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上海每年有七八十萬起官司，解決這座消費型國際大都市2500萬人之間的各種糾紛。過去7年裡，在上海和江蘇，有大約200起和其他的不太一樣：法庭之上，被告席坐著業內資深律師，西裝西褲筆直，代表年收入上億的公司，原告席上是高校法律系的學生，臉龐稚嫩，身旁放著書包。
會員無法跳廣告、一次性筷子強制收費、快遞私自代簽、實名制車票取票後遺失不退……近200起官司背後，是一個大學生的比賽“小城杯公益之星創意訴訟大賽”，簡稱“小城杯”，由上海小城律師事務所發起，松江區司法局、蘇州市司法局、華東政法大學、蘇州大學、上海市公益訴訟中心等多家單位聯合舉辦。
“小城杯”面向長三角地區司法專業的大學生，由業界律師指導他們進行公益訴訟，鼓勵學生們關注身邊容易被忽視的不平等小事，從2012年起至今已有1000多人參加，上海國拍行拍賣手續費格式條款案、 火車票異地取票費案、起訴上海迪士尼案等均引發輿論熱議。因為他們的起訴，上海國拍行取消了100元手續費，迪士尼開始允許遊客自帶食品。
為一兩塊錢、幾十塊錢和大公司打官司並不容易，有人說大學生蹭熱度，有人說這是律所聯合法院的一齣戲。但學生們不這麼看，他們只是不想當那根等著被割的韭菜，“法律不保護在權利上裝睡的人”。這些小事，是生活中的不平等被蠶食的證據，也是他們嘗試改造社會的開始。
第五屆“小城杯”啟動儀式 圖源自網絡
“槓精”
為了58塊錢，大學生王晨妮把愛奇藝告上法庭。去年9月，她在愛奇藝上看視頻，想避開廣告，就點了屏幕右上角的“會員跳廣告”，花58塊買了3個月的會員，但再看視頻，跳過片頭的廣告，發現正片中還有插播廣告，需要用鼠標小心翼翼地拖過去，“寫的‘會員跳廣告’，為什麼還是跳不過？”
她問了一些身邊的朋友，也有類似遭遇，答案大多是“看就看了唄”。但王晨妮是法律專業，對“權利”、“合同”的字眼敏感，她仔細查了廣告管理辦法，發現這違反了“限廣令”（注：國家廣電總局針對插播廣告的時間、長度以及廣告類型的一系列規定），於是把愛奇藝告上法庭。
2019年4月開庭那天，三個女生並肩坐在一起，平時穿連衣裙的她們換上正裝，束起長髮。她們是同學，1998年出生，在蘇州大學法學院讀大四。對方認為通過拉動進度條跳過廣告也算“跳廣告”，她們不同意，認為頁面上沒有顯示任何提示“可跳過”的文字提醒，也沒有“一鍵跳過”的按鈕，要求對方停止插播廣告、退還會員費、賠禮道歉。
這只是帶有某種較真氣息的訴訟案中的一個。
有學生下載了一篇7元的文獻，卻發現至少要充值50元，起訴知網；有學生看到電影院播放的映前廣告佔用正常播放時間，把電影院告了。還有學生起訴了允許外人隨便出入、發放色情卡片的連鎖酒店，收取套餐外高額流量費的中國移動公司，沒有註明食用油是“轉基因”的超市……長長的起訴名單裡，很多都是國企和上市公司，比如上海公共交通卡公司、蘇州軌道交通公司、中國移動公司、國拍行、巴士管家、上海攜程、愛奇藝等等。
最有話題性的案件之一，是一個多月前“大學生起訴上海迪士尼樂園案”。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專業的一名大三學生因攜帶食品進入迪士尼被拒，被園方工作人員翻包檢查，把上海迪士尼樂園告上法庭。最直接的一個結果是，上海迪士尼樂園自9月6日起，允許遊客攜帶供自己食用的食品進入樂園了。
三個和愛奇藝打官司的女生裡，周舟留著長直髮，穿白色連衣裙，說話細聲細氣，“老是給人一種容易被欺負的錯覺”。但是，遇到插隊的人她會站出來，直接說，“對不起，我先來的。” 在小紅書上買麥片，客服承諾拍照發圖就可以免費贈一袋，她拍下來寫了30多個字配發照片，但客服又說必須寫滿100字才送，她會據理力爭，“你之前沒說這個要求，我已經都發了，你再違約就不好了。” 對方只好履行承諾。她的媽媽是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人，有次買了耳環，沒幾天壞了，聽店家說不能退只能換就想算了，周舟跟媽媽說，“自己的權利要去維護。”
她知道權利是爭取來的。學校外面東環路高架底下，有一條很寬的馬路，但留給行人的過馬路時間只有十秒左右，“一看到跳綠燈就得趕緊跑，跑到一半就跳紅燈了”，她和同學也想過，“能不能告到法院去？” 後來別的同學先行動了——通過訴訟，行人通過時間多了3秒。
上法庭打官司之後，“權利”這個詞更頻繁地被提起。“我們被欺負的成本很低，社會秩序被打亂的成本很低。” 周舟提起不公平的現象語速快起來，眉頭皺起來，鼻樑上堆起小細紋。
因涉及個人權益、商家利益和公共利益，這些看上去無關緊要的訴訟案每次開庭都引起輿論關注。狀告愛奇藝的案子今年6月份也上過熱搜，微博留言裡，有人給三個女生貼上“槓精”的標籤，周舟回覆了幾條反駁：“根本不瞭解當事人和背後的法律就指責？” 馬上有人把她微博ID扒出來，留言罵她，她氣得想把微博卸了，後來想了想算了，“沒有必要因為他們就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起訴背後
推動一張張訴狀從大學抵達法院的，是“小城杯公益之星創意訴訟大賽”，由上海小城律師事務所主辦。發起人吳辰畢業於復旦大學哲學系，是這家律所的創始人。吳辰介紹，“這一類案子起訴標的額不大，就一塊兩塊幾十塊錢，落腳點是，要求對方改善原來的不合理狀態。”
第一屆“小城杯”2012年在上海華東政法大學舉辦，參與的同學很少，只零零散散湊齊了六支隊伍，吳辰借了一個小教室，黑板上寫幾個粉筆大字，就算是開始。這幾年擴展到蘇州大學、復旦大學、江蘇大學、南京大學等長三角地區高校，至今累計有1000多個大學生組隊參加，每個隊有一名業界律師指導。
隊伍的名字也很有特點。周舟她們三個平時愛看《偶像練習生》，又都有當律師的職業理想，就叫“律師練習生”，起訴迪士尼的叫“訴的就是你鴨”，還有“hotel killer”、“the youth”、“獬豸隊”……
高亞松的隊伍叫“法之刃”，意思是，以收費3塊錢的一次性餐具作為小切口，來切開社會的問題。他為了3塊錢的一次性筷子起訴了一家連鎖燒烤餐廳。起因是，有一次他和同學在松江大學城的小館子吃串串，發現兩個人的餐具一共收了10塊，“一套餐具5塊錢！都可以買只碗了。”
高亞松是上海本地人，戴著銀邊方框眼鏡，有著上海男人的斯文和好脾氣。父母外出吃飯，媽媽總會看看小票的明細，發現一次性筷子也要收費，會嘟囔著抱怨幾句，但因為錢少事小，作罷。
“以前沒有深究過，直到參加比賽，才有意識地關注到身邊與公共利益有關的小事，想改變現狀。” 他說。“小城杯”設立了獎金，通過海選、初賽、決賽，鼓勵學生有意識地關注生活中遇到的不公平的小事。評委來自司法局的領導、律協的律師、高校法學院的教授等。
公共利益的廣度和重大性，是評判標準很重要的一項。比如看似不起眼的一次性筷子，高亞松查詢了其他城市的政策：黑龍江、鄭州、烏魯木齊等地有明文規定，禁止收取餐具費，而上海這座消費型的國際大都市，在這方面是一片空白。
走訪和蹲點餐館時，高亞松發現，通常一套餐具的進貨價是5到6毛，售價是1到2元，貴的3到5元，商家盈利的差價全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他給上海市工商局、上海市物價局、上海市食藥監局打電話，問有什麼辦法能夠禁止商家收取餐具費，但是三個部門沒有給出具體回答。
他又找市場監督管理局舉報了幾家餐廳，指控“付費餐具成為唯一選擇”。工作人員贊同他們“商家收取消毒餐具費不合理”的觀點，對被舉報的商家也做出處罰，這也是上海首例處罰，但拒絕再向上反映。高亞松說，對方覺得學生的熱情非常好，但基於工作的複雜性不能再上報，建議他們尋找其他的途徑，向有關的立法部門反映。
行政路徑走不通，他拿著市場監督管理局的處罰決定和調研材料，把一家收取一次性餐具費的烤肉連鎖店告到法院。從那之後，筷子成了“法之刃”微信群裡最頻繁出現的詞，和朋友們的火鍋飯局上，高亞松也舉著一次性的筷子說，“我正在打這個官司。”
創辦人吳辰認為，要鼓勵學生給不公平的現象提出意見，給他們這個平臺去表達自己。
一次性餐具調研拍照 圖源自網絡
中國式官司
走出象牙塔，現實和理論有很大落差，周舟她們三個之前從沒想過，“立案這麼難！” 她原本以為法律非黑即白，不是合法的，就是違法的，看上去是一場純粹的對與錯的較量。
剛進立案大廳，她們感覺很新奇：這裡像醫院一樣，要拿號排隊，很多雙皮鞋在光滑的瓷磚地板上走來走去，皮鞋的主人是提著公文包的律師，而她們三個揹著書包，踩著運動鞋。看到有人帶大堆材料來立案，但都不符合要求，輪到自己被問，“這個案子幾十塊錢，有什麼起訴的必要呢？”
這是作為原告的大學生聽到最多的一個問題。一年前，她們的學姐柳曉曉把蘇州軌道交通公司告上法庭。因為卡里餘額7塊1但顯示餘額不足，查了《蘇州市軌道交通票務規則》才知道卡內餘額低於最高票價的折後金額（7塊6）不能進站。她要求修改這個規則：
“為什麼（卡里）明明有7塊錢，卻刷不進2塊錢的地鐵？”
“上海是可以透支的，蘇州為什麼就不可以？”
“118個人的問卷調查只有20%的人知道這個條款；在被告知之後，81%的人認為這個規定不合理，還有人提出卡里餘額不足時，乘客有權利收到提醒。”
心裡一萬個清楚，但她在立案大廳被工作人員一句話就問得支支吾吾，“不就是錢不夠，地鐵站不讓你進嗎，這有什麼可訴的呢？” 從立案廳回到學校的整個三節課，她一句話沒聽進去，一直回憶剛才的混亂狀況。
第一屆“小城杯”的一等獎是2012年唯一立案成功的案子，其他案子法院都拒收。“法院也有一個接受的過程，最開始他們覺得學生在添亂。”吳辰說，基層法官的考核和結案率掛鉤，期限內不結案就會影響考核，小案子能少收就少收。
2015年中國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立案審查制”改成“立案登記制”，之後成功立案的學生明顯多了，但是，基層法院辦案數量大、壓力也大，首先會力推調解。書記員直接告訴周舟，“案子簡單，開庭審理並不是非常必要的，即便開庭，考慮到社會影響，勝訴的機會不大。”
而且，愛奇藝公司在北京，合同管轄權屬於北京市海淀區法院，公司法務人員和周舟溝通，在北京開庭，建議她們算算成本和精力。那陣，周舟即將升入大四，除了9月的司法考試，還要準備12月的考研。向指導律師求助後，她們把案由從“合同違約”改為“侵權消費者權利”，這樣當地法院也具有管轄權，終於立案成功，就在蘇州開庭。但漫長的官司才剛剛開始。
對方曾經拋出橄欖枝希望庭前調解——退費，或者送半年到一年的會員。周舟說，愛奇藝法務說話語氣很溫柔，聽起來都是在為她們考慮，但絲毫不提插播廣告的違法性，還說幾乎行業所有視頻網站都是這麼做的。
她們的指導律師鄭長虹連續三年帶了三支隊伍，其中有艱難立案成功、後又因壓力太大而撤訴的學生隊伍。她知道，息事寧人、和解、撤訴在法庭是十分常見。幾年前，有學生起訴超市沒有標註食用油和番木瓜的轉基因標牌，以撤訴告終，今年起訴上海迪士尼的學生也接受了調解。
柳曉曉的地鐵一卡通案，被告方蘇州軌道交通公司提到，設置最高單程票價的折扣價（7塊6）作為最低餘額，是怕人流量大時，乘客忙著充卡造成事故。從江西的一個五線小縣城考到蘇州唸書，柳曉曉第一次和十幾個領導一起開會。她扎個丸子頭，圓框眼鏡佔了半張臉，會上表達自己的觀點——最高票價的設置不合理。有人和她說，“小妹妹年紀輕輕就跟這麼多領導平起平坐，一起開會。”
開庭前有過一次調解，在空蕩的會議室裡，她和同學坐在長橢圓桌的一側，對面是蘇州軌道交通公司的兩位代表，燈光昏黃暖和，幾個回合仍沒有進展，對方打起人情牌，“小妹妹體諒一下，做這一行也很苦的，出現人流擁擠造成傷亡，我們都要去看望，有些小孩子受傷看著很可憐。”
柳曉曉心裡想“每行都有每行的苦，本分工作要做好”，但她面子薄，抹不開臉，不想懟人，沒說出口，嘴上徐徐重複，“我還是堅持原來的訴求，要求修改條款”。
不是每個人都能堅持下去。高亞松遇到一個態度非常和氣的被告，直接承認自己錯了，又遇到了一個老派的法官，在他半個多小時的堅持之後有些慍怒地說，“你這是浪費司法資源。”
當時已經快到年底，之前在法院實習過的高亞松知道，法院面臨結束積壓案件的壓力，他能理解法官，遲疑了。調解現場，他偷偷給團隊同學發微信問怎麼辦，同學在群裡回覆，“要不就算了？” 就這樣，高亞松接受調解，被告當場把3塊錢還給了他。
事後，被告餐廳的人還請他去參觀研發廚房，在那兒吃了一頓。之前他就聽律師朋友講過，去監獄裡見當事人，雖然法律是允許的，但還是會被暗示，“可以見，不過出去吃飯你得買單”。他覺得自己越來越明白社會的運轉方式。
那些積攢的小票、在餐廳外的蹲守、去工商局舉報的奔波最後以3元錢告終。
柳曉曉和團隊在就地鐵卡餘額的事情街訪 圖源自網絡
權利的邊界
“個人很小的私益受損沒人在乎，但千千萬萬個私益在一起就是公共利益。” 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柳曉曉已經勝訴了。對方當庭確認，2019年12月底之前修改《蘇州市軌道交通票務規則》，按“最低票價進站”的原則實施。她很開心，一直以為大國企只是默默執行規則不會改變，她有些意外。軌道交通集團的一個員工私下告訴她的指導律師，“有些事情舊的制度早該改了，需要你們外力來推動”。
高亞松官司沒贏，卻得了二等獎。他接受調解後不甘心，又把所有材料彙總成立法建議書，寄給七個政府部門。半年後，他在政府官網上意外發現提上去的意見顯示“留作參考”，意味著可能會有相應的政策調整。今年，搭了垃圾分類的順風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規定，從2019年7月1日開始，禁止使用一次性餐具。一家人吃飯的時候，爸爸損他“為了幾塊錢，沒事閒得”，高亞松認為，“權利不在於大小，而在於其受到同等的尊重。”
而周舟她們，過去這一年，立案、調解、庭審，每一步都堅持下來了，反而有些陷入對未知結果的擔心：能不能贏？這件事情到底有多大的意義？
對方提出退費送會員作為“補償”，“補償”和“賠償”，一字之差卻有根本性不同，前者意味著被告不存在法律過失，而後者帶有懲罰性，代表承認侵權或違約的過失。據一名視頻網站的法務透露，企業會想盡辦法降低訴訟數量，即便是勝訴，也會影響合作企業的交易決策。而且，訴訟案件的費用歸在成本支出，訴訟程序一直拖著，財務報表也不好看。
愛奇藝的電話時不時就會打給她們，有時在寢室，有時在教學樓安靜的走廊，三人湊在一起，打開免提和錄音——
“強調一下，我們是沒有過錯的，不可能以’賠償’進行調解。法院也會考慮社會影響，不可能一個蘇州的法院，判北京的公司違[1] 法，再影響到所有的視頻網站的廣告。” （愛奇藝）
“我們也願意調解，但希望這筆款項數額不論，性質是賠償款。” （三個女生）
一個人沒轍了接不下去了，就把手機遞給另一個人。電話通了十幾分鍾，她們沒鬆口，陷入短暫的尷尬的沉默後，女生們採用的結束語通常是“我們再考慮一下吧”。
“一審判決結果，不能算全勝。”指導律師鄭長虹說，三個訴訟請求裡，最重要的“要求對方停止插播廣告”這項沒有得到支持。58元的賠償要求，法庭判愛奇藝賠償30元。一審宣判後，雙方都提起上訴。10月底，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駁回雙方上訴，維持一審原判。
創辦人吳辰認為，輸贏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學生的行動能讓更多人知道，權利的邊界在哪裡，“大學生都可以依法維權，我們為什麼不能更理性維護自己的應有權利？”
和愛奇藝的官司結束了。王晨妮說，案子對自己的改變比對社會的改變可能更大，“合法跟違法之間，有很大的空隙是靠人的情感和理智左右，不好說對或錯。” 學生們始終保持著對法律的敬畏。開庭的一幕，書記員唸完開庭紀律後，穿著寬大黑色法袍的審判員依次走入審判席，在座的都起立，法槌一敲，鐺。
“現在開庭”。
愛奇藝案二審庭審現場 圖源自網絡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王晨妮、周舟、高亞松、柳曉曉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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