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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97年，孔子辭去了大司寇的職務，離開魯國，開啟周遊天下的旅程。對孔子來說，魯國大司寇是他一生中擔任的最重要的行政職務，這一時期也是他距離重現周公盛世的理想最接近的人生階段。
對這個至關重要的行政職務，孔子為何要辭去？《史記》說一是因為齊景公向魯國饋送女樂，二是孔子在當年的郊祭大典之後沒有分到胙肉。究竟這兩個原因孰真孰假呢？
公元前500年，孔子陪同魯定公出席了在夾谷舉行的齊、魯會盟。會盟之上，孔子據理力爭，收復了叛臣陽虎私自割讓給齊國的汶陽之田。
因為汶陽之田本是魯國權臣季孫氏的采邑，收復汶陽之田使得孔子與他一直反對的權臣季氏開啟了一段短暫的“蜜月合作”。
趁著雙方關係良好的契機，孔子向季桓子提出應該儘快拆毀費邑、郈邑和郕邑的堡壘城牆，因為隸屬“三桓”的這三座采邑中，季孫之費與叔孫之郈此時都陷入了家臣叛亂的困境，不消滅叛亂，魯國勢難安定。在季桓子的支持下，孔子的“墮三都”計劃一路奏凱，弟子子路以季氏家宰的身份先後主持了墮郈與墮費的工作。
雖然其間費邑大夫公山狃發動叛亂，一度攻入國都，但在季桓子的支持下，孔子和魯定公避入季氏府邸內的武子臺距險固守，並指揮季氏私兵平定了叛亂。
公山狃失敗逃亡，似乎“墮三都”計劃的最後一步墮郕也將水到渠成。可孔子的政治生涯不幸就敗在了這最後的一簣上。這又是怎麼回事兒呢？
《左傳》載：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左傳·定公十二年傳》
和叔孫之郈、季孫之費截然不同，孟孫氏的郕邑並沒有傳染上家臣叛亂的“瘟疫”。如果說墮郈、墮費能夠祛除叔孫、季孫家臣跋扈、尾大不掉的痼疾，那麼拆毀如臂使指的郕邑則只能造成孟孫氏藩籬淨撤、長城自毀。
所以郈邑、費邑的城牆堡壘被拆毀後，郕邑大夫公斂處父便建議孟懿子暗中阻撓孔子的墮郕計劃。
孟懿子本是孔子的學生，公元前518年孟僖子病逝之前曾遺囑交代，要求孟懿子入孔門學禮。可真到了家族利益與禮義精神發生衝突的時候，孟懿子的選擇仍是要利而不要禮。
這形象地說明了孔子推行禮義學說的努力為何在春秋時代屢屢碰壁：對執政的各家貴族們來說，如果他們還需要某個“禮”的話，這個“禮”所要維護的也只能是由他們主宰的新世界；至於周天子和他的周禮，還是任其埋入歷史的故紙堆裡去吧。
在孟懿子的默許下，公斂處父公然對抗國君頒佈的墮郕命令，致使“墮三都”在最後的環節上遭遇了最頑強的抵抗。
郈、費已經拆毀，郕邑卻堅守不下，這意味著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中孟孫氏比季孫、叔孫兩家保存下來更多的實力，這讓一直穩坐“三桓”之首的季氏開始擔心，自己對孟孫氏保持了這麼多年的政治優勢會不會就此喪失呢？
就在季桓子對墮費漸萌內悔之意的時候，孔子門下出了一個叛徒。弟子公伯寮進言季桓子，揭穿了子路“墮三都”的真實目的：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
得到公伯寮告密的消息，子服景伯向孔子示警：季桓子已然被公伯寮說動了，子路危矣！要保住子路的地位，繼續推進“墮三都”計劃，就必須懲治這個“猶大”。可子服景伯主動請纓，孔子卻告訴他說，沒用的，事之成敗，不取決於公伯寮而取決於“命”。
怪力亂神，子所不語。孔子當然不會把自己的政治抱負寄託於冥冥之中的宿命，他口中的“命”並非天意，而是政治大勢：夾谷之會，孔子向齊景公據理力爭，為魯國收復汶陽之田，結果卻是幫季孫氏奪回了陽虎竊取的家產；拆毀費邑城牆，平定公山狃的叛亂，又讓季孫氏重新成為了費邑之主。
孔子做這兩件事的初衷本是要削弱“三桓”，重振公室，可結果卻使得季桓子一步步地鞏固了權力，更難撼動。走到這個地步，無論公伯寮告密與否，孔子根除世卿專權的目的都註定落空。
勸阻子服景伯懲治公伯寮，顯示出孔子已經看清了失敗的前景，此時他所考慮的不再是“墮三都”計劃能否繼續，而是應該在什麼時候辭去大司寇的職務，離開魯國。
那麼，究竟是什麼事兒最終促使了孔子辭職去魯呢？
《史記·孔子世家》說：
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並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嚐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髙門外。季桓子微服徃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徃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史記·孔子世家》
司馬遷說，最終是這兩件事情逼迫孔子從魯國出走，踏上了流浪天下的旅途：其一，齊景公在大夫黎鉏的建議下向魯國贈送女樂，而季桓子接受了這份饋贈；其二，魯國舉行郊祭大典之後，沒有按照禮制規定向大夫贈送燔肉。
對這兩樁事件的真假和意義，其實都有進一步考證的必要。郊祭而膰俎不致，這個事件基本可以確定是虛構的。司馬遷所說的這件事，其原始記載保存在《孟子》當中：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小人固不識也。——《孟子·告子下》
根據《春秋》的系年，“墮三都”計劃因郕邑抗命而受阻，發生在公元前498年的冬天。孔子此後不久即因郊祭不致燔肉而離開了魯國，時間當在公元前497年。如果魯國在公元前497年舉行過郊祭大典，那麼《春秋·定公十三年》一定會有記載，因為“國之大事，惟祀與戎”，郊祭天地這麼重要的典禮是不可能缺書的。
可《春秋》所記載的最近一次郊祭典禮乃在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的夏天。孔子去國的公元前497年，魯國根本沒有舉行過郊祭典禮，又何來燔肉不至之說呢？
至於齊人饋女樂的目的，錢穆先生在《孔子傳》中分析道：
孔子主墮三都，不啻在魯國政壇擲下一大炸彈，其爆炸聲遠震四鄰。魯、齊接壤，並在邊界上時起齟齬。魯國政治有大改革，齊國自感不安。饋女樂，固是一項政治陰謀。——《孔子傳》一個強大而統一的魯國不符合齊國的根本利益，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齊國向魯國贈送女樂究竟是一項怎樣的政治陰謀，錢先生沒做細緻的說明。
饋女樂容易讓人誤以為是齊國有心麻痺、腐化魯國政治高層。女樂就是齊國射來的糖衣炮彈，一如當年的秦穆公征服西戎所用的伎倆。如果做這種理解，就會使得整個事件的分析偏離正確的方向。春秋時期，饋贈女樂究竟傳遞出何種含義？齊景公向魯國饋贈女樂導致孔子出走這件事，不見於《左傳》。不過《左傳》中卻記載了另外兩件饋女樂的案例。
其中一件是公元前514年梗陽人為了打贏官司，以女樂饋贈晉國首輔魏獻子以求疏通。這屬於私人間的暗中勾兌，與我們所要討論的事件關係不大，姑且置而不論。
另一件則發生在公元前562年：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如楚，告將服於晉（中略），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鏄盤；女樂二八。——《左傳·襄公十一年傳》
在這一年，晉國率領宋、魯、衛、齊等十國聯軍伐鄭，迫使鄭國叛楚附晉。因為楚國拒絕援鄭，還扣押了前往楚國告急的使者，無奈的鄭簡公只得在晉國的高壓下表示屈服。
以“女樂二八”獻於晉侯，正是表示通好於晉的意思。《史記》說齊景公之所以要向魯國贈送女樂，是因為害怕孔子為政，魯國稱霸。這大概就是根據鄭國饋送女樂於晉的故事敷衍推論而成。
但實際上，齊、魯兩國的邦交關係同當年的晉、鄭不可同日而語。且不說自公元前499年起，魯國就正式背叛晉國，加入了齊國主導東方聯盟。單說魯國此時的現狀，世卿專權，內憂深重，與齊、晉等大國列強的國力更是相差懸殊。單憑孔子一人之力，怎麼可能將魯國推上中原霸主的寶座？齊國又何來畏懼魯國稱霸的憂天之想？
真正讓齊國忌憚孔子的恐怕是這一點：公元前501年陽虎叛亂失敗，逃往齊國；公元前500年，侯犯在郈邑起兵反抗叔孫氏，失敗後又是逃往齊國；公元前499年公山不狃、叔孫輒舉兵反對孔子墮費，失敗流亡，目的地仍然是齊國！
也就是說，支持魯國“三桓”的家臣叛亂本是齊景公制約魯國的一張王牌。現在，隨著孔子“墮三都”行動的推進，家臣叛亂被次第剷除，往後齊國再想幹預魯國內政便沒了抓手，這才是齊景公真正擔心的事情。
為此，他必須要想辦法離間季桓子與孔子的合作關係。而此時的季桓子呢，他明知孔子的政治立場是打壓“三桓”、力挺公室，卻仍與之保持合作關係，還不是因為忌憚家賊與齊國內外勾結，稱兵作亂嗎？
兩害相權取其輕，孔子的作風固然強勢，可他畢竟就是個文人，手裡沒兵就難以構成威脅。現在齊景公主動向季桓子示好，饋送女樂，傳遞出的該是修復關係的信號。
如果齊國與季氏的關係轉暖，不再支持流亡的反叛勢力，季桓子最大的外部威脅就將解除。受贈女樂之後“三日不聽政”，季桓子志得意滿的心態已經溢於言表。對內鎮壓了費邑反叛，對外爭取到了齊國的支持，在魯國的這盤大棋局上，季桓子已經建立起了不可撼動的優勢。此時與孔子的合作已經不再是必須，更何況孔子還念念不忘削弱“三桓”呢！
於是乎，孔子瞬間淪為了一枚棄卒，被季桓子從棋盤上撤了下去……
參考文獻：
顧德融、朱順龍《春秋史》
李孟存、李尚師《晉國史》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
錢穆《孔子傳》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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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晉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圖片|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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