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厲王劉長，漢高祖最小的兒子，以漢高祖如此威名之下，他的這位幼子幾乎沒有什麼聲名，死後還被追諡了一個“厲”字。“厲”《諡法》解釋為，殺戮無辜。
在呂后八年（公元前180年），眾將和諸侯王起兵誅殺諸呂時，劉長還年幼。
劉長母親趙姬牽連到趙王張傲的謀反案之中，在獄中產下劉長後不久就死去，劉邦生出憐憫之心，將罪人子劉長交於呂后養育。劉長幼時便跟隨在呂后身邊，由呂后養育和教導，與呂后還算親近，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呂后應該是劉長的嫡母兼養母。
呂后病死，周勃陳平率軍攻破未央宮大門，在宮中大肆砍殺諸呂時，必然事發突然，年幼的劉長應該還在守孝期間，處在宮中的他，應該是驚詫的一一親眼目睹。
諸呂被誅殺殆盡，年幼的劉長此時身無所依。所以，劉長是不幸的，剛出生母親死去，三歲父親病亡，18歲養母病故。等到唯一在世的兄長、23歲的代王劉恆入主長安時，經歷了血腥的屠殺，聽聞將死之人的哀嚎。
可是，如果與日後史書記載的，已經長大了的相比較的話，此時的劉長應該表現出來的是，坐著超越規制的御輦，放聲大笑拍著雙手迎接漢文帝代王的到來，或者是和齊王劉肥之子劉興居的做法一樣，手持寶劍，拜倒在漢文帝劉恆腳下，請命為皇兄“清宮”，而後不管漢文帝同意與否直接手持寶劍，反身殺入宮中誅滅叛賊諸呂，建功立業。然而，這僅僅是猜想。
無論在古代還是現代，尤其是最小的身份又特殊的，當然更是嬌慣一些，這是人之常情，也是漢文帝劉恆不得不如此。畢竟，不仁不義不孝的罪名，作為長兄兼皇兄的劉恆也是無可奈何，無法嚴厲起來，他死後是無法面見父親劉邦的。
事實上，劉恆作為長兄，更作為一國之君，每天面對的多是國事，最多是擠出時間勉勵一番，養育和培育劉長的事情自然落到了臣子的肩上。
劉長作為藩王，受到的陳平和周勃關注自然不會比太子劉啟或外戚竇長君和竇少君多，其中的理由是，防止外戚再次演變成呂后那樣專政打擊功臣，專門邀請當時有名有德有學問的當世人物與之相處，培養和建立正確的世人為之稱道的為臣之道。
劉長稍微長大一些，自然需要就國，成為封國的王。王，在漢武帝施行“推恩令”之前，王就是封國之內的皇帝，將相兩種可以制約藩王權利的官吏，都由王來任命，有軍隊、有糧食，即便皇帝也需要禮敬三分，這就使得劉長在一個不受約束的環境之中，野蠻任性的生長，長的歪一點，難看一點，在國人的眼中自然而平常。
劉恆認為這也很正常，他實在是沒有時間去過多的理會自己的兄弟究竟怎麼長的，他只需知道他沒有做出謀反等不可饒恕的罪行就可以了。
但是，劉長卻有著自己的想法，母親趙姬慘死於獄中，被安葬在趙地，自己卻在南方為王，仇人是父親劉邦，已然過世，自不必說。剩下的兩個幫兇，一個是呂后，一個是呂后身邊的紅人審食其。
呂后對自己有養育之恩，又貴為國母且也早早離世，復仇無從說起。可是，以往的丞相審食其卻依然活在世上，雖然在養母呂后過世之後，不再過問政事，只要他活著就一直在無聲的玷汙著母親名節和宣揚著母親的過往。
這種人不能留。
但是，大兄（劉長面對劉恆的特有稱呼。古代大字和太字相通，想來應該是太兄更合適一些）過於仁慈，讓其一直存活在世。想報仇，只有倚仗自己。
已經22歲的劉長受詔來到長安，一番兄弟情深，互訴衷腸之後，劉長與幾個心腹僕人來到了昔日丞相審食其的府邸前，一番大呼小叫之後，審食其趕忙出府，就在府前的大街上拜見昔日的小王子。
劉長此時不是往日的需要人呼來喝去的小孩子，不是需要夾緊尾巴做人的年幼無依之時，他現在是一個力能扛鼎的壯士，他也不去考慮日後會不會被大兄治罪，會不會和母親一樣死在獄中，他只要報仇雪恥。
劉長從袖口中早已備好的金椎，抬手將其打翻，而後狠狠椎打數下，便停了下來，讓僕從們繼續捶打，自己在一旁觀看審食其在死前的掙扎和告饒。
以一王至尊，當街行兇，此事無論如何是無法掩蓋的。消息很快傳到劉恆耳中，劉恆遣使問罪。
劉長回稟道：“臣母不當坐趙時事，闢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闢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闢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
這種如同當時廣為流傳流傳的故事，《七女為父報仇》的故事是何其相似。漢文帝劉恆力排眾議，壓下了這件事，對劉長進行特赦，饒過了劉長。
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
自此，劉長日益得到了寵愛，對於漢朝法律和繁文縟節也越發看不上眼，與劉恆並坐與駕輦之中，在封國之中自行擬定法律，已然超出一個藩王的權限。
漢文帝為了堵塞悠悠眾口，忙命國舅薄昭勸解。
薄昭，漢文帝的親舅，自代地已經是從龍在側，漢文帝入主長安之初，也是勞苦功高。但是長安的奢華也將其浸染的通透。以仁慈孝道治國的漢文帝，在薄昭出手殺死以大漢的名義派出的使者，命其自盡，薄昭拒不答應。漢文帝便要求百官身穿孝服到薄昭家裡哭喪，逼得薄昭只得自盡來謝天下。
薄昭如此的性格來勸說劉長，能起到多大的效果顯而易見。這樣使得，劉長在歪的路上越走越遠，越走越順。
劉長的淮南國，地處如今的安徽、河南、湖北各一部及江西省。在漢初可以說是一個人跡罕至的蠻荒之地。在古代人口就是財富的基礎和全部，對於一個蠻荒之地更是如此。
大力吸納人口，對於淮南王劉長來說，算是一項基本國策，沒有絲毫的猶豫不決。
壞就壞在，劉長不辨人口良莠不齊。
試想，在漢朝漢文帝輕徭薄賦的政策之下，安分守己的百姓，誰也不願輕離故土，奔赴異國他鄉從新開始。反過來說，劉長接收的人口自然多屬於不安分的流竄分子，甚至一些作奸犯科的驍勇之人。
這樣一來，自然會有包庇的嫌疑，連結到之前的僭越、逾制，就構成了謀反的基礎。再加上，劉長作為沒有任何制約的藩王特權，任免官吏的權利。劉長只要是繼續和大兄爭奪人口，起不起兵已經無關緊要了，謀反的罪名卻是坐實了。
漢文帝也是無法堅信，命人一審再審，一查再查；竟然挖出了劉長諸多的隱秘，勾結南越，交好匈奴，私自扣留南越上供的貢品等等。
漢文帝見劉長如此劣跡斑斑，已經是不將大漢正統放在眼裡，但又顧念兄弟之情，將其流放到蜀地。
公元前174年，劉長羞愧難當，在流放途中絕食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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