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是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尤其是继位合法性，至今依然是人们讨论的焦点，而他对一些权臣的“清洗”，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和继位联系在一起，比如“八爷党”，比如年羹尧，但是，在这些人中，有一个人却显得十分耀眼，那就是隆科多，再严格点说，隆科多的死，甚至还参杂有几分“冤枉”成分
隆科多贪吗？贪，在雍正朝，我觉得除了诺敏和田文镜不贪之外，其余人都贪，他们两人是清官吗？很难定义，因为他们不贪的原因是不好意思再贪，他们两人的“养廉银”都达到了他们俸禄的200倍——没必要再贪，一心办事就行！那隆科多呢？隆科多当时是朝廷重臣，指望他提拔的人多了去，所以，这些事不会避免，但是隆科多是个谨慎的人，他把所有收取的银两都记载下来，最大的一笔也就是2万余两，大多数都是几百两，甚至连50两都记录在案。按照这个程度，用现在的话说“那都不是事”，可为什么雍正还是要处死隆科多呢？这还得回到继承权问题上
皇位风波
根据清代官书《实录》所记，康熙死亡与雍正继统的情形是这样的：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初七日，康熙皇帝觉得身体不适，便从南苑回到了畅春园行宫休息。初九日，因为卧病就下令叫皇四子胤禛代替他去主持十五日将要举行的南郊祭天大礼。胤禛觉得父亲生病，恳求侍奉左右。皇帝不许，要他“诚敬严格”地住到斋所里去，虔诚地准备祭天。
初十到十二这三天当中，胤禛不断差遣护卫与太监等到畅春园请安，皇帝还传谢对他说：“朕体稍愈。”可是到十三日凌晨，康熙的病势恶化了，乃派人到斋所找胤禛速来畅春园，南郊大祀的事改由吴尔占公爵恭代。皇帝又在破晓之前下令召集皇三子允祉、皇七子允祐、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以及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三子以及理藩院尚书兼九门提督的隆科多等人一起到他病榻旁边来，对他们大家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胤禛本人则在上午九时至十一时之间赶到畅春园，到寝宫与皇父见面。父皇告诉他“病势日臻之故”，没有交代其他的事。当天胤禛曾三次进见问安，直到晚间康熙才崩驾。
从以上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皇位继承一事述得非常清楚，雍正的政敌允禩等人又都在场，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不过，我们得明白《实录》是雍正上台后修撰的，当然有可能随着雍正的意思而改写，可信度颇有问题。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就提出一些看法：康熙既能亲口告诉雍正他病势恶化的原因，而雍正当天又曾三次进见请安，为什么“以大位相授一事遗忘不语乎”？另一部在雍正主导下完成的专书《大义觉迷录》，书中帮雍正辟了很多谣，对于皇位继承的事，与《实录》所记的差不多，只是加添了以下的一段文字：
......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痛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
文中诚亲王是雍正的三兄允祉。“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是指康熙对七位皇子及隆科多口述让雍正“着继联登基，即皇帝位”的事。由此可知：雍正是由隆科多口中才知道他被指定为继承人的。不过《大义觉迷录》这本书在雍正即位后七年，为了回击曾静等人的指责才编成刊行，当时允禩、允禟、隆科多等人都已先后被“搞定”了，可以说是“死无对证”，爱怎么编就怎么编
这两本书综合起来的话，之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隆科多在当时大位授受之间确实是个极关重要的人物，而他在雍正登基后第二天就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几天后又让他承袭他父亲佟国维的一等公爵位，还因为他是康熙孝懿皇后的弟弟，遂被雍正尊称为“舅舅”。雍正曾对年美尧说过：隆科多是“圣祖（康照）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
隆科多对雍正究竟有什么功呢？我们先来看看隆科多的官场背景。隆科多是康熙娘舅佟国维的儿子，与康熙有亲表兄弟的关系。由于外戚的原因，他在康熙二十七年初任一等待卫，开始他的军政生涯。五年以后升官为銮仪卫銮仪使，后来又兼领过八旗的旗务，还担任过犬房头领，说明是犬房头领？牵狗跟着主子（康照）行走，简称“遛狗”。康熙四十四年底，因“不实心任事”被革去很多职位，又在一等待卫上行走。直到康熙五十年才又得到康熙信任，担任代理步军统领。这是负责京城防卫与皇帝安全的九门提督大任，他一任竟长达十一年之久，随着康熙死亡才更上一层楼地高升为总理事务大臣等官。
“功臣”的由来
事实上，康熙以前对他的印象并不是太好，尤其是在第一次废皇太子之后，根本把他们一家人都看着是最初与“大阿哥相善”、而后又转向支持八阿哥（允禩）的一伙人，对他们家族的反复无常有轻蔑之意。为什么在即将第二次罢黜太子之前突然又重用隆科多呢？当然这与隆科多个人的个性与行事作风有关。佟国维和他其他子侄辈如鄂伦岱、图海等人，都是敢于直言、坚持已见的外戚典型人物，对国家大政也是极有兴趣参与的；而隆科多则比较圆滑，常见机行事，绝不让皇帝感觉到他是威胁
他在写给康熙的奏折中称自己为“无知小儿”、“卑微小儿，并不懂事”，对于皇帝的身体关心备至，希望皇帝“笑口常开，圣体自可健康”。他自己得到这份重要工作，则是怕“负主子隆恩，日夜悚惧不已”。他的表现与作风，正是因家国事务心情沮丧的康熙所需要的。而且在隆科多任职步军统领之后，他确实也很负责。不论是京城安全，或是对皇帝的保护，他都做得令康熙满意，尤其在为皇帝秘密收集京中外省的情报方面，更表现得杰出，因此在当时大臣中，康熙对隆科多的信任是超过别人的。
唯一使得这两位君臣间存在着一些不快的是佟国维死后，他的一等公爵照例应让佟国维的儿子承袭，但康熙没有作决定，隆科多当然耿耿于怀，不过他表面上还是若无其事。康熙究竟为什么不让隆科多袭公爵呢？史料中没有记载；但这件事可能影响到日后的皇位继承。有人以为隆科多“隐匿”喻旨，使胤禔失掉即位机会；而雍正上台后不数日就降渝谕命隆科多袭一等公爵，这当中确实有些不寻常
雍正称隆科多为“朕之功臣”，这是皇帝即位后刚不久说的，不禁令人联想到康照未年隆科多与雍正根本绝少往来，雍正也不讳言地说“不深知他”，既然如此则又何“功”之有呢？只有在皇位授受之际他为雍正出了力，才可能是“功臣”，这就是多年以来不少学者认为雍正继位“内得力于隆科多”的说法根据。但是也有学者相信隆科多之所以被称为“朕之功臣”，主要原因是雍正登基后，政局不稳，反对派甚至有想以暗杀行动报复皇帝的，隆科多控制了京城治安，保护了雍正的安全，如在皇帝出宫祭祀时传有刺客，在前往遵化祭陵时途中不安等等，隆科多都能一一防范，让雍正稳坐江山，加上他又完成“口授末命”的任务，当然可以算得上是雍正的功臣了。
罗列的罪名
除了功臣的争论之外，在隆科多后来被定的四十一条大罪状中，有些也是令人置疑的。最突出的就是一下几点：
一：
“圣祖仁皇帝升遇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诡称伊身曾带七首，以防不测。”
二：
“狂言妄奏，提督之权甚大，一呼可聚二万兵。”
三：
“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
......
这些欺罔与大不敬的罪状，很能使人联想到：在康熙临终之时，情势相当紧张，隆科多还身带七首，保护雍正。可是在皇帝与隆科多关系变坏时，隆科多对外宣称他当日“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假如这是实状，那么隆科多传末命的事就不可能了，这也说明雍正后来在官书中的那些解释都是假造的，因此，雍正皇帝要说他“欺罔”，定他重罪也就不算意外了，雍正可不会放任这样的事情发生。
九门提督权力很大，“一呼可聚二万兵”，也说明雍正在即位时京城情形不安。隆科多手下拥有精兵两万，当然可以控制局面，可以制止其他皇子的行动。雍正既然在官书中强调政权转移是在和平气氛中进行，那么隆科多的这种说法就一定要指为“欺罔”；“妄拟诸葛亮”的事应是隆科多后来发现雍正要整肃他时所说的负气话，但也足以令人对雍正大位授受产生疑问。
研究雍正朝历史的名家冯尔康教授对此的评论是：
雍正杀年、隆的性质，是君主按照封建君臣关系的准则，收回重臣所不应有的那部分权力，这是君主与大臣的权力分配问题，在封建社会是不断发生的。雍正给予年、隆过分权力，是自作孽；年、隆不善自处，接受并扩大分外权力，是自酿祸！雍正惩治年、隆是保卫和加强君主权力，年、隆之案的所谓欺罔、僭越、狂悖、奸党之罪，是指控他们擅权，明确他们的一些特权是非法的。
冯教授的这一番话确实是中肯的，隆科多也像年美尧一样，在雍正刚上台时得到很多殊恩旷典，他们都得意忘形起来，隆科多经历的官员筛选，大家称为“佟选”，可见他是凭他一已爱僧做衡量标准的；他完全掌控了用人大权，而且他在皇城里见到皇帝兄弟时也不按仪规行跪拜礼，而只做“欠身而过”；他又贪赎财货，甚至把赃银“于各处转运埋藏”等等等等
尾话
要知道，雍正将皇权看的非常重要，隆科多竟然敢“揽权树党、擅作威福”，其结果就可想而知。
雍正三年五月，皇帝先把隆科多的不法行事晓示群臣，展开整肃工作；
不久之后，又以隆科多庇护年羹尧、干扰查案，削夺了他的太保等衔，并命令他去阿兰善山区修城垦地；
第二年又命令他去阿尔泰山与外蒙首领议定游牧地界，并与俄国使臣商议两国边界；
但是后来由于隆科多私抄玉碟的事被人告发，皇帝不等他谈好中俄边界事务就把他召回京城了；
最后定了他四十一条大罪，永远圈禁、家产充公，儿子该革职的革职，该充军的充军。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这位曾被雍正誉为“超群拔类的希有大臣”在禁所中逝世了。雍正最后算是善待了他，赐金为他治丧。隆科多就这样结束了他富有传奇性的一生！
隆科多和年羹尧都是雍正继位初期最得力、也最显赫的官员，他们的死，究竟是“死有余辜”、还是“兔死狗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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