分钟。经历过《奔爱》失败的张一白知道，即便参与者都是声名在外的导演，也很难为这部电影最终的呈现效果作担保，“因为这电影史上，7个导演一起拍片子是没有成功的先例”。所有人都可以质疑，但身为总策划，张一白需要说服所有人。

尽管手机里并没有抖音和快手，但张一白知道短视频正在抢占更多人的注意力的趋势。因此在《我和我的祖国》这个项目上，他考虑最多的问题之一是短视频时代人们是否形成了一种短片审美，“也就是说观众是否在一个20分钟的故事中就能被打动”。

张一白总结了一套他做事的理论：解决能解决的问题，不去解决解决不了的问题。对观众审美变化的预测属于后者，因此这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由结果倒推的逻辑自洽，而不是张一白当下做决定的依据。“时间太近了，我们还没到总结经验的阶段。但我觉得这个概念还算成功，最终确实把大家从小屏幕看短视频引导到大荧幕上看短片。从观众接受心理来说，我觉得它提供了很多的经验。”

能解决的问题，也是张一白更擅长的部分，是为电影做营销。与《我和我的祖国》创作基调保持一致，张一白强调宣传的核心也是共情。

影片的前期宣导从上映前七周便开始启动，张一白设想的节奏是一星期释放一个故事的预告片和海报，由远及近推进。从时间间隔最远的《前夜》开始预热，临上映前一周正好放到与当下阅兵时间线交叠的《护航》，并同期推出王菲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结合短视频平台抖音推出“我和我的祖国”魔法道具，明星示范引发大众模仿参与，将情绪推向至高点。

与张一白在《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双重身份一样，身为策划或者制片时，他无法也不愿意剥离创作者的视角。

张一白主张影片的宣发本身同影片是一体的，“我们无非是把每个导演自己的创作中最有价值、最想表达的点提炼出来，然后扩大扩散，来打动普通的观众，让他觉得这个东西是跟我有关的。”

但在谈论如何做电影宣发时，比起阐述自己决策的高明之处，张一白更习惯于先进行一番澄清，即便我还没有提及关于他的种种争议。“宣传这个事情我说了一百遍，它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02 | 稀缺资源

这样的声音，从张一白2010年监制《杜拉拉升职记》起就一直围绕着他。那是张一白第一次有意识地尝试做制片工作，由纯粹的电影创作者转型，自己下场同电影资本周旋。他的监制首秀在当年收获1.24亿人民币票房的回馈，商业意义上大获成功。

次年，张一白马不停蹄，成为中国第一个就读长江商学院的电影导演，并拿自己的成名作《将爱情进行到底》试水，自己兼任电影导演和制片人二职，包揽创作与行销，并通过陈奕迅、王菲演唱的主题曲《因为爱情》，成功验证了音乐营销对电影宣发的推动作用。

在当时的采访中，张一白提到，会放更多精力在监制上。初显电影营销才能的张一白似乎离导演这个角色越来越远了。一些说法陆续出现，往好了说评价他市场嗅觉敏锐，往坏了讲批评他作为导演大逆不道。“因为那个时候我花了很多的精力参与宣传和发行，大家觉得事情这么干就有违一个导演的职责。”

到《匆匆那年》的时候，张一白不仅复刻了《杜拉拉升职记》和《将爱情进行到底》在商业上的成功，以4000万制作成本拿下5.88亿票房，甚至凭借电影拿了营销大奖，当时报道给他的评价，叫“在社会化媒体营销中准确抓住互动爆发点”。一个新的头衔，“产品经理式导演”扣到了张一白的头上。

对任何一位仍对内容创作抱有执念的电影人来说，这不算是个好词。张一白自己也形容，这是“在一个动荡而幼稚的市场中不得不每件事亲历亲为的无奈之举”。

2010年到2016年期间，张一白频繁以制片的角色出现，他也在这段时间清醒意识到了自己策划项目、整合资源和营销发行的长项，并在电影行业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就是一些有经验的导演，用自己的经验、资源，甚至学识来帮助一个片子完成整体的工作。”

在《后来的我们》之后，张一白做了监制工作的调整，他拒绝了更多制片邀约，爱惜起自己的羽毛，要求对项目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完整的参与度。“我也曾不断地解释，但现在我不想阐释我所做的一切的合理性了。因为大家越来越看到，一个导演参与这些事情并不奇怪。我只是率先来做了这件事情。”

曾经，他但凡提及自己如何走上监制之路，必然会回头叙述一番2008年《秘岸》筹备发行时的苦难经历。那时，他遇到的发行方毫不上心，连《秘岸》上映的消息都是从朋友那里听闻。

在这次采访中，张一白只是在我们谈论到他在平遥见到许多年轻导演的心情时，作了一番类比。

“有那么多有才华的导演，他们在拍着那么有才华的电影，但是你又听到那么多导演在倾诉他们在拍摄的过程中间遭遇的种种不公、困难挫折。即使得了奖，即使有所好评，他们又忧心忡忡于这个电影，如何进入市场，如何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在这个时候，你越发觉得你的选择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员，也曾经那么焦虑，那么茫然、无助、不知所措。”

03 | 监制方法论

在对监制这个角色的理解上，创作者的身份仍然在张一白身上留下很深的烙印。他将监制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创作，而不当成单纯的商业行为。

处于当前更完善的电影产业体系之下，张一白正渴望向更纯粹的创作者回归。在对电影进行指导和观点输出的同时，张一白更期待从别的导演的创作中获得启发，他称其为“反哺”。“我本身就是一个创作者，哪怕我去做监制，我也希望这个作品是带着创作者的痕迹的。”

张一白自认为是一个不强势的监制角色，“每个人都拍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你也拍不出别人想要的东西来。我不希望导演拍一个张一白的电影，我做监制是在帮助导演实现他的电影。”以《后来的我们》和《来电狂响》的监制经历为例佐证时，张一白一共说了13个“一定”。

他提供的建议都动在创作的骨上，比如台湾导演刘若英必须在大陆的背景中拍《后来的我们》，要拍北漂的故事，于淼设想中《来电狂想》的发生地点要从海岛改到北京的寻常人家。张一白所谓“大方向、大气质”的把握，共同的基点都是寻找共情点。

比起调研报告和大数据分析，张一白更乐意相信自己于“无数次教训中买的单”，以及多年阅读积累培养的敏锐直觉。“通常说我是市场名人，但我其实可能就是对题材敏感、对艺术敏感。对市场，我哪知道？一部电影从创作到上映一年半的周期，没有人能在开始就预感到下一个潮头，不可能，做不到。比如我打算做人间烟火的爱情片，并不是说我觉得市场要，只是我的创作到了，我就拍了。”

张一白否认自己对市场敏感，实际上是在否认他成功经验的可复制性。张一白是个聪明的创作者，明白观众的痛点，对创作有着透彻的理解，强大的共情能力和艺术直觉让他的作品天然能与市场的某一部分契合。也因此，张一白对市场的观测更大程度上源于经验之谈，其电影商业化的成功经验只能以他不断参与不同电影项目的方式得到继承。

在他的观察中，电影如浪潮，存在着极大不定数的同时，也有着一定的规律，“所有的浪头都会有落下来的那个时刻，但所有的低谷都在酝酿着下一个潮流。”张一白不敢肯定自己会是领潮人，也不愿意做逐浪者，只希望“不要成为落潮时候被遗弃的那个”。

“怎么才能做到不成为被遗弃的那个呢？”张一白坚定地给出四个词：“敏感，敏锐，勇敢，坚强。”

他保持敏感的办法，就是保持阅读和创作。

今年张一白的工作表排得很满，两部重要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女排》的监制工作之外，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给了他新剧集《疯犬少年的天空》的创作。来平遥给影展的费穆荣誉做评审，是贾樟柯提前几个月打电话和张一白预订的行程。

“我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我做那么多事情，其实超过一个普通导演的工作量了。我不吃晚饭，节约很多时间，也拿来工作。”

他的勤奋有一部分源自他对自身定位明确认知，从而呈现出尽人事、知天命的豁达状态。“大浪淘沙，你还能在这个行业里生存，还能有片子在拍，这就是一件幸福。如果你还在乎这个那个的话，那是你对自己要求太高。在电影这个行业里，就算有天之骄子，但不是你，你就是一个凡夫俗子。那你就面对这种种的质疑、夸赞往前走，这话说起来真是个漂亮话，是吧？”

在平遥这几天，张一白说他难得有了一些交际和休闲，还能抽空去寺庙逛逛。不过他没有真正闲下来。

他酒店房间的茶几上反扣着一本读了三分之一的《光荣与梦想》，他手头这册是第二部，讲的是美国1941年到1950年的历史。书底下压着一摞白纸，最上边一张写满了字，规规整整列了十几个以地点和时间命名的小标题，第一条是“重庆”，批注是“毕业/失恋”。

张一白说，那是他这几天阅读的剧本，整理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