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旅加學者
北美東部時間11月1日，數千名美國民眾在紐約地鐵舉行示威，他們高呼“辱警”口號，從地面一直“轉戰”到地下，而紐約警察也毫不示弱，對若干示威者行駛了“斷然手段”。
按照抗議者的說法，當晚近千名抗議地鐵票漲價的示威者聚集在紐約布魯克林巴克萊中心，抗議紐約州州長庫莫授權市警察局在地鐵沿線增派500名警力，並“大肆逮捕並肆意處罰逃票者”的“暴行”，隨後這些示威者又走下Hoyt-Schermerhorn Street地鐵站，象徵性地跳過地鐵檢票閘機，並高呼“紐約警察，種族主義者怎麼拼”口號，而警察則蜂擁而上，將19歲的非洲裔示威者納皮爾（Adrian Napier）“無端暴打”並逮捕。
組織這次名為“將這個廣場非殖民化”示威的人士稱，此前已有多名非洲裔示威者被警察“無端迫害”，他們此次示威一來為抗議“州長濫授警察權力”，二來也為抗議“警方暴行”，於是遭到了又一次“警方暴行”。一些在網絡社交平臺支持示威者的網民公開了警察“群毆”納皮爾的視頻，而此前被“虐待”的兩名非洲裔未成年示威者中一人的家庭，已將紐約警方告上了法庭。
而紐約州政府和紐約市警方的說法卻大相徑庭。
警方稱，納皮爾系“被懷疑帶有槍械”（紐約州是美國唯一對槍械管理較嚴的州）而遭警方控制，隨後發現身上未攜帶任何危險物品，但又因“有盜竊嫌疑”而被繼續扣押；另外兩名被警方控制的非洲裔少年則“涉嫌打群架”。紐約州政府稱，紐約地鐵票價不過2.75美元，即便如此仍有許多人通過“跳閘機”逃票，“截止2018年底紐約大都會交通管理局僅因地鐵逃票就損失2.15億美元”，因此，州政府和紐約警方“不得已才增派警力對付逃票”。
除了“警民衝突”，還有人們並不陌生的“警-檢矛盾”：自2018年2月起，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萬斯宣佈，將不再起訴任何被警察送檢的、在曼哈頓區範圍內被抓獲的地鐵逃票者，“因為他們中至少2/3並無任何過犯”；而紐約警察局長奧尼爾則反唇相譏，稱萬斯檢察官屢屢對“慣犯”姑息養奸，至少有5名“累犯嫌疑人”被他“高抬貴手”，其中一人先後因逃票被抓52次。
很顯然，不論警方、檢方或示威者都是“老運動員”：警方避重就輕，迴避“過度使用警力”和“專門針對非洲裔”這兩項最嚴重指控，轉而強調“無辜的不是逃票者，而是警察和大都會交通管理局”；檢方避免直接捲入“警民矛盾”本體，利用“無辜的三分之二”大秀“政治正確”；示威者則迴避“到底有沒有逃票”這個問題本身，轉而揪住“警察打黑人”這個最容易引起“公憤”的“政治不正確”不放。
正如一些網民所議論的，這件事“誰都說出部分真相——但只說對自己有利的那一部分”：警察的確打了、抓了幾名“非洲裔青少年”，但他們同時也的確是經常“跳閘機”的逃票者；逃票者的確如示威者所言“大多數是非洲裔窮人”，但他們也的確經常逃票；紐約州政府和警方所言“逃票造成巨大損失”並非虛假，“2.75美元票價不算貴”也不能算什麼過當言語，但“跳閘機”者中許多人，的確難以日復一日負擔這筆分開每筆不算多、按月計算不算少的“剛性開支”。
無論如何，這是一件應該被高度關注和深入報道的重大事件：要知道，此時此刻，同在美洲的智利聖地亞哥，正被區區人民幣幾毛錢地鐵票價上漲所引發的民怨所困擾，以至於不得不緊急放棄舉辦APEC和COP25峰會；要知道，此時此刻已進入美國2020年大選選戰週期；要知道，美國媒體向來對“地鐵暴力”、“警民衝突”興趣盎然，香港、聖地亞哥的這類事件雖相隔萬里甚至遠隔重洋，它們可都是連篇累牘，深挖猛刨，忙得不亦樂乎。
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美國各大媒體對“紐約地鐵警民衝突”的報道寥寥無幾。打開某新聞搜索引擎的“北美要聞”版面，和“紐約”相關的第一熱門報道，赫然是紐約馬拉松賽，而“地鐵警民衝突”的相關報道，主要還是被“紐約州眾議員科爾特斯為示威者抱打不平”所“承包”——而這個看上去有些“被帶歪”的新聞點之所以被多少提及，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科爾特斯和庫莫都來自民主黨，以及科爾特斯是曾被特朗普點名“滾回老家去”的四位民主黨激進左翼有色人種女議員之一，而“警民衝突”、紐約示威，以及其背後的警方涉嫌濫用警力、隱形種族歧視、貧富懸殊……等本應是“主菜”的新聞元素，或成了“配搭”，或索性消失得無影無蹤。
很顯然，美國傳媒、尤其主流傳媒再次患上了習慣性“遠視眼”——對遠在天邊的外國是非興趣盎然，視角挑剔而刁鑽；對近在眼前的本地問題卻避重就輕、含糊其辭，彷彿多說一句都要收費一般。
倒不是要管別人家閒事，但患了遠視眼的美國媒體最好記住一句古訓：欲管他人瓦上霜，先掃自家門前雪。（責任編輯：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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