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是歷史上最具爭議的皇帝，尤其是繼位合法性，至今依然是人們討論的焦點，而他對一些權臣的“清洗”，也都直接或間接地和繼位聯繫在一起，比如“八爺黨”，比如年羹堯，但是，在這些人中，有一個人卻顯得十分耀眼，那就是隆科多，再嚴格點說，隆科多的死，甚至還參雜有幾分“冤枉”成分
隆科多貪嗎？貪，在雍正朝，我覺得除了諾敏和田文鏡不貪之外，其餘人都貪，他們兩人是清官嗎？很難定義，因為他們不貪的原因是不好意思再貪，他們兩人的“養廉銀”都達到了他們俸祿的200倍——沒必要再貪，一心辦事就行！那隆科多呢？隆科多當時是朝廷重臣，指望他提拔的人多了去，所以，這些事不會避免，但是隆科多是個謹慎的人，他把所有收取的銀兩都記載下來，最大的一筆也就是2萬餘兩，大多數都是幾百兩，甚至連50兩都記錄在案。按照這個程度，用現在的話說“那都不是事”，可為什麼雍正還是要處死隆科多呢？這還得回到繼承權問題上
皇位風波
根據清代官書《實錄》所記，康熙死亡與雍正繼統的情形是這樣的：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初七日，康熙皇帝覺得身體不適，便從南苑回到了暢春園行宮休息。初九日，因為臥病就下令叫皇四子胤禛代替他去主持十五日將要舉行的南郊祭天大禮。胤禛覺得父親生病，懇求侍奉左右。皇帝不許，要他“誠敬嚴格”地住到齋所裡去，虔誠地準備祭天。
初十到十二這三天當中，胤禛不斷差遣護衛與太監等到暢春園請安，皇帝還傳謝對他說：“朕體稍愈。”可是到十三日凌晨，康熙的病勢惡化了，乃派人到齋所找胤禛速來暢春園，南郊大祀的事改由吳爾佔公爵恭代。皇帝又在破曉之前下令召集皇三子允祉、皇七子允祐、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以及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三子以及理藩院尚書兼九門提督的隆科多等人一起到他病榻旁邊來，對他們大家說：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胤禛本人則在上午九時至十一時之間趕到暢春園，到寢宮與皇父見面。父皇告訴他“病勢日臻之故”，沒有交代其他的事。當天胤禛曾三次進見問安，直到晚間康熙才崩駕。
從以上記載裡我們可以看到，皇位繼承一事述得非常清楚，雍正的政敵允禩等人又都在場，似乎沒有什麼可以質疑的。不過，我們得明白《實錄》是雍正上臺後修撰的，當然有可能隨著雍正的意思而改寫，可信度頗有問題。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就提出一些看法：康熙既能親口告訴雍正他病勢惡化的原因，而雍正當天又曾三次進見請安，為什麼“以大位相授一事遺忘不語乎”？另一部在雍正主導下完成的專書《大義覺迷錄》，書中幫雍正闢了很多謠，對於皇位繼承的事，與《實錄》所記的差不多，只是加添了以下的一段文字：
......其夜戌時，龍馭上賓。朕哀痛號呼，實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遺詔，朕聞之驚慟，昏僕於地。誠親王等向朕叩首，勸朕節哀，朕始強起辦理大事。
文中誠親王是雍正的三兄允祉。“隆科多乃述皇考遺詔”是指康熙對七位皇子及隆科多口述讓雍正“著繼聯登基，即皇帝位”的事。由此可知：雍正是由隆科多口中才知道他被指定為繼承人的。不過《大義覺迷錄》這本書在雍正即位後七年，為了回擊曾靜等人的指責才編成刊行，當時允禩、允禟、隆科多等人都已先後被“搞定”了，可以說是“死無對證”，愛怎麼編就怎麼編
這兩本書綜合起來的話，之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隆科多在當時大位授受之間確實是個極關重要的人物，而他在雍正登基後第二天就被任命為總理事務大臣，幾天後又讓他承襲他父親佟國維的一等公爵位，還因為他是康熙孝懿皇后的弟弟，遂被雍正尊稱為“舅舅”。雍正曾對年美堯說過：隆科多是“聖祖（康照）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希有大臣”。
隆科多對雍正究竟有什麼功呢？我們先來看看隆科多的官場背景。隆科多是康熙孃舅佟國維的兒子，與康熙有親表兄弟的關係。由於外戚的原因，他在康熙二十七年初任一等待衛，開始他的軍政生涯。五年以後升官為鑾儀衛鑾儀使，後來又兼領過八旗的旗務，還擔任過犬房頭領，說明是犬房頭領？牽狗跟著主子（康照）行走，簡稱“遛狗”。康熙四十四年底，因“不實心任事”被革去很多職位，又在一等待衛上行走。直到康熙五十年才又得到康熙信任，擔任代理步軍統領。這是負責京城防衛與皇帝安全的九門提督大任，他一任竟長達十一年之久，隨著康熙死亡才更上一層樓地高升為總理事務大臣等官。
“功臣”的由來
事實上，康熙以前對他的印象並不是太好，尤其是在第一次廢皇太子之後，根本把他們一家人都看著是最初與“大阿哥相善”、而後又轉向支持八阿哥（允禩）的一夥人，對他們家族的反覆無常有輕蔑之意。為什麼在即將第二次罷黜太子之前突然又重用隆科多呢？當然這與隆科多個人的個性與行事作風有關。佟國維和他其他子侄輩如鄂倫岱、圖海等人，都是敢於直言、堅持已見的外戚典型人物，對國家大政也是極有興趣參與的；而隆科多則比較圓滑，常見機行事，絕不讓皇帝感覺到他是威脅
他在寫給康熙的奏摺中稱自己為“無知小兒”、“卑微小兒，並不懂事”，對於皇帝的身體關心備至，希望皇帝“笑口常開，聖體自可健康”。他自己得到這份重要工作，則是怕“負主子隆恩，日夜悚懼不已”。他的表現與作風，正是因家國事務心情沮喪的康熙所需要的。而且在隆科多任職步軍統領之後，他確實也很負責。不論是京城安全，或是對皇帝的保護，他都做得令康熙滿意，尤其在為皇帝秘密收集京中外省的情報方面，更表現得傑出，因此在當時大臣中，康熙對隆科多的信任是超過別人的。
唯一使得這兩位君臣間存在著一些不快的是佟國維死後，他的一等公爵照例應讓佟國維的兒子承襲，但康熙沒有作決定，隆科多當然耿耿於懷，不過他表面上還是若無其事。康熙究竟為什麼不讓隆科多襲公爵呢？史料中沒有記載；但這件事可能影響到日後的皇位繼承。有人以為隆科多“隱匿”喻旨，使胤禔失掉即位機會；而雍正上臺後不數日就降渝諭命隆科多襲一等公爵，這當中確實有些不尋常
雍正稱隆科多為“朕之功臣”，這是皇帝即位後剛不久說的，不禁令人聯想到康照未年隆科多與雍正根本絕少往來，雍正也不諱言地說“不深知他”，既然如此則又何“功”之有呢？只有在皇位授受之際他為雍正出了力，才可能是“功臣”，這就是多年以來不少學者認為雍正繼位“內得力於隆科多”的說法根據。但是也有學者相信隆科多之所以被稱為“朕之功臣”，主要原因是雍正登基後，政局不穩，反對派甚至有想以暗殺行動報復皇帝的，隆科多控制了京城治安，保護了雍正的安全，如在皇帝出宮祭祀時傳有刺客，在前往遵化祭陵時途中不安等等，隆科多都能一一防範，讓雍正穩坐江山，加上他又完成“口授末命”的任務，當然可以算得上是雍正的功臣了。
羅列的罪名
除了功臣的爭論之外，在隆科多後來被定的四十一條大罪狀中，有些也是令人置疑的。最突出的就是一下幾點：
一：
“聖祖仁皇帝升遇之日，隆科多並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詭稱伊身曾帶七首，以防不測。”
二：
“狂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二萬兵。”
三：
“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
......
這些欺罔與大不敬的罪狀，很能使人聯想到：在康熙臨終之時，情勢相當緊張，隆科多還身帶七首，保護雍正。可是在皇帝與隆科多關係變壞時，隆科多對外宣稱他當日“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假如這是實狀，那麼隆科多傳末命的事就不可能了，這也說明雍正後來在官書中的那些解釋都是假造的，因此，雍正皇帝要說他“欺罔”，定他重罪也就不算意外了，雍正可不會放任這樣的事情發生。
九門提督權力很大，“一呼可聚二萬兵”，也說明雍正在即位時京城情形不安。隆科多手下擁有精兵兩萬，當然可以控制局面，可以制止其他皇子的行動。雍正既然在官書中強調政權轉移是在和平氣氛中進行，那麼隆科多的這種說法就一定要指為“欺罔”；“妄擬諸葛亮”的事應是隆科多後來發現雍正要整肅他時所說的負氣話，但也足以令人對雍正大位授受產生疑問。
研究雍正朝歷史的名家馮爾康教授對此的評論是：
雍正殺年、隆的性質，是君主按照封建君臣關係的準則，收回重臣所不應有的那部分權力，這是君主與大臣的權力分配問題，在封建社會是不斷髮生的。雍正給予年、隆過分權力，是自作孽；年、隆不善自處，接受並擴大分外權力，是自釀禍！雍正懲治年、隆是保衛和加強君主權力，年、隆之案的所謂欺罔、僭越、狂悖、奸黨之罪，是指控他們擅權，明確他們的一些特權是非法的。
馮教授的這一番話確實是中肯的，隆科多也像年美堯一樣，在雍正剛上臺時得到很多殊恩曠典，他們都得意忘形起來，隆科多經歷的官員篩選，大家稱為“佟選”，可見他是憑他一已愛僧做衡量標準的；他完全掌控了用人大權，而且他在皇城裡見到皇帝兄弟時也不按儀規行跪拜禮，而只做“欠身而過”；他又貪贖財貨，甚至把贓銀“於各處轉運埋藏”等等等等
尾話
要知道，雍正將皇權看的非常重要，隆科多竟然敢“攬權樹黨、擅作威福”，其結果就可想而知。
雍正三年五月，皇帝先把隆科多的不法行事曉示群臣，展開整肅工作；
不久之後，又以隆科多庇護年羹堯、干擾查案，削奪了他的太保等銜，並命令他去阿蘭善山區修城墾地；
第二年又命令他去阿爾泰山與外蒙首領議定遊牧地界，並與俄國使臣商議兩國邊界；
但是後來由於隆科多私抄玉碟的事被人告發，皇帝不等他談好中俄邊界事務就把他召回京城了；
最後定了他四十一條大罪，永遠圈禁、家產充公，兒子該革職的革職，該充軍的充軍。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這位曾被雍正譽為“超群拔類的希有大臣”在禁所中逝世了。雍正最後算是善待了他，賜金為他治喪。隆科多就這樣結束了他富有傳奇性的一生！
隆科多和年羹堯都是雍正繼位初期最得力、也最顯赫的官員，他們的死，究竟是“死有餘辜”、還是“兔死狗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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