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樹租住在郊區的別墅裡，別墅裡只有朴樹、妻子和狗。當被人問起是否想過要一個孩子時，他都會沉默一會兒才說：“自己都還沒做好當一個好父親的準備。”
四十多歲的朴樹，自己就像個孩子。他有兩條愛犬，之前他們不乖的時候，朴樹經常會吼他們，對他們不耐煩，發脾氣。
後來發現他們越來越愛撕咬打架不乖，訓練師告訴他是因為他們不自信。從那以後，朴樹嘗試著接納他們的不乖和缺點，他對兩條愛犬說話開始變得溫柔，從來不對他們吼叫。朴樹常常說，他們就像自己沒有被父母教會自信的孩子。
01 過高的期望，感受不到的愛，只會造就一個失瞭望的孩子
“朴樹”原名“濮樹”，出生於北大的家屬院裡，父母是北大教授，兼博士生導師，他們取名的寓意是想讓濮樹跟樹一樣堅實、茁壯。濮樹兄弟倆，他是家裡的小兒子。小時候的乖戾，讓父親從小就對濮樹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做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北大家屬院裡的孩子們都立志成為科學家，他們的成長路線是：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北大—出國留學。
“小升初”那年，整個北大家屬院裡參加“小升初”的同學沸騰了。濮樹看到成績榜後傻了，當時北大附中的錄取線是173.5分，他考了173分，就這樣他以0.5分與北大附中失之交臂。原本要強的朴樹情緒突然一落千丈。在那個以成績論成敗的年代，哥哥的優秀，周圍同學的優秀，父母的優秀，讓他開始自我否定。父親也很失落，為了朴樹能上北大附中的事奔走了一個月，也沒有任何結果。
而這0.5分卻成了濮樹和父親過不去的一個坎，好像也成了濮樹的宿命。整個夏天濮樹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他的心結是：“北大教授家的孩子沒考上北大附中，是一件多麼打父母臉的事。” 初中濮樹只好上了北大二附中。以他的入學成績，在二附中還算拔尖的，在那個重文輕武的年代，濮樹很自然的在班裡當上了班長，他剛上任就在班裡幹了四件大事。第一件，每天他和文藝委員帶著班裡的同學一起彈唱。第二件，濮樹穿一件軍大衣，背一個軍挎包，每天帶著班裡的同學讀一段毛主席語錄。第三件，給班裡的同學理髮，理那種最新潮的寸頭。第四件，他領著八個同學逃課。前面的前衛也就算了，但是中學生逃課，帶頭人還是班長，班主任怎麼能容忍。因此，濮樹的班長一職被撤了。
小升初0.5分的結，再加上班長一職被撤。外因的強大總是讓濮樹感受到內因的脆弱，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十足的Loser.從那以後他就病了，常常把自己關在屋子裡，開始嚴重不合群，話少，失眠。有一次，姨媽來家裡，他見濮樹總是沮喪著臉，便問：“我怎麼沒見濮樹笑過？”給濮樹做心理診斷的醫生跟濮樹聊了半天說了一句話：“青春期憂鬱症。”媽媽帶著濮樹去醫院做心理測試，結論是“差3分變態。”濮樹的憂鬱讓父母害怕。
約翰.貝曼說:“父母真正要做的是接納。不管孩子是什麼樣的，也不管我喜不喜歡，我都要接納，接納我的孩子是這個樣子。就像天下雨了我不開心，可是我接納一樣。反之，他只是聽到了你過高的期望，感受不到你的愛，雖然你以為你愛，可是他已經絕瞭望。一個絕瞭望的孩子又會怎樣呢？”
02 孩子叛逆預示著您和家庭需要改變
那年，哥哥濮石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學，暑假比較閒暇。當時父親濮祖蔭正在德國講學。濮石寫信給父親，要買一把電吉他。濮祖蔭花了三百多馬克託人買了一把，從西德途經前蘇聯再到北京，一萬多公里扛回來。濮石彈了一個暑假。開學想帶到大學，父親阻攔說：“三百多個馬克的東西，你帶到學校去，弄丟了怎麼辦？留下來吧，等你回來再彈。”在父親勸說下，濮石只好忍痛把吉他留在家裡。受哥哥濮石的影響，濮樹也對吉他產生了興趣，憂鬱的那段日子裡，濮樹便拿著這把吉他彈了起來，也許是宿緣，濮樹深深的迷上了這把吉他。內心孤獨的濮樹常常與吉他為伴。學期末的寒假，濮石放假回來，聽了弟弟彈吉他，吃驚地說：“你彈地比我好啊。”於是把那把吉他送給了弟弟。
濮樹天天抱著那把吉他，搗鼓來搗鼓去。眼看中考了，父親著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對濮樹說：“你能不能暫時先把吉他放放。”濮樹信誓旦旦地告訴父親：“音樂比我的生命還重要。”父親沒有在意，他以為濮樹只是三分鐘熱度。直到有一天，濮樹把父親買給他的遊戲機偷偷賣掉，用換來的錢報了一個吉他班。父親信了，他心想：看來這小子這次是玩真的。就這麼濮樹藉著叛逆期混過了初中和高中，在高二的時候，濮樹因憂鬱嚴重父親給辦了休學。休學期間濮樹仍沒閒著，他和同學組了個樂隊，每天晚上去北大的草坪彈琴。
父母眼看著他進進出出，做一些“格格不入”的事，也拿他沒辦法，只能任憑成長。
濮樹的青春期，對父母來說很漫長也很躁動。高三要重新返校時，濮樹理直氣壯地對父親說：“我不想考大學了。”父親一怔：“北大教授的兒子不考大學？”他們對濮樹的教育觀念雖說已是放任，但是再怎麼說也得讀個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啊。 對於“不上大學”這件事，父母堅決不同意。在父母的威逼下，濮樹花了半年時間狂看書，狂刷題，最終高考考上了首都師範大學英語系。拿到錄取通知書，他遞給父母：“我是為你們考的啊，不去了啊。”他留著香港音樂人最時興的長髮，繼續開始他與吉他的狂歡，每天家裡只聽到濮樹把吉他扣的“咚咚”響的聲音。大學快開學時，父母三番五次勸說，濮樹終於同意去上大學。剛上大學，他那扎眼的長髮引起了校書記的注意。書記要求他剪掉。濮樹炸了：頭髮是我的，我想理就理，不想理就不理！剛放下心的父母聽到這件事後，又開始提心吊膽起來。
父母擔心濮樹，上大學都讓他走讀。每晚10點半，父母見濮樹抱著吉他出去，去家門口的小運河邊彈琴唱歌，第二天早上4點回來，風雨無阻。大二的時候，濮樹突然說什麼也不去上學了，父母無論怎麼勸說他也不去，他倔得像頭驢。不想就這麼放棄濮樹的父母，四處託人、找關係給他保留了一年學籍。一年後他還是堅決不去，理由是：青春就不能這樣白白耗費掉，應該乾點有意義的事。從此他開始把自己關進屋子裡，父母很少能跟他搭上話。父母不知道他心裡想得是什麼，只要每天能聽到屋子裡的“咚咚”的吉他聲，他們就是放心的，起碼知道他是安全的。
朴樹的行為在一次次降低父母的期望值。
約翰.貝曼說:“叛逆其實就是一個信息——它告訴你有一些東西需要改變了。這並不代表只有孩子需要去改變，有時候是整個家庭都需要做改變的。”
03愛孩子的優秀，也愛他的平凡
時間更替，轉眼又是一年春天躡步而來，那是1996年的春天，濮樹終於從窩著的屋子裡走了出來，和母親能搭兩句話，瞧著他狀態能稍微好點，母親伺機問他：“要不要出去端盤子？”濮樹一楞，如果按時間計算他也該大學畢業了。他才意識到自己似乎應該出去賺點兒錢，起碼得自己養活自己了。朋友知道他在音樂上有些天賦，就勸他寫幾首歌去賣錢，還把高曉松的電話給了他，幾經輾轉他找到了高曉松。一直嚮往“詩和遠方”的高曉松聽完濮樹的試唱並沒多大感覺，但是他看到了濮樹的音樂才華，於是他把濮樹介紹給了宋軻。高曉松回憶說：“這輩子從來沒有見過宋柯哭，聽完濮樹的《那些花兒》，宋柯哭了，哭得像個孩子。”接著朴樹又唱了那首靈感來源於母親哼唱的《白樺林》。宋柯又一次感動的一塌糊塗。宋軻讓朴樹別賣歌，直接自己唱，於是他們成立了麥田，“濮樹”也正式更名為“朴樹”。《白樺林》這首歌一經發行，紅遍大江南北，就連北大的校園裡都是朴樹的《白樺林》。
父母漸漸默許朴樹的堅持，也許在他們所有的教育案例中，朴樹就是個特例，要用特殊的教育方法。
2000年，聽說兒子要上春晚，大年三十晚上，朴樹的父親濮祖蔭和母親劉萍老早就搬好凳子坐在電視機前等著看兒子，總算等出來了。父親略感驕傲的看著電視機上的兒子說：“這小子，總拉著個臉，好像別人欠他錢一樣。”2000年春晚之後，朴樹紅了，他的採訪更多了，演出更多了，開始有歌迷在演出現場門口堵他，尖叫。這讓朴樹不適應。成名使他的病情迅速加重，他又開始封閉自己。他開始拖延寫歌，拒絕演出。經常一夜不睡，早上打個車去機場，傍晚時分坐在大理的洋人街上，喝著啤酒。剛放下心的父母心臟又提到了嗓子眼。母親著急了，朴樹回到家，母親小心的詢問他：“我聽了你的歌，你這兩年是不是過得不快樂？”朴樹突然就哭了，他趕忙去洗臉，再裝作大大咧咧的樣子走開。
對父母來說，朴樹的心裡似乎有一片防禦森嚴的領地，拒他們於千里之外，難以靠近，面對他，父母時時感到手足無措。2012年的炎夏，朴樹走出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抑鬱折磨，終於與麥田公司解約，組建了自己的樂隊，自己開始做唱片。自己做唱片，很多時候朴樹要應對各種孤立無援的尬境，令他舒服的是，他總算找回了自己的初衷，只為音樂狂。2013年金秋十月，北京的天氣涼爽起來，朴樹在北京舉辦第一次個人演唱會。父母聽說朴樹要開演唱會了，給兒媳婦吳曉敏打了五千塊錢，讓幫他們買兩張演唱會的門票。兒子十年沒出專輯了，他們擔心世界忘了他。這也是兒子在家鄉北京第一次辦演唱會，他們要去增加兩個觀眾。現場的父母聽著朴樹的演唱會，淚流不止。父親濮祖蔭經常在採訪中說：“我雖然不懂音樂，但是我能理解兒子對音樂的執拗，就像我對物理的執拗。”
父親濮祖蔭在做一次空間物理的講座的時候，主辦方介紹，“這是濮樹的爸爸。”下面二三十名研究生齊刷刷鼓掌。這不是第一次了。空間物理界的同行打趣說：“你現在沒有你兒子出名了”。他不無得意：他比我出名更好。
林文采說:“所有的心理治療是愛和寬恕。”
每個人的在成長過程中都有一段跟父母的對抗，然後又隨著成長而和解，也許這就是生命。對孩子愛的視角不是眼睛，而是心靈。不光愛他的優秀，也愛他的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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