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們，都曾經為反特片深深著迷。銀幕上的諜影重重，故事情節的驚險曲折，以及貫穿始終的懸念，總是讓人們睜大了眼睛，調動起全部的神經。而最感過癮的無疑則是隨著機智勇敢的影片主人公，揪出潛藏的敵人。每一次觀看反特片，就彷彿親身經歷了一場真實的“捉特務”戰鬥般驚心動魄。新中國十七年來誕生的反特片影響深遠，如同那些百看不厭的“好人抓壞人”的戰鬥片一樣，將長久地駐留在人們的記憶深處。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反特片可說是從新中國誕生後漸趨複雜的國際國內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強烈凸現出當時政治宣傳的主題詞：新生革命政權是牢不可破的。17年間，大約出產了30餘部反特片，成為中國電影中的特有的一種類型，因而也形成了觀眾耳熟能詳的模式和標識：我方偵察員在識破敵人的陰謀後，喬裝打扮，深入虎穴，而後與敵展開鬥智鬥勇的較量，直至取得敵方信任，最後與大部隊裡應外合，直搗黃龍。應該看到，反特片中的主人公都是智勇雙全的孤膽英雄，是真正的與魔鬼打交道的人，儘管敵人也不是吃素的，但觀眾相信“狐狸再狡猾也逃不過好獵手”。
在這種俗稱的“打入片”中，打入與反打入構成了最基本的矛盾衝突，特務打入我方也經過了一番良苦用心的步驟，其主要表現在：敵方為獲取我方機密，或給我方造成破壞，派遣特務打入我方內部；利用我方一些人思想上的麻痺大意，並伺機潛伏下來，取得合法身份；但敵人在陰謀即將付諸實施時，卻露出破綻，終被我方察覺，而將敵特來個“全鍋端”。所以，在這種幾乎是固定套路的“統吃”中，打入與反打入或者是被打入，有著十分微妙的雙重含義，也就是說，打入是相互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這一路的“打入片”，按照年代出品的時間大抵有：《天羅地網》中，王英隻身獨闖土匪雲集的大蓋山；《虎穴追蹤》中趙聯扮演的李永和匪氣十足地在土匪窩裡玩起了絕活；《寂靜的山林》中王心剛扮演的史永光則裝扮成跑行商的青年商人馮廣發，一路追擊，不但瞞過暗戀他的女特務，還竟然闖進國民黨和美國的戰略情報局，併成功地通過了最先進的測謊器的考驗；《羊城暗哨》中馮喆扮演的王煉風流倜儻一公子哥們的模樣，時常公務在身、公私兩不誤地與故作多情的女特務八姑玩起了欲擒故縱的遊戲；《英雄虎膽》中於洋扮演的曾泰搖身一變成了國外派遣來的“副司令”，與年輕漂亮的女特務阿蘭大跳“倫巴舞”，惹得春情騷動的阿蘭小姐慾火焚身；《跟蹤追擊》中李明剛小試牛刀，“客串”一回特務角色，竟然摸到真特務的狐狸尾巴；《林海雪原》中王潤身扮演的楊子榮孤身虎膽扮作胡彪，打虎上山地闖進十八層地獄的“威虎山”，沒有吃了老虎豹子膽的人，是絕對不敢玩這一不留心就會丟掉小命的把戲，“天王蓋地虎”、“寶塔震河妖”的土匪黑話暗語，後來演繹成革命現代樣板戲裡的經典臺詞：“臉紅什麼？”“精神煥發！”“怎麼又黃啦？”“防冷塗得蠟！”銀幕上楊子榮的英雄氣概，把打入片的典型推至高潮。
多年來，反特片一直佔據“打入敵人內部”這一通俗的、廣為觀眾接受和習慣的“代名詞”領域，在上一世紀七十年代末文藝春天再度復甦之際，又以小說《戰鬥在敵人心臟裡》改編而成的《保密局的槍聲》一片，重新撩開了“打入片”即為“反特片”等同的二重帷幕。
至於幾部在民間很有影響力的“紅色特工”題材，如《永不消逝的電波》、《野火春風斗古城》、《51號兵站》、《地下尖兵》、《長虹號起義》等經典名片，要麼發送局勢電訊，策反武裝部隊，要麼竊取作戰情報，瓦解軍艦譁變，則是我方大無畏的“紅色特工”在國民黨執政統治下，這些地下黨冒著生命危險，懷著對黨的忠誠和真理的事業的信仰，進行地下秘密諜報活動，所以，“反特”一詞按照詞義的理解，正好進行了敵我雙方的顛倒和換位。
吸引眼球的女特務
在這些影片中，大多有一個儀態萬方、妖冶豔麗的女特務，她們是特務機關施展“美人計”的工具，往往成為推進情節發展的主要元素。她們利用美豔的姿色，變著花樣誘惑紅色特工，以探取虛實，所以，最能吸引人們的眼球。
早在五十年代初，話劇演員丹尼扮演了根據茅盾小說改編的影片《腐蝕》中的女特務趙慧明，這是新中國銀幕上出現的第一個女特務形象。為了適應新政權的政治宣傳需要，這個在名家筆下以自殺結局的女特務，在影片中改為幡然醒悟，毅然走向了新生。不過，這個女特務因為演員年齡偏大的關係，與隨後而來的《無情的戰線》中素面著裝的姚向黎所扮演的女特務，並沒有引起大多數觀眾的注意。
在建國初期拍攝的《鋼鐵戰士》中，由賀高英扮演試圖引誘被俘的解放軍張排長的國民黨女特務，這是一個極力醜化、走過場的無名小卒。緊接著，女特務真正開始顯山露水，“美人計”大顯神通。在由 8 個小故事組成的《這絕不是小事情》之《如此戀愛》裡，由鄧敬蘇扮演的女特務和《激戰前夜》中江芳扮演的女特務林美芳，都是假借與解放軍幹部談戀愛而刺探軍事情報，張勤箴在《前哨》中扮演的女特務阿麗，更是以軟硬兼施的方法誘惑李亞林扮演打入敵方的我偵察員。《霓虹燈下的哨兵》雖不是以反特為主線，但在表現與潛伏特務做鬥爭的情節上也著墨不少。影片中的女特務曲曼麗由姜曼璞扮演，她的主要任務是準備爆炸“五一”遊園會，製造新上海的社會混亂。她以大學生的身份出現，含情脈脈地引誘“好八連”排長陳喜的幾次相約“講故事”的細節，與上述3部影片以談戀愛為名的情節可謂異曲同工。
至於葉琳琅在《鐵道衛士》裡扮演的女特務王曼麗，對印質明扮演的高科長猛拋媚眼，而谷毓英在《冰山上的來客》扮演的假古蘭丹姆，頻頻用嫵媚的雙眼和軟聲細語直接誘惑我軍指戰員，已經將“美人計”放大到極限了。雖然以上的“美人計”以政治因素的大前提而不可能讓其得逞，但相信她們那眉目傳情、暗送秋波的萬種風情，觀眾至今還會津津樂道。
這種以色相誘惑為手段的攻略，在《英雄虎膽》中演化成一個極大的亮點。由王曉棠扮演的漂亮迷人的女特務阿蘭小姐，在影片中與於洋扮演的我偵察科長曾泰大跳時髦的“倫巴舞”，使當時的觀眾大開眼界。如果再把原來已經拍成而被審片領導認定“太煽情”被迫刪剪掉的阿蘭身著泳衣和曾泰在水中嬉戲的場面復原，那該是多麼超前的感官刺激啊！至於阿蘭對曾泰暗生情愫，原劇本是她最後用自己的身體擋住射向曾泰的子彈而殉情，現在影片被迫改為曾泰表明身份後，阿蘭悔恨交織舉槍復仇而被我軍擊斃的結局，都會饒有興趣地牽引著廣大觀眾的心緒，同樣會自然而然地發出了一聲聲與時代氛圍並不和諧的嘆息：“阿蘭罪不該死，她還是完全可以改造好的啊！”。
“紅色特工”俘獲了女特務的情感，前提是我“打入”敵巢的人員身份尚未暴露，在女特務眼中是同一戰線的“戰友”，與她們色誘我軍幹部是截然不同的。因此，這一“單相思”註定是沒有結果的。阿蘭的故事，在《羊城暗哨》等影片中再次重演：狄梵扮演的女特務“八姑”，誘惑馮喆扮演的“紅色特工”王煉，她手裡搖晃著鑰匙，放蕩地對王煉說：“你是願意和我做真夫妻？還是假夫妻呢？”為整個影片的噱頭增添了最為精彩的一筆。狄梵沒有單純按照反派角色的表演套路來束縛自己，她不去簡單化、甚至單一的“臉譜化”來醜化處理這一人物，而是把這個女人在妖冶背後一顆冷寂的心，還有渴望真愛、對偵察員王煉帥氣的外表所隱藏在內心時常想要傾洩的愛戀，以及自作聰明、反被聰明誤的既狡猾又愚蠢的性格，全部淋漓盡致的隨著情節的發展給表演出來。在極其有限的戲份中，狄梵真實地表現出八姑的七情六慾來。但往下更為來勁的情節，在 17 年中的反特影片只能到此打住。女特務和“紅色特工”有“肌膚之親”，絕對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八姑和王煉突然間轉移話題，談別的事情去了。創作者，在那個時代可謂“膽大妄為”了。
長影廠曾是反特片的拍攝“大戶”，而且拍攝的反特片質量高，且大都有女特務出現：除上述《冰山上的來客》等已提到的影片外，《虎穴追蹤》中尚有兩個出彩的女特務，莽一萍扮演的米如珍和葉琳琅扮演的資麗萍，還有張圓在《徐秋影案件》中扮演的邱滌凡，章薇在《南海的早晨》中扮演的女特務聶玉嬌，都曾名噪一時。
在眾多反特片中，因“美人計”而交上“桃花運”次數最多的，當屬“英俊小生”王心剛，他曾在 4 部反特片中與漂亮的女特務打交道。在《寂靜的山林》中，王心剛扮演的偵察員史永光化裝成為跑行商的馮廣發，與白玫扮演的女特務李文英頻繁接觸。天長日久，孤男寡女，女特務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單相思，而偵察員也為了任務的完成而欲進一步往龍潭裡跳，便心領神會、順其自然地與之陳倉暗渡。導演朱文順大膽突破“禁區”，在原劇本並沒有設置的細節場景中，突發意想地在現場即興發揮，通過攝影機鏡頭的調轉，從沙發的後背角度拍攝，讓兩個人的身體漸漸靠攏在一起，然後傾倒在了沙發裡（後刪減）。這種在建國初期首次大膽地在銀幕上表現女色誘男的電影場景，實為罕見。
在《永不消逝的電波》中，陸麗珠扮演的日偽“雙料”女特務柳尼娜，也有以美色拉攏王心剛扮演的國民黨諜報人員姚葦的情節，“美人計”在這裡只是以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在花言巧語和軟硬兼施之間變了些味道。而王心剛再次作為正面形象，在《勐壟沙》中扮演解放軍工作組組長江洪，則義正詞嚴地拒絕了曹櫻扮演的女特務刀愛玲的色誘。當這個女特務身穿傣族的長筒裙，故作姿態地完全按照女特務特有的模式，與江洪首次見面時浪聲浪氣地叫一聲：“江組長”時，王心剛的表演是那樣的一臉正氣，意志堅定，絲毫不近女色。
而在《秘密圖紙》中，師偉扮演的女特務方麗，也是施展“美人計”來色誘王心剛扮演的解放軍參謀陳亮。但這回王心剛則“放長線釣大魚”，虛與應付，最終擒賊。
抹不去的歷史痕跡
正是眾多的反特片逐漸形成了固有的公式化、模式化的套路，所以，在 1964 年拍攝《兵臨城下》時，周恩來總理明確指示：“我們不搞‘美人計’”。雖然同樣有我軍特工人員打入敵人內部的重要情節，但其中一個名叫羅曼的國民黨女特務，與同名話劇中同一角色的戲份相比之下，有意給淡化處理了。同樣在 1965 年拍攝的《烈火中永生》中，以記者身份出現的國民黨女特務瑪麗的身影，更是在銀幕上時隱時現，完全成了一個活動道具了。
除打入我方內部外，也有像《徐秋影案件》和《跟蹤追擊》中分別叫做邱滌凡和徐英的女特務，並沒有靠女色獲取情報，而是擺開較勁的陣勢，與我偵察人員鬥智鬥勇，拼的是“業務”水平。
在民間曾經名噪一時的反特片《鐵道衛士》，於 1960 年完成並公映，它的知名度直線飈升，則來自於梅開二度時二輪放映之後，其火爆程度遠遠超過新片放映的上座率和票房收入，主要原因是在“文革”後期的特殊時期， 1972 年“林彪事件”後，中共中央隆重紀念抗美援朝勝利 20 週年，周恩來總理頂著強大的政治壓力，指令國家文化部電影局“解放”復映一批以抗美援朝為主題的故事影片。當時，在中美剛剛開始接觸並建立極不尋常的外交關係之時，此舉一拍，四方驚魂。曾經在觀眾心目中佔據重要位置的《英雄兒女》、《打擊侵略者》、《奇襲》等影片，給長年斷“糧”、情感飢餓的人們來說，該是怎麼樣的一種酣暢淋漓。其中，僅僅只是以抗美援朝作背景的《鐵道衛士》，因為執導描寫朝鮮正面戰場《上甘嶺》的沙蒙導演“右派分子”尚未“摘帽”，故此原因意外頂替，取而代之，浮出水面，連同一部刻意挑選出來的朝鮮影片《戰友》， 5 部電影在全國各大城鎮展開了連軸數月的“輪番轟炸”。《鐵道衛士》以其深受觀眾歡迎和喜愛的反特片類型，受到普遍推崇，從而成為了家喻戶曉的經典電影名片。
圍繞著一部《鐵道衛士》奇蹟般地先入“未”主，後天得勝，其主要因素不言自明，一是荒誕歲月裡的鶴立雞群，二是故事本身的花樣疊出。執導該片的方熒導演現已年過八旬，談到這部他從藝一生拍片有限的驕人佳績，往事漣漪，重泛心頭：
在距今已有近五十個年頭的 1958 年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年代，瀋陽鐵路局公安處的 3 、 4 個辦公室秘書，也趕時髦地集體創作了一個電影文學劇本，投到了長春電影製片廠的文學部。在當年人人頭腦既簡單盲目、又狂熱激進的時刻，長影廠對於廣大群眾積極參與創作的“新生事物”，相當重視，廠長亞馬指令僅僅只拍過一部故事短片《如此多情》的方熒接手此片的前期籌備。面對並非專業水準的創作質量，方熒感到在短時期內來挽救“硬傷”過多的先天不足，實為難事，亞馬廠長卻很不高興：“現在都是‘大躍進’，你這畏難的思想情緒是‘大躍退’。劇本不行，你做導演的可以大刀闊斧地改嘛！”一句強迫性的行政命令，使得方熒加班加點，在短短的 3 天時間就修改完電影分鏡頭本。方熒在原劇本的業餘水平上，加進了很多適合反特片的主要原料，並取得了瀋陽鐵路局的大力支持，在特別為拍攝此片而劃撥的一條丹東鐵道線上，開始架機進行緊張的拍攝。
當年的電影攝影機，並沒有現在經過幾次改良的鏡頭監視畫面，一個場景、一個鏡頭拍攝的成功與否，全依仗導演的實踐經驗。《鐵道衛士》的拍攝也不例外，每天在收工以後，再回到小放映室的工作間裡審看當天拍攝的樣片。影片有一場“炸燬鴨綠江大橋”的重場戲，拍攝這場戲由於是現場實景，再加上佈置工作繁重，還要節約成本和節省人力財力，所以，必須要求一次成功，不得重拍，為此，在安裝炸彈炸點、準確引爆時間、特技鏡頭銜接和群眾演員出場等多位一體的畫面中，來不得半點的馬虎，方熒導演身先士卒，依靠攝製組人員的全力配合，果真使這一拍攝難度很大的場面一次性順利完成，拍攝成功。在每一個情節設置和處理方面，方熒都下大功夫，在敵我雙方的鬥智鬥勇上，添油加醋地使其戲劇衝突更為激烈、緊湊，增加可視性和觀賞效果。
如影片中最後一場公安高科長和特務馬小飛“火車打鬥”的高潮戲，就是原劇本沒有涉及到的。方熒本著“曲折驚險但不求離奇，不是為驚險而驚險，要在真實的基礎上求真實並適當進行合理虛構”的創作原則，真實生活中不可能會發生的“火車打鬥”，在電影裡通過我方要掐斷敵方引爆的定時炸彈，非常順暢地順著觀眾共同的想象，自然而然地把演員合理地“逼”上了飛馳的列車車頂，進行著“你死我活”、險象環生的“火車打鬥”，整個場面既驚險刺激，又具有情節設置和矛盾衝突，把觀眾的胃口給足足地吊起來。作為統帥全片的導演，方熒在那個時代還真的頗有一些意識前衛的“商業化”頭腦，他把被當作政治任務的整部影片，拍得十分有看頭。此外，像影片中由方化扮演的潛伏特務和境外派遣的特務進行內外勾結，秘密接頭後共同制定陰謀的情節，則是適應政治形勢的需要，毫無任何真實案例，憑空任意地加以虛構，給強行撮合在一起的。由於影片是以抗美援朝為背景，鮮明的反美主題，除了增加敵特相互聯絡的虛構情節之外，還必須要求有一個美國將軍授意破壞計劃的場景出現，當時，由於時間緊，任務重，一時難以找到高鼻樑、歐眼睛的美國將軍，方熒索性親自上陣，平生破例從幕後跑到臺前，以他早年參加抗戰第 9 、 17 演劇隊和“新中國劇社”曾經演出多部舞臺劇的紮實功底，親自上陣，跑了一回只有一個鏡頭的“美國將軍”的大“龍套”。
影片中有一個鏡頭需要偵察科長高健開著吉普車，爭分奪秒地從呼嘯飛馳的火車前衝過。方熒在徵得演員同意後決定動真格，他對飾演高科長的印質明面授機宜，打氣鼓勁，按照導演的想法，把這場比“火車打鬥”還要命的戲放在最後，因為“火車打鬥”是虛實結合，而這次超越火車則是要豁出命的，雖然是異常危險，印質明仍是一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地悲壯神情，勇敢地在攝影機鏡頭前，以事先掌握的火車速度和慣性，不差分秒地順利圓滿地完成了這個看似不可能的拍攝任務。
影片在“大躍進”的年代裡，以往常一部影片按照正常的時間要磨上一、兩年的情況下，“突飛猛進”地日夜進展，並突擊性地在 3 個月的時間內結束全部拍攝，然後又在 1 個多月的週期製作完“混錄雙片”。一向本著製作精良為原則的方熒，總想把該片製作的再精細一些，精緻一些，但時間上的前提要求，卻容不得他這樣再認真仔細地去精雕細啄。影片緊趕慢趕地完成後，在報審之時，由於正趕上建國 10 週年重點審查和發行的新片展映和獻禮片活動，所以，黑白片的《鐵道衛士》並沒有及時地推出。
未完待續！
寫於2008年
作者：劉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人。《大眾電影》特約記者與專欄撰稿人。酷愛電影和文學新聞寫作，多年鑽研中國電影發展史，撰寫大量專題論文，曾陸續在國家各類報刊雜誌發表文章逾百篇。獨立出版多部電影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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