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武威雷臺墓因出土銅奔馬（中國旅遊標誌原型）而知名。然而，關於此墓的年代與主人，學術界歷來有不同看法。
甘肅省博物館的《武威雷臺漢墓》（《考古學報》1974年第2期）通過考察出土文物的銘文內容、墓制規格、錢幣特點，認為雷臺1號墓為東漢“張某將軍”夫妻合葬墓。
不過，隨著研究的深入，很多學者對此結論提出質疑。何雙全基於自己長期在河西地區的考古實踐，認為雷臺墓規模、結構、形制都與晉墓一脈相承，“其相對年代應在晉末前涼初，即愍帝建興元年（313）以後”（《武威雷臺漢墓年代商榷》，《中國文物報》1992年8月9日）。這個時間比《武威雷臺漢墓》框定的“東漢靈帝中平三年至獻帝期間（186—219）”推遲了百年左右，可謂斷代方面的重大突破。
吳榮曾從古錢學角度得出了與何雙全類似的結論。他在《“五朱”和漢晉墓葬斷代》（《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6期）一文中認為：“墓中出有小型的五朱，直徑為1.6釐米。五朱出現於三國早期。如直徑在1.5釐米左右的，其年代似更晚一些。”西安田王晉墓、敦煌祁家灣321號墓出小五朱，“同樣出小五朱的雷臺墓，其年代也應靠近西晉為合適”。吳文推斷雷臺1號墓下葬的具體時間在290年左右。
這個證據可謂“鐵證”。小五朱是東漢以後出現的貨幣，雷臺1號墓中存在小五朱，因此，此墓絕非漢墓。
綜合吳榮曾、何雙全的看法，雷臺1號墓的年代在“290年左右”到“313年以後”。那麼，究竟到什麼時候呢？
筆者認為，至少可以到前涼政權結束之際（376）。首先，西晉、前涼墓的區別是相對的，因人而異。就平民墓而言，何雙全也認為晉代“磚墓漸衰，以土洞為主，無裝飾，隨葬物少而粗糙，金屬品少見，大都用木器，錢幣量少質劣”。但是，如果墓主人是王侯級別，那麼前涼墓在墓葬結構、規模方面仍承襲晉代之風，高大宏偉、結構複雜。其次，前涼沿用魏晉貨幣，小五朱出現在前涼墓中也是正常的。
早在1985年，學者辛敏就在《武威雷臺墓主人再探》（《蘭州學刊》1985年第6期）一文中大膽假設：從東漢末直至西晉永寧初，在涼州州郡任過職的要員中，沒有地位非常顯赫的“張姓高級官吏”，沒有人能配得上這座“王者之墓”，故應跳出這個範圍另外尋找墓主人。如果雷臺墓和前涼張氏有什麼聯繫的話，它很可能是前涼第四世張駿之墓。筆者認為原因有六點。
第一，張駿在位期間（324—346），前涼處於鼎盛時期。“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強盛”。雷臺1號墓墓制及豐富而豪華的隨葬品無疑是當時強盛國力的反映。
第二，張駿曾三次受封“將軍”稱號。一是太寧二年（324），原晉愍帝司馬鄴的使者史淑以晉室名義，拜張駿為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二是太興二年（319），東晉元帝司馬睿拜張駿為鎮西大將軍，因驛道不通，直到咸和八年（333），張駿才受詔。三是咸和九年（334），東晉成帝司馬衍派使者進駿大將軍。
第三，張駿墓被盜的歷史記載與雷臺1號墓現場情況吻合。《二酉堂叢書·涼州記》有一條資料說：“呂纂咸寧二年（400年——引者注），胡安璩等發張駿墓，得真珠簾箔、雲母屏風、琉璃榼、白玉樽、受三升、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瑪瑙鍾、黃金勒。”《二酉堂叢書》編者張澎按：“《後涼錄》胡安璩作胡璩，一作胡安枚。纂誅璩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繕修其墓。”雷臺1號墓中室盜洞曾作過修補，用原墓磚填砌，略較原壁凹入，與此記載相符合。因為張駿墓內有如此多奇珍異寶，所以盜墓者對那些銅器才不屑一顧或無暇顧及，這個解釋也很合理。
第四，貼金鐵傘橑股飾有獬豸形鎏金銅華蚤，符合張駿以諸侯國王自居的做派。華蚤為天子車蓋四周所附的金花。張駿稱臣於東晉，而使用西晉年號，“舞六佾，建豹尾”，追求諸侯國王的生活方式，後稱“假涼王”。
第五，銅壺刻文“臣李鍾”，可反證張駿事實上的國主身份。《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清理簡報》（《文物》1972年第2期）將墓中出土一銅壺上腹正面篆文陰刻三字銘文識為“巨李鍾”，張朋川認為，“巨”應識為“臣”，“臣”指“家臣”。（《雷臺墓考古思辨錄》，《隴右文博》1999年第2期）根據《晉書·張駿傳》“境內皆稱之為王”以及“二府官僚莫不稱臣”之類的記載，“臣”為“朝臣”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第六，銅車馬隊伍中有一匹汗血馬，而西域也曾向張駿進貢汗血馬。“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晉書·張駿傳》）這匹汗血馬在隊伍中格外醒目。它高51釐米、身長41.5釐米，尺寸明顯大於其他馬匹，氣勢上也更勝一籌。《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清理簡報》和《武威雷臺漢墓》稱其為“主驥”或“主騎”。
綜上，雷臺漢墓實為前涼王陵。至於銅馬刻文中的“左騎千人”官職為東漢所獨有。筆者認為，首先，刻文並非斷代根據。刻文中提到的人數，與入葬人數不符。此墓的營建規模及眾多的隨葬陳設, 絕非相當於縣級的比三四百石的官吏所能擁有。刻有銘文的銅馬與配套的銅車，附屬的御奴、從婢等, 應為賻贈的隨葬物。它們與其餘銅車馬人俑是否為同批鑄造，尚可繼續研究（初世賓、張朋川先生主張分為甲型、乙型）。其次，隨著斷代問題上的突破，這一證據已經無關緊要。張駿“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官職中是不是也包括“左騎千人”，尚可繼續考證。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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