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世紀到近代，歐洲和美國不時會泛起“獵巫”活動。所謂“獵巫”，就是女巫審判，人們發現有一些人（大部分是女人），行事風格怪異，外表邋遢，於是指控他們是“女巫”，教會和治安官會組成聯合審判機構，對“女巫嫌疑人”進行無情制裁。最近的一樁著名“獵巫”事件，發生於17世紀末的美國，即臭名昭著的“塞勒姆女巫案”，此次案件導致19名無辜的人被殺害。

“塞勒姆女巫案”審判現場

彼時工業革命已經爆發，人類正在不斷更新對世界的看法，然而，在這樣一個崇尚科學的年代，為什麼還會出現“獵巫”這樣不可思議的活動呢？其實，自古以來，“獵巫”活動“狩獵”的都不是“女巫”，而是弱者和不合於主流價值觀的“異類”。

新英格蘭“獵巫”的沉渣泛起

“獵巫”最後的狂潮發生於北美的新英格蘭。在美國建國之前，新英格蘭地區並不是一個開放和自由的地區，當地風氣保守，保留著近似中古時代的生活習慣，在這個地方發生“獵巫”事件，一點都不意外。

中世紀的“巫師畫”

從1638年到1725年，整個新英格蘭的“獵巫”事件層出不窮，無數人被以“巫師”的名義處死，根據卡羅爾·卡爾森（Carol Karlsen）在《以女性形象出現的“惡魔”：新英格蘭殖民地的女巫》（The Devil in the Shape of a Woman: Witchcraft in Colonial New England）一書中的描述，在新英格蘭被處死的344名“巫師”中，約78%是女性，她們被稱為女巫（Witch），而其中的男性，通常也是因為與“女巫”有某種聯繫而被指控。正如歷史學家約翰·德莫斯（John Demos）所說，為數不多的“嘗試巫術”的清教徒男人大多是所謂女巫的丈夫或兄弟。

典型的女巫形象

在新英格蘭，大部分殖民者都是清教徒，在他們的社區中，婦女的角色僅僅是輔助性的，沒有任何權利和地位。新英格蘭的清教徒所秉持的價值觀認為，婦女的義務是生育後代、撫養孩子、管理家務，併為丈夫提供合乎身份的生活所需。女人之所以在清教徒社區中顯得無足輕重，是因為他們的信仰總是將女人視作“夏娃”，而夏娃和她有罪的蘋果是人類“墮落”的根源，清教徒還相信女人意志薄弱，更容易受到“壞東西”的誘惑。

幻想的女巫形象

將女人們想象成“女巫”，並非一種性別歧視，而是源於殖民地社會結構的一種“強者價值觀”，女人和一些懦弱的男性，被當做“女巫”“巫師”，本質上是對弱者的鄙夷和欺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塞勒姆女巫審判”，在這場200年前的冤案中，三位被控告的“女巫”，一位是印第安裔女奴，一位是一貧如洗的窮婦，一名是不參加集體活動的孤僻者。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她們都是“好欺負”的人。

“女巫”的兩種來源

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清教徒社區，公共權力分別由治安官、法官和神職人員掌握，他們制定了前美國社會的規則。因為在殖民地，不僅要面臨未開發的自然環境，還要提防食肉動物和心懷鬼胎的入侵者，因此，力量和勇氣是人們推崇的，任何弱小或者無力自保的人，都會成為集體的拖累，即便弱者是自己的同胞，甚至朋友親人，也會被大眾所鄙夷。

新英格蘭社會

在殖民者社區，最弱者無疑就是女性，她們每時每刻都揹負著“弱者”的標籤，受到別人的監督，一旦她們企圖突破自己被“規定“的角色時，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對於一些看上去不夠“勇敢”的男人來說，如果擁有太多財富，就會被懷疑為非法所得；如果財富太少，則會被認為能力不足。對於女性來說，她擁有太多的孩子，可能表示與“魔鬼”達成協議；而孩子太少，也會被認為背後有不可告人的罪惡動機。

通過分析新英格蘭湧現出的眾多女巫審判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兩種情況:

第一、當事人軟弱無助，殖民社區厭惡這種“弱者”，於是群眾對其肆意欺凌，靠著“猜測”和“臆想”給其定一個“女巫”的罪名。

比如“塞勒姆女巫審判”中的受害者提圖芭（Tituba），作為印第安裔女奴，她無疑是殖民社區中的最底層，所以當社區中的孩子“不正常”時，她第一個被懷疑是罪魁禍首，由於孤立無援，最終被判處極刑。

提圖芭（Tituba）

另一個例子發生在馬薩諸塞州的哈德利，一名叫瑪麗·韋伯斯特（Mary Webster）的女人結婚後沒有孩子，並依靠社區的慈善機構接濟。瑪麗性格並不“恭順”，沒有對“施捨”表達足夠的感激，因此，她被認為是忘恩負義的人。1683年，時年60歲的瑪麗開始寡居，無依無靠的她成了鄰居的眼中釘，周圍人紛紛指責她從事巫術活動，聲稱她與“魔鬼”一起破壞牲畜的健康。雖然處理此樁“巫術案件”的波士頓法院宣佈她無罪，但瑪麗還是遭到了民間的指責，恰逢一位曾指控她巫術罪的鄰居突然暴斃，其他居民更加懷疑瑪麗是一名女巫，然而法庭的裁判無法更改，當地居民只能用惡毒的語言攻擊孑然一身的瑪麗，痛罵她是個老巫婆。

第二、當事人沒有順從“風俗”，沒有扮演自己“應該”扮演的恭順社會角色，她看上去像一個異類，於是發起對她的“女巫”控告。

馬薩諸塞州北安普敦市的瑪麗·帕森斯（Mary Parsons），她與韋伯斯特相反，她並不孤僻，而是鎮上最富有的人的妻子，也是九個健康孩子的母親，但鄰居們發現帕森斯是一個霸氣的女人，說話總是富有主見且慷慨激昂。帕森斯的表現並不像唯唯諾諾的清教徒家庭中的女性，而更像是現代女性，於是在1674年，她被看不慣其作風的鄰居控告是個“女巫”。帕森斯最終被無罪釋放，但持續不斷的“巫術”謠言迫使她們一家只能離開故鄉，前往波士頓定居。

女巫審判法庭

“塞勒姆女巫審判”中的另外兩名受害者薩拉·古德（Sarah Good）和薩拉·奧斯本（Sarah Osborne）也是別人眼中的“異類”。薩拉·古德的丈夫，威廉·古德控告自己的妻子是一名“女巫”，因為“她對他的態度不好”，鄰居們贊同古德的看法，他們認為薩拉·古德違反了清教徒的價值觀。薩拉·奧斯本由於很少參加社區活動，不去教堂，所以也被人們認為是“女巫”，最終被處死。

迫害女巫的現場

從上述幾個例子背後，我們能看出“女巫審判”的動機，至少在新英格蘭地區，人們普遍遵守一種“強者價值觀”，這是一種崇尚強者，渴望力量，同時鄙夷弱者，唾棄無能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觀的一個副作用就是，人們都希望自己是強者，不希望自己是弱者，為了表現自己的強者地位，會肆意凌辱弱者，具體表現就是通過給弱者戴上“女巫”的帽子，以“審判女巫”的正當理由侮辱弱者。

清教徒家庭

在這樣一種充滿緊張感，壁壘森嚴的社會中，強者始終掌握權力，享受無與倫比的尊敬，所以他們討厭不遵守這套價值觀的人，以及那些想突破“強弱限制”，強行變成強者的人。

“獵巫”的本質

統計顯示，從13世紀開始，一直到17世紀的新英格蘭，“獵巫”行動的目標大部分都是女性，尤其是無依無靠的寡婦。這種對弱者的欺凌，在新英格蘭殖民地尤其明顯，這一點我們從被譽為“美國的出生證”的《五月花號公約》就能看出。第一批新教徒搭乘五月花號帆船前往北美，船上的41名男子，在下船前簽署了一個公約，在公約中，殖民者稱所有人“自願結為自我管理的自治團體”，為了使殖民地能夠發展，他們“制定頒佈對這個殖民地全體都適合的法律法規”，為了保證秩序“我們都保證遵守和服從（公約）。”

清教徒社會

《五月花號公約》的制定，表明新英格蘭在成立之初就被灌輸了“強者價值觀”，首先，41名男子沒有徵求所有人的意見，而是直接代替所有漂洋過海的殖民者，設計了一套他們認為“好”的權宜性制度；其次，他們作為強者，主觀獨斷地起草那些他們認為是對所有殖民者都“好”的後續法律法規，並且要求所有人都遵守和服從；最後，他們作為執法者，會打擊那些任何膽敢挑戰舊有秩序的人。

清教徒雕塑

新英格蘭的殖民社區，最開始確實處於生存危機之中，所以他們厭惡弱者，欺壓弱者，企圖消滅弱者。但到後期，他們在新世界站穩了腳跟，已經生存無憂，“強者價值觀”搖身一變，成了一種充滿排他性的“權力怪獸”，任何膽敢挑戰舊秩序，不按照約定俗成的身份生活的人，都會被欺凌和針對。所以，“女巫審判”的對象，從來不是子虛烏有的“巫術”，而是弱者和不想當弱者的挑戰者。“獵巫”的本質，其實是對弱者的系統性壓迫，以及“強者價值觀”對於權力的眷戀。

參考文獻：

《以女性形象出現的“惡魔”：新英格蘭殖民地的女巫》卡羅爾·卡爾森

《美國史》艾倫·布林克利

《五月花號》菲爾布里克

《美國曆史》愛德華·錢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