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京東方有如海嘯般的崛起，加上天馬、華星光電等其他企業的發展，使中國半導體顯示器工業到2013-2014年時已呈現出強勁的趕超之勢，推動全球半導體顯示器工業格局的大變。
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的崛起改變了全球產業的成本結構，也成為參與塑造新技術演進的一支重要力量。這是自從上世紀50年代的半導體革命以來，中國第一次在發展半導體類工業中獲得的成功，而京東方的崛起也標誌著在半導體革命以後的電子核心元器件工業中，中國第一次出現能夠影響全球市場格局的企業。
“山雨欲來風滿樓”
2011年是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崛起的開端之年。從2004-2005年上廣電、京東方和崑山的三條5代線投產到2010年，中國工業在全球半導體顯示工業中的產能份額基本未變。但從2011年開始，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的產能份額開始迅速強勁上升，而且還在繼續擴大。
2011-2016年期間，在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的工業之中，中國大陸工業是唯一持續擴大產能份額的，而其餘三地工業的產能份額都在收縮。更具有重大意義的是，中國大陸工業的產能在2016年超過臺灣工業——
主宰了全球半導體顯示器市場近20年的日、韓和中國臺灣“鐵三角”將從此成為歷史記憶。即使中國大陸半導體顯示工業的規模和市場份額有了明顯的擴大，稱其為“崛起”還需要其他限制條件。任何工業在發展過程中都會按照領先者/主導者的路徑形成結構性的競爭條件，如技術變化方向、成本結構等等。如果後進者能夠在一個已經出現的工業中“崛起”，那麼這種“崛起”的充分必要條件是後進者能夠重塑這個工業的競爭條件。
作為一個反例，中國彩色顯像管工業當年已經達到相當大的規模，但從來沒有能夠影響全球顯像管工業的競爭條件，因為它是一個在技術上依附於外國工業，並只能供應本土用戶的工業。因此，中國彩管工業儘管曾經的規模很大，但從來沒有在全球市場上“崛起”過。
那麼，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的成長是否改變了全球工業的競爭條件？它是否在規模和市場份額迅速和明顯擴大的同時改變了全球產業的成本結構？是否成為塑造未來技術演進的一支力量？ 為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把目光回到全球半導體顯示工業的競爭和演進過程中去。
2011：虧損一瀉千里
2011年是全球半導體顯示工業重要的一年，或者是一個歷史性轉折的開端。在這一年，全球半導體顯示工業發生了三個重大事件：第一個事件是，由於市場價格持續下跌，日、韓和中國臺灣主要廠商的液晶面板業務全部虧損，整個行業“被前所未有的悲觀氣氛所籠罩”。第二個事件是，京東方的8.5代線和華星光電的8.5代線相繼投產，加上當時京東方的6代線已經量產，中國工業“突然”成為一支新興的力量，只是在許多人眼裡屬於前途未卜。第三個事件是以三星和LG為先導，主要國際廠商開始高調向 AM-OLED等新技術產品進軍，拉開了影響未來產業格局的新一輪技術競爭的序幕。
理解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崛起的關鍵是回答兩個問題：上述三個事件之間是否存在必然聯繫？如果是，那又是怎樣的聯繫？回答這兩個問題要先從描述日、韓和中國臺灣企業的虧損狀況開始。
三星電子的液晶面板業務從2010年第四季度開始陷入虧損，繼而在2011年的四個季度裡連續虧損。在2011年9月5—6日舉行的“中國北京2011國際平板顯示產業高峰論壇”上，三星電子公司液晶事業部副社長昔俊亨用“陰雲密佈”四個字來形容當時全球液晶工業的環境，稱全行業已經在液晶週期的洶湧波濤中掙扎了好幾個季度，仍然沒有爬出虧損的深淵。2011年，三星液晶面板業務預計營收為23萬億韓元（約合1292億元人民幣），虧損超過15萬億韓元。
臺灣企業在2011年遭遇了自1998年臺灣“液晶元年”以來最慘重的一次虧損。2011年，奇美（群創光電）遭受淨虧損644.4億元新臺幣，連續第三年虧損。友達在2010年實現小幅度盈利後，在2011年連續4個季度虧損，全年虧損614.47億元新臺幣，創該公司的歷史記錄。友達當年不僅決定暫停其8.5代線從20K到60K的產能擴充計劃，而且無限期推遲在大陸崑山建設8.5代線的項目。此外，瀚宇彩晶和中華映管也都在2011年虧。
日本液晶顯示工業遇到的危機早於韓國和中國臺灣。夏普的10代線於2010年初正式量產，在該財年實現了2.4億美元的淨利潤。但好景不長，夏普在2011財創下了自成立以來99年經營史上最大規模的虧損，虧損額高達3760億日元（47億美元）；2012財年的淨虧損繼續暴增至5453億日元。
其他日本企業的 TFT-LCD業務更是風雨飄搖。東芝旗下的東芝移動顯示器由於連年虧損，東芝開始收縮液晶面板業務，計劃關閉部分生產線。日立顯示器在2006－2010年期間持續虧損，致使日立集團產生剝離虧損液晶業務的念頭。索尼與三星合資的S-CD公司連續7個季度虧損，累計虧損額高達60億美元。
從上面的描述看，日、韓和中國臺灣企業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的業績不盡相同，虧損期也有長有短，但無論如何，日、韓和中國臺灣主導廠商在2011年的全體虧損是一個罕見的事件，也是全球液晶面板工業從1990年代末形成日、韓和中國臺灣三角格局以來的第一次，說明這個事件具有特殊意義。
“生不逢時？”
2011年發生的第二件大事是，中國企業的三條高世代線在價格持續下跌的2010—2011年期間相繼建成投產。2010年9月，京東方的合肥6代線建成投產，一個月後實現量產，並在2011年4月達到滿產；2011年6月，京東方的北京8.5代線投產，同年9月開始量產，並在2012年7月底實現滿產：華星光電在深圳的8.5代線於2011年8月投產，並在2012年9月實現滿產（100K/月）。中國工業擴張的勢頭不僅如此，京東方在2011年8月還宣佈要在鄂爾多斯建設一條5.5代 AM-OLED生產線，而她的合肥8.5代線也在那年悄悄地恢復建設。不過，在當時全球 TFT-LCD工業一片“哀鴻遍野”的狀況下，中國財經媒體稱京東方和華星光電的8.5代線是“生不逢時”。
鄂爾多斯建設一條5.5代 AM-OLED生產線
OLED：新一輪技術競爭？
第三件大事是韓國雙雄在2010—2011年的價格下跌中，率先發動了新的技術競爭——2011年8月8日，LGD的CEO權英壽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採訪時表示，LGD計劃率先於2012年小批量生產OLED面板並將其用於LG電子的5.5英寸電視產品；2013年則憑藉採用8代大尺寸玻璃基板的產線生產OLED面板，並開始對OLED生產線進行大規模投資，投資金額將達28億美元；此後於2014年下半年開始進行量產。不過，動作更生猛的還是三星。2011年5月31日移動顯示公司（Samsung Mobile Display，即三星電子與三星SDI的合資公司，當時與三星電子的液晶面板事業部是分立的）宣佈，它在韓國投資21億美元建設的5.5代 AM-OLED生產線提前兩個月進入量產；6月2日，三星移動顯示又宣佈它的第8代AM-OLED面板試驗線（在原有的 TFT-LCD生產線上改造而成）將於2012年5月投入使用。
三星和LG率先將OLED產業化的消息震動業內，兩大巨頭的果斷行動讓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覺得OLED對LCD的替代即將來臨。中國財經媒體當然不會放過這麼好的機會來顯示自己的“聰明”。2011年8月24日的《每日經濟新聞》分析說：“就在中國面板企業京東方、華星光電還陶醉在剛剛投產的8.5代LCD面板線中時，LGD近目表示擬投資283億美元（合180億人民幣）批量生產下一代面板OLED…一邊是投入巨資的LCD面板無法在短時間內收回投資，另一邊是革新技術又走到門前。中國企業跟還是不跟？跟，意味著還沒有在LCD面板上實現盈利，卻又要耗巨資進入OLED領域；不跟，一旦OLED成為主流顯示技術後，中國企業又將被遠遠地拋在後面。”
但中國財經媒體的報道忽略了一個關鍵因素：決定韓國雙雄發起新技術競爭的動力，不是因為它們擁有更先進的技術，甚至也不是因為世界上已經有了性能明顯超過“舊技術”的新技術，而是因為這兩個全球老大也同樣在“傳統的”液晶面板業務上遭遇了虧損。就技術而言，OLED與液晶相比確有優勢（能提供對比度更高的圖像、顯示屏更薄、可以柔性等），但也有劣勢（因製造工藝複雜而更加昂貴、性能不穩定等），所以自問世十幾年來一直處於實驗室階段。
韓國雙雄既不是OLED技術的發明者，也不是其產品的最早推出者，僅從技術因素出發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它們在那個時點“突然”決定把OLED作為對液晶的替代而產業化。能夠解釋這個行動的只有經濟因素——如果韓國雙雄認為2010-2011年的價格下跌不僅僅是現有格局下的一次市場週期性變化，而是反映出液晶面板業競爭條件的結構性變化，那麼它們感受到的就不只是需求不振的短期陣痛，而是在市場競爭中無法保持傳統優勢的長期威脅。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韓國雙雄發起新一輪技術競爭的動機就不是因為已經擁有先進技術，而是因為在傳統優勢變得岌岌可危時，力圖通過率先開發使用新技術的產品而在市場上贏得新的優勢，只是這種動機也就留下韓國雙雄對OLED技術前景做出誤判的伏筆。
“中國威脅”
是誰讓韓國雙雄感受到威脅呢？日本工業肯定不是，中國臺灣工業也因人泥潭“而不足為慮”。那這種威脅就只有來自在2010-2011年顯示出強勁擴張勢頭的中國工業。韓國企業領導人自己說的話表明了這一點。2012年8月24日，韓國《東亞日報》援引 LG Display代表韓相範的話說：“最有威脅力的對手是中國……我們需要通過標新立異防止他們的追趕”。 如果中國工業真是構成了這樣的威脅，就必須滿足一個限制條件——除非中國工業的擴張勢頭與同時發生的價格持續下跌有聯繫。為確定這種聯繫，我們必須追問2010—2011年價格持續下跌的原因。
從2010年5月到2011年11月，全球液晶面板的市場價格連續下跌了19個月（其間在2011年4—5月短暫回暖了一下便繼續大幅下降）。這一輪液晶週期的價格下跌在持續時間上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次——當它持續了5個月時就已經被認為是“反常”的了，何況實際是持續了19個月。
為什麼這一輪價格下跌的時間會如此之長？進入2010年後，由於受到歐洲債務危機、日本3·15大地震以及美國信用等級下降等因素的影響，市場需求的增長再次放緩，導致價格從該年5月開始下跌，並一直持續到2011年11月。
問題是，如果這輪價格下跌完全是由市場需求波動所決定的，就不可能持續如此之久——即使是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那樣劇烈的衝擊，液晶面板的價格下跌也才持續了10個月。不僅如此，雖然歐美市場的需求放緩，但2010-2012年的中國市場對液晶面板的需求持續走高。以中國液晶面板進口額為例：2010年比上年大增33.7%；2011年在基數較高的基礎上比上年再增近0.9%；：2012年又比上年增6.6%儘管這一年中國企業的高世代線已經大量供貨。因此，雖然是需求波動引發了這一輪的價格下跌，但它不能解釋為什麼價格下跌會持續如此之久。
如果把這一輪價格下跌之後的價格趨勢也納入視野，我們就發現其真正的“反常”之處：在這一輪價格下跌之後，特別是在經歷了2010年6——11月和2011年6-11月兩次大幅度的價格陡降之後，
全球液晶面板市場的價格再也無法回到接近原來的水平——即此後任何週期性的價格波動都只能以更低的某個水平為新的“基準”（或均衡點）而無論供求關係如何。這種價格波動的基準水平的“位移”，說明全球液晶面板市場發生了結構性變化，而這種變化的力量只能來自供給方面。在2010—2012年期間，全球市場供給方面的明顯變化是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的擴張。恰恰是在這一輪價格下跌期間，中國工業經歷了兩次新建高世代期，第一次是京東方的6代線於2010年9月投產（10月量產，並在2011年4月達到滿產），第二次是京東方的8.5代線和華星光電的8.5代線分別於2011年6月和8月投產（並分別於2012年7月和9月達到滿產），而這兩次投產期與價格持續下跌中的兩次陡降在時間上高度吻合。
如果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的擴張改變了產業的成本結構，全球市場的結構性變化就不可避免國工業擴張和價格基準“位移”的同時發生，恰恰說明全球半導體顯示工業的成本結構確實隨著中國工業的擴張而發生了變化。
當價格下降到較低水平致使大多數國際廠商虧損的時候，京東方和華星光電卻能夠在同樣的價格水平上贏利（2012和2013年），說明它們比在位的國際廠商更適應新的價格基準。這是一個深刻的變化，預示著這個工業的市場競爭條件被永遠改變，從此每一家業內企業都必須接受新的“宿命”。只不過這一次中國企業扮演的角色是新“宿命”的促成者，而不像以前那樣僅僅是被動的接受者。
日韓企業放棄OLED
正如新技術領先者三星和LG所經歷的，轉向具有更高附加值潛力新技術的過程沒有那麼容易，至少沒有預期的那樣快，三星和LG都在產品研發中遇到困難，與此同時，最令人意外的是，在大尺寸OLED技術的開發遇到困難的同時，液晶技術仍然在高速發展。低溫多晶硅、氧化物、高分辨率、窄邊框、低功耗、透明顯示等新技術的應用，使 TFT-LCD在產品性能和成本競爭力方面不斷提升，在大尺寸領域以4K×2K的超高清技術最為典型，而在小尺寸領域則以高ppi值最為典型，這些突破使得 AM-OLED的優越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
2014年5月，媒體上出現“日韓企業放棄OLED電視”的傳言。2014年5月9日，韓國《每日經濟新聞》報道稱，三星電子更改了計劃，近期趨勢也證明它承認之前的判斷有誤。
到目前為止，業內無人否認OLED顯示技術的性能優勢，也無人否認OLED替代液晶的前景，但同樣肯定的是，業內已經無人相信OLED能夠很快替代液晶，本書反覆強調的主題：新技術剛出現時往往是粗糙的，需要一個“漫長”的改進過程，而這個改進過程是創新的主要內容。
回顧液晶工業史，以液晶顯示替代CRT顯像管的想法起源於上世紀60年代，而液晶顯示器真正大規模地替代CRT顯像管是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才實現的，前後花了漫長的40-50年時間。液晶對於CRT顯像管與OLED對於液晶之間的替代不同，是後兩種技術同屬半導體顯示（即都需要TFT的控制），所以存在著明顯的連續性，因此多種顯示技術並存才可能是未來長期的狀態。
即使OLED顯示最後替代掉液晶顯示，這個過程也比人們所想象的更“漫長”。 更重要的是，中國企業也迅速加入了OLED技術的研發，於是，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不僅在規模上成長起來並改變了產業成本結構，而且主動參與到新技術演進的過程之中。
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崛起的時刻
毫無疑問，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已經崛起。由於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的崛起是在短短几年內就發生的，所以這個事件令國際競爭對手、中國政府和社會等各方面都感到“意外”。於是，這個工業為什麼能夠崛起？為什麼能夠改變全球產業的成本結構？以及為什麼能夠迅速參與新技術的演進？就成為必須回答的重要問題。
中國企業的戰略行動是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起的決定性因素——所有那不利於這個工業發展的結構性障礙（如缺乏技術和產業基礎以及社會的漠等）是被企業的戰略行動所克服的，而所有那些有利於這個工業發展的結構性條件（如下游工業提供的市場潛力、社會提供融資的能力和政府的支持）也是被企業的戰略行動所發掘或動員起來的。
推動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崛起的第一個戰略行動就是中國企業以自主建線的方式堅決擴張。 京東方是中國顯示器工業中第一個自主建線的企業，進入該工業後經歷過兩輪虧損，但一直不為各種困難和非議所動，在一種不同尋常信念的支持下堅持到迎來大規模擴張的時刻。值得指出的是，京東方在完成第一輪擴張之後（以合肥6代線和北京8.5代線的建成為標誌）仍然堅持擴張繼續建設鄂爾多斯5.5代 AM-OLED線、合肥8.5代線和重慶8.5代線。當時液晶面板市場的價格持續走低，韓國雙雄又發起了新一輪的技術競爭，而京東方自己還未走出虧損狀態，所以做出繼續擴張的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東昇之所以沒有被各種流言所左右，正如“‘寡人’王東昇”所分析的，是因為他在“太上老君的爐子”裡被煉過。
經歷過兩次技術替代和進入液晶工業之後的磨難，京東方的決策者早已成熟起來，何況他們還發展出一個關於自己企業的“理論”。全行業虧損和新一輪技術競爭的“亂局”，恰恰就是王東昇提出“半導體顯示”概念的背景。在甚至連新一輪技術競爭的發起者都被技術的不確定性搞得迷茫之時，王東昇以這個概念抓住問題的本質和關鍵，毫不猶豫地堅持完成第二輪的擴張，於是世界大變。
第二個戰略行動是中國企業按照不同於領先者的既有方式和路徑進行擴張。在 TFT-LCD工業的產能被普遍認為已經過剩的條件下，為什麼京東方（以及華星光電）的高世代線投產後能夠迅速贏利？如前所述，液晶面板價格在2010—2011年一路走低，友達、奇美、夏普的虧損甚至延續到2012年，所以京東方的“堅決擴張”行動並不自動保證新增產線和產能可以在當時的市場情況下盈利。如果當時京東方也沿襲主導廠商的模式去爭奪傳統市場（電腦和電視等），那麼她就是一個成熟市場的晚到者，她的全部產線達到滿產滿銷的狀態會拖得更長，虧損狀態就可能持續，至少不會迅速扭虧為盈。京東方從2012年開始的盈利，是在擴大規模的同時實施“戰略轉型”而實現的，即轉向中小尺寸顯示屏。
2010年之後，半導體顯示器的主要需求變化是智能移動終端市場的興起。而在全球顯示器企業中，京東方是最早針對移動終端市場而調整生產線結構的企業之一。除了本來就設計為生產小尺寸產品的4.5代線之外，京東方成功地使5代線全面轉向移動類產品，這是5代線在2012—2013年成為高贏利生產線的關鍵；當6代線剛剛實現滿產滿銷，京東方就開始調整產線，並從2011年末開始出貨移動類產品；到2013年，京東方甚至使用8.5代線生產移動類產品。
這個“戰略轉型”的實質目標不在與生產多大的顯示屏，而是為了保證四條生產線能夠全部滿產滿銷。轉向移動類產品是使5代線和6代線滿產的關鍵，而把它們原來生產的電視屏和部分電腦屏轉到8.5代線生產，也保證了後者的滿產滿銷。調整產線的產品結構要比外人想象的難得多，首先要能夠開發出產品來，然後還要調整設備並保證良率。由於涉及營銷、產品開發、工藝開發和各個方面所以產線的調整隻能是戰路目標和決心的結果。
第三個戰略行動是中國企業在擴大的產業基礎上迅速向新技術進軍。“技術落後”曾經是許多中國“聰明人”貶低甚至指責京東方的主要理由，他們或者說京東方正在建設的生產線已經落後，或者說京東方在OLED技術“山雨欲來”時不應該再建液晶面板生產線。這些“聰明人”的邏輯——如果是善意的話，是京東方應該先掌握先進的技術，然後再擴大生產能力。這種邏輯其實也是反映了直線式思維，認為先有技術才有工業，或先掌握技術才能發展工業。但與這些“聰明人”的預期正好相反，京東方的技術進步是從2009年開始大規模擴張之後加速的，而且速度之快出乎許多人的意料。因為從企業層次上講，一個企業如果想參與某個工業領域的技術進步，就必須進入這個工業，發展和建立起相應的產品開發、生產製造和營銷能力。在現實世界中，從來就不存在可以脫離工業過程去掌握先進技術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的崛起發生於中國企業採取一系列戰略行動的過程。在起點上，這個過程的未來結果是高度不確定的，因為影響結果的多種因素（包括國際競爭對手的行為、中國政府的態度和市場供求關係等）都在發生隨機變化。但由於中國企業朮其是京東方的戰略行動，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在一個看上去並非那麼有利的環境和階段中卻轟然崛起。
本文選編自路風著：《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篇幅所限，內容有刪節，註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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