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每個城市都有它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如果想集中地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裡面去了解一個城市的故事，那麼我們應該去哪些地方呢？如果是我的話，我一定會去博物館。在浙江省台州市黃巖區博物館裡面有一大批非常珍貴的南宋絲綢服飾，這批絲綢服飾品類非常多，種類非常地豐富，保存的也非常完好，一經出土之後被當地的專家學者很自豪地聲稱為是“
宋服之冠”。那麼我們的問題就來了，這批珍貴的絲綢服飾是如何在黃巖區博物館得到了陳列展示的呢？是如何出土的呢？在出土的過程中，又經歷過什麼樣的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呢？接下來我們的目光可以向三年前的一個考古發現。
時間回到了2016年的5月，那個時候南方的夏天。5月3號的這一天，在浙江黃岩的一個農村，一個姓楊的農民，在自己的宅基地裡面造房子，這個時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挖著挖著這個姓揚的農民就發現了一具棺材，還有旁邊一些古墓。這個姓楊的農民還是比較有保護意識的，立馬就停止了作業，就把在外地工作的兒子叫了回來。這個時候他的兒子回到家裡，仔細看了一下，覺得可能是一座古墓，就像當地的派出所報案了，同時通知了黃巖區的博物館。浙江省文物局知道這個消息時候，就把這個指令傳達給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這個古墓最初得到了比較妥善的處理，這就為後面的一些重大的考古發掘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個前提和保證。
開館的時候下著雨，雨滴在雨棚上面，開館之後人們的那種驚喜。這個時候棺蓋被移開了，棺木整個地就暴露在我們的眼前，果然，這裡面的確是以棺材的絲綢。其實做防止考古是一項非常有難度的工作，首先面對的是一個瞬息萬變的複雜多變的一個考古現場。其次就是因為絲綢紡織品都屬於有機材質，它要求人們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面做出最正確的判斷，採取最合適的措施，把這些物質實體以及相關的一些信息都能夠保留下來。因為我們知道考古發掘過程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一旦啟動了就是一個單方面往前進的。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損失了什麼信息再想回頭是很難的，所以這就要求紡織考古人員需要有做夠的經驗。
這個棺木裡面滿滿當當地塞滿了衣服，有的衣服是放在頭部的，有的衣服是放在腳步的，衣服都是按照當年的摺疊方法折成一小塊一小塊的放在裡面。，我們把這些衣服叫做陪葬的服飾，這是因為古人在去世以後在入殮的時候身上一定會穿一套最正式的，最能顯示他身份的服裝，然後把他安防在棺木當中，旁邊有很多空隙，就會把他生前所穿的那些衣服填在這些空當之中，這也是為了在棺木的移動當中，整個屍體不產生搖晃。
最後整理出來有很多的衣服，衣服的形制很不一樣，有些是圓領的，有些是直襟的，有些是交領的。然後有些腰帶，有些沒有腰帶。其實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些褲子，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南宋的時候，男性穿的很多大量都是開襠褲。陪葬的還有十雙襪子，有長的，有的是短的，有的是棉的，有的是單的。各種各樣的服飾非常多。一共的總數大概有55件左右，包括身上蓋的被子，身下墊的被子，還有很多鞋，很多襪，褲子，裙子，衣服，基本上墓主應該是把他身前穿著的四季的衣服都放在棺材裡面陪葬用了。
要想知道這個墓主人是誰，其實最靠譜的就是墓葬的考古發現。這是一個男女的雙穴墓，按照男左女右，右邊的女穴已經早年被盜掘一空了，但是留下了一方墓誌。左穴是男的，沒有被盜掘，棺木非常好，也就是文章前面我們所說的。我們從女性墓主的墓誌裡面可以看到，她是李氏，南宋趙伯澐妻，是在1195年，也就是慶元元年去世的，次年下葬在黃岩縣靖化鄉的何奧之原。男性墓主的墓誌沒有找到，但是這個女性墓誌說她是趙伯澐之妻，可以推斷出這個沒有被盜掘的棺木的墓主其實就是趙伯澐。那麼趙伯澐是誰呢？我們可以從墓誌裡面得到墓主的名字，我們能不能從其他的史料裡面繼續找呢？
好在我們知道在南方地區修宗譜是非常常見的事情。在1993年重修的一個《黃岩西橋趙氏宗譜》裡面，我們可以找到趙伯澐。我們首先來說說為什麼叫“西橋趙氏”呢？“西橋”顧名思義就是在黃岩縣西部的一座橋。這座橋是之前被大水沖毀之後，趙伯澐出資重修的這座橋，因為這個橋有五個橋洞，所以到現在為止黃岩人民把它叫做五洞橋。我們知道在古代社會，中國人以修路，修橋，修塔作為一個積德行善的福及鄉里的一個好事。這一舉動我們可以看出趙伯澐他生前住在西橋附近，又舉資修建了這個西橋，可以看出他還是一個非常有愛心，有經濟實力的人。
關於趙伯澐我們可以在《黃岩西橋趙氏宗譜》裡面找到更加詳細的信息。我們可以看到趙伯澐是第七世孫，他的父親趙子英是第六世。這個世指的是誰呢？其實就是北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的七世孫和六世孫。這就給我們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驚喜，這就意味著，這個黃岩南宋的古墓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古墓，是來自於趙氏宗室的後代的一個古墓。
我們知道中國的歷史在宋朝分成北宋和南宋，在趙子英也就是趙伯澐的父親這一代，從開封一直南遷到了浙江黃岩這一帶。據史料的記載，他的父親趙子英是當了黃岩縣的縣丞，但是趙子英在這個地方休養生息，樂不思蜀，也覺得這個地方挺宜居的。在這個地方一共生了六個孩子，趙伯澐是他最小的一個兒子，所以趙伯澐是趙匡胤的七十孫。趙伯澐的一生也比較順風水順，我們在這個宗譜裡面可以看到他是在紹興二十五年出生的，也就是1155年出生，在嘉定九年去世的，也就是1216年去世的，享年62歲。他這一輩子官當的並不是很大，最大的官就是在平江府方了一個縣丞，死的時候其實是朝廷給他的衣蛾虛銜，通議大夫相當於四品。我們就可以知道趙伯澐的一生其實還是挺順利的。趙伯澐在黃岩住在西橋，然後修了五洞橋，生了三男三女，其中他的第二個兒子非常爭氣，在嘉定七年的時候中了進士。
從宗譜裡面我們還可以知道趙伯澐的後裔後來沒有待在黃岩了，遷到了溫嶺市的大溪鄉。聽趙氏後裔說1947年的時候，他們的族人還祭拜過趙伯澐的墓。到了1949年的時候，還能夠找到一些墓前面的一些牌坊之類的。所以我們說那位楊姓的村民在自家宅基地建房子的地方，其實當地把這個地方叫大墳，就是一個大墳墓的意思。當時沒有人意識到確確實實有一個南宋的大墳，到後來的時候慢慢地這些族人也找不到這個大墳在哪兒了，就慢慢地湮沒了，直到這次趙伯澐的墓被發現，他們的族人又帶著宗譜來尋宗認親了，這也算是歷史的一段機緣巧合吧。
我們可以從宗譜裡面看到，這個當年的名門望族，他們修宗譜是非常嚴肅的一件事。我們從趙伯澐的妻子李夫人她的生、卒、葬的年月日跟宗譜記載的幾乎一字不差，完全一致。按照這個宗譜，我們也可以在《宋史》裡面找到一些相應的證據，《宋史》裡面記載趙氏宗室南遷黃岩，跟宗譜裡面記載的是關聯在一起的。
我們知道古人他事死如事生，他們對往生充滿了非常多的期待，所以他希望能夠擇一處風水寶地作為死後的居所。趙伯澐的屍身歷經了八百年沒有腐爛，這個其實跟古人的一個營造墓葬的形式非常有關。我們知道在浙江地區南宋時期的墓葬，從現在的考古發現來看，應該分成三大類。一類就是土坑墓，這個土坑墓簡單來說就是地裡刨個坑，然後把棺木放下去，那顯然這樣的成本比較低的，可能不太有錢的那些平民百姓。另外一種墓稍微考究一點，挖一個坑然後用磚砌一個小小的房間一樣的，再加上一個券頂，我們叫做磚室券頂墓。第三種墓是最考究的，叫做石槨石板墓，是先挖一個坑，然後在一個方框裡面進行包磚，包完磚之後，在磚裡面再用石板抵擋一層，整個墓室就會變得非常地小，棺木放下去之後，把石板跟棺木之間的空隙用一種像混泥土一樣的東西給他澆築起來，這種“混泥土”澆築的墓在古代叫做
澆漿墓，它的主要成分是石灰，三合土，沙子，還有更重要的就是糯米，有些時候還會加一些蛋清，蛋黃，還有松香。這樣澆築好一個墓葬其實就是固若金湯的，能夠達到很好的密封的效果，就像現在我們用混泥土澆灌起來的一樣。這種墓葬在南宋的時候特別流行，到了明代也有，到了後來其實花費也太大了，所以朝廷有時候會加以禁止。我們說古人對於往生都有很多的期待和嚮往，主要體現在他們對自己的喪葬的一個習俗。漢朝有漢朝的喪葬習俗，唐朝有唐朝的喪葬習俗。到了南宋是怎麼樣子的呢？我們可以從趙伯澐的墓可以發現一二。我們知道南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非常發達的一個朝代，人們對生死，對於一些往生有了自己的理解，所以我們在宋朝的墓葬裡面，很難看到大量的豐厚的隨葬品的現象，尤其在南方地區。趙伯澐的墓葬中，我們就可以看到，除了身上穿著八層衣服，八條褲子之外，然後陪葬了55件服飾之外，其實跟他一起去往往生的陪葬品並不多。
我們知道南宋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時期，雖然國土面積不斷地在縮小，雖然南北一直沒有統一，但是它的精神文明，它的物質文明其實都是非常發達的。那麼我們從紡織服飾史，從絲綢史的角度去認知趙伯澐的服飾，我們可以得到以往考古發現所不能提供給我們的信息。南宋因為是偏安一隅，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考古發現都出土在沿海地區，最早的有1975年的江蘇鎮江的周瑀墓等級不是特別高，江西德安的周氏墓是一個女性墓葬，蘭溪的高氏墓出土的絲綢並不是很多，徐謂禮墓跟史嵩之墓被盜掘一空，所以趙伯澐墓能夠帶來的考古價值還是非常多的。
由於趙伯澐他的身份地位的特殊性，他是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的七世孫。同時這是到目前為止是最科學發掘的一個考古案例，所以它的考古材料的完整性，也是毋庸置疑的。首先從中國的紡織服裝史的角度來講，南宋趙伯澐墓出土的服飾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和地位。其中有50多件日常的家居服，還有全套公服。他的服裝形制非常完整，基本上涵蓋了那個時代方方面面的服裝。他的墓裡面出土了很多鞋子，有單鞋，也有棉鞋。其他的鞋都是從面料裁出來的，其中有一雙是整個編出來的。那麼多品類多樣，的服裝是用各種各樣的不同面料來做的，其實包括各種各樣的絹，還有羅，南宋的時候羅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絲綢品種。還有大量的紗，紗裙，就像陸游所講的叫做“
裁以為衣，真如煙霧”，其實做這種紗是非常難的，要有很好地織造技術。有了面料，面料上應該是有花紋的。宋人我們說他們崇尚的是一種低調的奢華，所有的織物都是暗花織物的，但是你仔細看裡面隱隱約約有很多提花。通過我們的研究可以看到，這些貌似看上去很樸素的面料其實裡面都有通過織造的技術織造出這麼多不同的紋樣來，紋樣非常淡雅，其實這跟南宋的審美的意趣是非常有關聯的。我們說沙羅應該是當時最高檔的絲綢品種，因為織造起來特別難。北宋的周敦頤在《愛蓮說》裡面說道“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所以蓮花是一種非常高潔的一種風格，一種象徵，南宋的文人一直以風雅自居，所以趙伯澐選擇蓮花作為自己服飾的裝飾，也能夠或多或少地，或者在某一種層面上說明了他的那種清淨，高潔的那種心態。
浙江其實在南宋時期實現了一個華麗的轉身，我們說長江流域出土在浙江湖州的錢山漾，就在距離剛剛申遺不久的良渚的旁邊，它有一塊小的絲綢殘片是距今4000多年，所以我們把浙江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視作是死絲綢起源。但是直到了南宋的時候，浙江成為了絲綢之府。絲綢之府是什麼概念呢？說明它的絲綢的生產技術，產量，影響力已經達到了一個領先的地位。古詩裡面講的有幾件奢侈品叫做“越羅蜀錦金粟尺”，“越羅”也是在南宋時候出現的，我們在趙伯澐的墓裡面也能發現越羅的影子。南宋的時候，北方的絲綢之路，草原綠洲之路已經不是特別順暢了。南宋的絲綢之路已經逐漸往海上轉移，這個時候造船技術，航海技術都有了一個長足的進步。我們知道在南宋周邊有很多的港口，這些港口承擔的都是海外貿易的一些使命和責任。在日本現在收藏的很多南宋時期的絲綢跟黃岩甚至跟沿海一帶出土的絲綢幾乎是一樣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的話，從某種程度上趙伯澐出土的絲綢服飾能夠見證著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暢通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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