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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前提，是“中學”必須是真的中學，是正宗的傳統經學。而洋務運動時期的中國學術已經變異了，並不是真正的中國之學。
道鹹新學：西方思維
我國經學在明末清初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動，到了清朝乾嘉時期，經學雖然還在延續，但不再有什麼發明了。這個時候最流行的是“六經皆史”（章學誠）。傳統路線的經學家雖然也在對抗這種潮流，例如劉逢祿批評錢大昕，但自己並不能達到董仲舒這種級別的水平。他們只能做到保留和繼承漢學的義理，沒有能力推陳出新。這是因為清朝是中古時代的終結期，正在向近代過渡，社會各個領域都接近飽和，很難再向前推進一步了。經學家於是轉而變為純粹的理學家，民間俗稱道學，致力於朱子，有的還能身體力行，例如陸隴其，其弟子即唐鑑，唐鑑又是曾國藩的理學引路人。在六經皆史的影響下，經學基本上處於一個邊緣化狀態。
但是，從18世紀末期以來，有其是進入19世紀上半葉，歐洲的民族主義再次興盛，高漲殖民主義，梅特涅體系逐漸管控不住，中國邊境地區便開始承壓。這個年代與外國的交通已經非常頻繁，從廣州進來許多新的訊息，許多人都能感知到這種變遷，只是尚未產生普遍影響。這就引發了經學的異變，這個異變就是“道鹹新學”。一邊是發展飽和的中古社會，一邊是新興的資本殖民浪潮，這種冰與火之歌在思想敏銳的人群中激發了各種深刻思索，他們從各個方面闡發了“中西參半”的各種觀念，其中影響最大的自然是經學，在中國只有經學才是影響最大的。
冰與火之歌：經學
這種冰與火的經學，其代表人物就是龔自珍、魏源、王闓運等人，再往後又是馮桂芬、王韜、鄭觀應等非常西化，或者說特別“廢經中權”的思想家，緊接著就是洋務運動和嚴復、康有為這些人了。道鹹新學的問題是：他們深受了西方哲學的影響，往往大膽發揮，經權之間已經沒有章法。這些思想大多數萌芽或形成於道鹹時期，以後又在洋務運動和維新中越走越極端，直至最後推出了聞所未聞的類似聖公會的“孔教”。
道鹹新學存在著幾種非常激進的思路：
其一，在“原道”方面，有的人直接採用西方哲學，例如鄭觀應在哲學上基本上是西方的“機械唯物主義”，用自然科學來闡述經學中的“道”，這種“原道”與歷代學問都相去甚遠，不再專注世道人心；有的則用“社會進化論”來原道，引入了西式的本體思維。
其二，與此相應的，還有乾嘉學向疑古派的轉變。這種轉變將以往的經學義理掃蕩一空，騰出了重新發揮的空間。在他們的考證下，很多義理是無法成立的。
其三，國際地緣政治的衝擊又引入了縱橫家，一些人便用縱橫家理論來闡述經學，例如王闓運。
正如上述，這種轉變是在經學進入沒落狀態時才發生的，與日本相比就可以看出不同，日本的維新和攘夷是同時存在的，各自也都有古代義理上的根據，推陳出新、自圓其說，因此不失傳統。但中國的情況卻很糟糕，在“原道”層面就出現了問題。按照古代經學的根本原則，天不變、道亦不變，無論是堯舜還是桀紂，道是不會變的。但當時的情況卻是紛紛標新立異，在道的層面上就偏離了。他們用社會進化論、機械唯物主義等等新思想來原道，又用乾嘉學甚至疑古派為工具來解釋經典，或者直接拋棄訓詁，創造出了“新經學”。
例如王闓運用縱橫家思想“浪漫解經”，直接切入主題，摒棄訓詁考證，其弟子廖平受其影響，主張"經學之要在制度不在名物"，顯示了一種唯制度論的傾向，對康有為影響很大；其另外一個弟子楊度，則全球戰國為背景，充分發揮制度上的縱橫捭闔。再如，疑古派的崔述，對康有為也影響很大，他們用乾嘉學考證方法，直接推翻了整個古代經學。康有為後來又用社會進化論直接套用到公羊學三世說上，發明了非常荒謬的大同思想。
當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時候，他所指的“中學”，其實只有理學，也就是程朱理學，少數人還讀一些王陽明心學；在最重要的經學上，當時已經歧義百出，連“道”都已經混亂了，又哪來的穩穩固固的“中學”可言呢？當時的“中學”，不是乾嘉考證，就是道鹹新學，苟延殘喘的清儒漢學因缺乏思想性被被棄如敝履，這個時候談中學為體，根本沒有一點作用。因此，洋務運動必然激進地走到維新上去，最後在民國時期推出了荒謬之極的“孔教”，宣告中國傳統不可挽回地失落了。
歷史咖啡
呵呵，關於這個問題，說真話是要被某些頑固派罵的，因為洋務運動的失敗，根本原因就在這八個字上。
（學會如何仿製機器簡單，但你想過為什麼西方人和日本人能發明，而大清國只能仿製？）
什麼是中學？在這裡是有特殊含義的，並不是說寫幾個毛筆字念幾句八股文就是中學，它的核心實質，就是權力是誰來支配？
近代史上，西方列強為什麼能強？是工業革命大機器還是洋槍火炮大輪船？我可以果斷地告訴你，不是的。
西方列強之所以能快速崛起，是因為他們尋找到了最合理的權力體制，英國的議會制度，使民眾的發聲得到了一個表達的場所，而且以投票形式決定了國家大政方針的走向。這也就意味著：英國此後每作出一項決斷，不一定是對的，但必然是有民意基礎的。
而工業革命之所以能在英國發生，也是這個道理，哈格里夫斯與瓦特這些人，他們的改良與發明，難道是為了向貴族獻媚，歌頌女王永遠正確嘛？不是，是因為可以享有專利，賺到大錢。
換句話說，只要你有才能，有敏銳的眼光，不論出身如何，關係如何，都有可能獲得成功。
但這種情形放在大清及其後來，你覺得可能嗎？
因為中學的核心，就是：飽食無所事事的權力團體永遠正確，勞苦大眾餓著肚子歌功頌德。
你沒有真正的投票權，哪裡來的民意表達？你沒有通過才能與勤奮改變命運的機會，哪裡來的工業革命？
而如果沒有這些，光靠官僚拿點錢，出去買點機器賣點技術買船買槍，你以為那就是進入現代社會了，呵呵！你就等著甲午海戰再度來臨吧。
真正的改革，毫無疑問，那就是像日本人那樣，放開心胸，接受一切合理的新鮮事物，如果你不能接受，那也不要緊，但你不能妨礙別人去接受。至於新事物是否正確，呵呵，你想想看，大清國的和紳穆彰阿們，他們能搞懂啥叫平等啥叫投票不？他們會認為不給老爺磕頭是合理的嗎？
一方面引進機器，一方面繼續磕頭阿諛，這樣的大清帝國，不滅亡是沒有天理的。
司馬路的歷史會客廳
洋務運動的失敗是有多種原因導致的，不完全是因為這個方針。
第一個失敗原因在於洋務運動在政治上並沒有得到廣泛的支持。我們現在在歷史書上可以看到對洋務運動的詳細介紹，彷彿在當時洋務運動已經成為社會主流，其實並非如此。洋務運動主要是由幾個熱心這項運動的地方督撫推動的。也就是以曾國藩為首的中興名臣。這樣的人在整個晚清的政治體系當中佔的數量並不多。也沒有得到廣泛的支持。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於洋務運動持懷疑或者排斥態度。
第二個失敗原因在於洋務運動主要依靠官府推動，沒有能夠形成長期穩定的持續推動力量。洋務運動以軍事工業發端，早期興建的幾乎都是軍工廠。比如安慶內軍械所，漢陽鐵廠等等。後期才開始涉入民用工業或者相關的服務行業，比如上海織布局，天津電報局等等。軍事工業是沒有顯著的經濟回報的，大量的投入之後，對清政府乃至地方財政構成了巨大的壓力。這個時候才想到利用民用工業的利潤來彌補軍事工業的虧損。這個過程就導致發展失衡難以為繼。
第三個原因在於洋務運動的管理存在著嚴重問題。很多歷史學家都批評洋務運動的企業和衙門一樣。這個話說的重了一點，洋務運動企業在管理上還是吸收了一些外國經驗的，比傳統的就是企業略好一些，但總體上還帶有中國濃厚的官辦工廠作風。此外，洋務運動，大量聘請外籍人員作為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給予他們很高的待遇，但是其中不乏一些到中國來混吃混喝的騙子，這造成了投入巨大卻產出甚微，甚至於形成了不小的危害。
第四個原因在於沒有協調好國家力量和社會力量。隨著洋務企業陷入困境，清政府不得不引入社會力量。在當時也就是吸引商人入股，有具體的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等說法。但是因為官商地位不對等，很多商人入股之後損失慘重，後續難以為繼。官商合辦的企業到了後期鬥爭非常激烈，也就自然導致企業的運營越來越差。
第五個原因，也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洋務運動的根本目的就在於維護清政府的統治，因此它實際上是一場政治運動，而不是經濟運動，只是希望通過經濟手段達到政治目的。但官府辦經濟又不能辦好，所以導致目的和手段鄉違背最後必然失敗。
那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觀點是否合理，乃至於是否是洋務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
我個人認為，這句話本身來說並沒有什麼過錯。也不是洋務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堅持中國文化的傳統根基，在此基礎上吸收西方文化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決策，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很多人對於兩者有僵化的理解。把中國文化簡單的對應成當時中國的社會體制，西方文化簡單的對應成西方的科學技術。當然，對事物的認識總是逐步深入的，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是需要一段時間進行摸索。洋務運動本身來講確實是失敗了。不過它為其後的探索積攢的經驗，從這個角度上講，我們也不能完全認為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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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之甲午戰爭，是近代中國史上決定國運的關鍵一戰。甲午之戰敗，可以說扯下了清朝最後一塊遮羞布，露出內裡殘破不堪的景象。西方列強為了防止日本在中國一家獨大，紛紛來華索取租借，導致晚清中國之殖民地化迅速加深。
在甲午戰前，清廷漸次削平太平軍、捻亂、回亂，一手洋務運動搞得風生水起，朝野上下都沉浸在“同光中興”的美夢中，一派歡樂祥和的景象。
當時中外有許多人認為，大清削平內亂，重回正軌，並且效法西方大力發展洋務，不數年將重回強國之列。只有極少數的人，對當時的局勢保持清醒的認識。所謂的“同光中興”，只是暴風雨前的寧靜，清朝所面臨的內憂外患，實際上比二三十年前對抗太平軍時更加兇險。
光緒十一年（1885年），恰為甲午大戰之前十年，後來戰爭中中日雙方的關鍵人物——直隸總督李鴻章和日相伊藤博文，在天津有一次會面。伊藤博文此次來華，主要是與清方就朝鮮“甲申政變”的後續事項進行談判，最後雙方簽訂了《天津會議專條》，就撤兵一事達成了協議。
此次會面，伊藤博文給李鴻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條約簽訂後，李鴻章給清廷的總署，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寄去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的擔憂：
“（伊藤博文）久歷歐美各洲，極力模仿，實有治國之才。……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尚祈當軸諸公及早留意是幸。”
李鴻章認為伊藤博文是個人才，在他的率領下，日本會迅速走上富強之路，而日本與中國僅一衣帶水，極有可能成為巨大的威脅。可惜李鴻章說此非近憂，十年才會成為威脅，彼時總署已不歸恭親王領導，官員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哪裡還顧得上十年之後的事情。結果李鴻章一語成讖，剛好十年以後，就爆發了甲午戰爭。
與伊藤博文留給李鴻章的日本必將富強的印象相比，清朝帶給伊藤博文的印象截然相反。後來伊藤博文回憶起在中國見聞，認為“有人擔心三年後中國必強，此事直可不必慮”，對清廷之洋務運動，完全持不以為然的態度。
為何伊藤博文認為清朝的洋務運動絕無可為呢？他一針見血地指出：
“中國以時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為更變，則言官肆口參之。雖此時外面於水陸軍俱似整頓，以我看來，皆是空言。緣現當法事甫定之後，似乎發奮有為，殊不知一二年後，則又因循苟安，誠如西洋人形容中國所說又‘睡覺’矣。”
自洋務運動興起以來，清朝官方的核心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只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而對其政治制度不作根本性的變革。伊藤博文此次訪華，就看出清朝選拔人才的制度大有問題。
所謂“時文”，即科舉應試的八股文。清朝想搞近代化工業運動，在文方面，應該取懂科學技術的人才，在武方面，則應該選拔訓練現代軍隊，但事實上，卻還是以八股取士，選拔武官也還停留在冷兵器作戰時代。
這些未來能進入權力中樞的人，全然不懂西方，也不懂近代化。朝堂上大多數士大夫都還崇尚經學，以談論洋務為恥，視西方的槍炮輪船為奇技淫巧，那麼洋務運動只是空中樓閣，走不出失敗的命運。
除此之外，還有一點就是清朝的官員們大多因循守舊，一有變革萌芽的跡象，言官們便交相詆譭，總要守著老祖宗的那套抱殘守缺。結果十年之後，李鴻章在馬關換約，伊藤博文嘲笑道：“十年前我在天津時，已與中堂論及，何至今一無變更？”晚清時頑固思想之根深蒂固，於此可見一斑。
搞哥讀史
其實，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過是李，張之流在晚清時代下，所開了一劑治國方藥，效果如何呢？換湯不換藥。
洋務運動，或者說洋務派，此派所奉的信條，簡單說之，就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作力點，在一個“用”字。沒有學，就用，一如明清之八股時文，不過是一敲門磚而已。李，張皆有經事致事之才，不過，在他們的內心深處，洋人的東西，不靠譜.用用可以，至於學嘛，免談。這是制度之下的一種慣性，李，張二人，也不能憑空穿越到現代，歷史的侷限性，對於每個人，都是公平的，包括李，張。
清末，其實已到了清盤的時侯，任何改良的東西，對於中國而言，都顯得不合時宜的。從這一點看，孫大炮的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洋務運動不失敗，那，才是笑話呢。
穿越中的書生
清朝的統治本來就不得民心，然而在面對幾次外敵的入侵的戰爭中，除了戰敗、戰敗，就剩下無盡的賠款。而洋務運動是一場清政府的自救行動，卻因為盤根錯節的政治關係、落後的思想、無能的決策層讓好好的一場改革，變成了一個笑話，加速了清王朝滅亡的時間。
首先，政體上無一能人，為改革添磚加瓦。而是各種抱著看笑話的心態與陰險的政治鬥爭，本就腐朽不堪的統治階級，變得更加的昏庸無能。讓改革的道路存在各種各樣的阻礙與險阻。
而作為洋務派的領袖人物，一個個都非專業人員。在進行興辦軍事工業、還是民用企業等。都無任何的盈利性，完全是老的一套管理模式。除了虧本就還是虧本，更加坐實了其笑話的性。
就是興辦的新興的海軍建設，海軍本來就是一個最為燒錢的軍種，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海軍的艦艇都不是一般國家能夠玩的起的東西。其動輒就是成千上億的投資，洋務派卻將本就有限的資源大量的投入到毫無意識的海軍建設，最終，除了屈辱以外什麼都不會留下。
洋務運動從改革之初就是一個錯誤，沒有一個良好的基礎，怎能萬丈高樓平地起。
惜花公子
大道無形，中學西學的極致必定是九九歸一，生硬機械地劃分中學西學，那麼中體西用則就容易無意中滑入不倫不類的泥淖裡了。😂😂😂
眾人昭昭吾獨昏昏
老實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我真不覺得有什麼錯誤。錯就錯在了實行上。
中國人真是有一貫的作風，形式主義，自己的利益最大。
起初是慈禧老孃們看著損害了自己的利益，就不願意搞新政了，從這方面就看出了，女人魄力不足，自己利益第一，小家子氣，頂不住那些貴族的哀求。
後來辛丑之後，知道事鬧大了，要亡國了，搞的那些也大部分是形式主義。
自古以來，變法都是個危險活，幾乎沒有善終。不論中外。這個應該是人類的劣根性導致的。最好還是說服老大自己改，下面的人去改，準沒好果子吃。
所謂事緩則圓，可以搞點小動作，打個擦邊球什麼的，這是一些能臣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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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湯不換藥換皮不換骨，皇帝老子至高無上的地位和利益不能觸碰，能有什麼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