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我所提議全都有了開端，我要努力提出自己的意見；始終留心，一遇有機會便加利用，時間和耐心將使我克服困難，堅持下去。與此同時，我必須努力，為著更加重要的工作做好準備，這些工作可能為我打開任何成功的大門”。
——《赫德日記》 1865年5月30日
天朝的“客卿”
在清代晚期的中國歷史裡，英國人鷺賓·赫德（1835-1911年）扮演了一個不容忽視的角色——就連其姓名寫法也有文章。民國時期編修的《清史稿·赫德傳》說，“赫德，字鷺賓”。這是不是百年來在歷史學界評價不高的《清史稿》犯下的又一個想當然的錯誤，按照中國文人習慣改寫了這位洋人的姓名，使其以“赫”為姓，以“德”為名，以“鷺賓”為字了呢？
恐怕也不一定。畢竟“名從主人”，對於自己的名字，赫德本人當然最有發言權。他在為兒子埃德加·布魯斯·赫德起漢名時，就是以“赫”為姓，以“承先”為名；而他的弟弟詹姆斯·亨利·赫德的中文姓名，也是叫做“赫政”。可見，《清史稿》的記載的確有其根據。
說起來，這位在中國史書中留下名字的“客卿”倒是出身在一個北愛爾蘭平民家庭。1854年，這個普普通通的19歲英國小夥做出了一個人生抉擇，前往英國駐華外交機構討生活。這的確是千里迢迢的行程，幾乎跟儒勒·凡爾納在《八十天環遊地球》裡的描述相差無幾。
就像赫德日後在日記裡所寫的那樣，“在中國，自從我踏入了政治生活之後，我的目標總是要做官，只要吸引我，不管是哪個部門。”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佔領廣州，卻發現“我們只有兩三個懂得此地語言的人，如何去統治幾百萬人”，諳熟漢語的赫德得以前往廣州出任英國領事館翻譯。
也是在這一年的11月，中英雙方在上海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海關稅則》，其中第十款規定：海關“任憑總理大臣邀請英人幫辦稅務並嚴查漏稅”。赫德又一次“抓住了幸運女神的衣裙”，跳槽進入了中國海關。1863年11月，他登上了（第二任）海關總稅務司的寶座。“我的生活一直很順利，還不到29歲，已是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了”。鷺賓·赫德在日記裡頗為自得地記錄下了這個歷史時刻。
從這時起，赫德獨掌大清帝國海關總稅務司權柄幾達半個世紀。他公開宣佈：“本總稅務司之所期待者：為中國政府恪盡職守，為關員謀求穩定滿意之職位與優厚之薪給”。
這裡的第一句話中的“為中國政府”是不是言不由衷無從可知，但赫德的確毫不含糊地宣稱，總稅務司“是唯一有權僱用或解僱、升級或降級或遷調口岸的人”。曾任北方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在1867年時就有感而發：“及赫德當總稅務司……各口稅務司之權日重，洋商但知有稅務司，而不知有監督矣。”
有人這樣評論:“拿赫德來說，他是中國近代海關的營造者，正是在他的精心籌劃下，中國海關儼然是一個自成體系的‘獨立王國’，而赫德本人則成了王國中的獨裁者”。
只是在這個基礎之上，赫德才做到了“恪盡職守”。美國學者費正清是這樣評價赫德取得的業績的：“赫德對清政府的主要貢獻在於他組織的高效率的海關服務工作”。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在赫德半個世紀的任期內，中國海關的貪汙、濫用公款或其他不正當違法行為的案件沒有超過5起，這在晚清官場貪腐成風的大背景下，堪稱奇蹟。
對此，除了法令嚴明之外，赫德自己還有一個解釋，也就是他在日記裡說的“從海關做起，試圖對全體官員發給固定的薪俸，從而制止敲詐，保證有一個廉潔的政府”。這裡也有一個原因，就是原先清廷海關的俸祿實在太低，上海的江海關最高官員“監督歲支養廉銀六百兩”，只及江蘇省知縣養廉銀的一半。而赫德統治下的海關的確做到了給予海關職員們“穩定滿意之職位與優厚之薪給”。
至於赫德自己，當然更不會虧待，他的年薪高達8000英鎊，完全不亞於清朝的親王（年俸一萬兩白銀）。話又說回來，赫德本人的胞弟、內弟、表弟、兒子、外甥等多人均在中國海關坐擁高薪工作，箇中原因，恐怕也未必見得了光了。
業餘的外交家
另一方面，就像赫德自己說的那樣：“我過去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使海關站得住腳，並且不放鬆任何機會來擴展它的根基，從而保證它的穩定。”他的野心絕不囿於海關事務。1865年6月，赫德將總稅務司署自上海遷至北京，以後他就長駐北京，以便“不但在稅務和商務問題方面，而且在外交問題和內政事務方面”，特別是“在新穎而困難的國際問題上”向總理衙門提供“情報和建議”。
這樣，赫德利用奕訴等總理衙門大臣的信任，開始插手清政府的外交活動，他也把自己進行的外交活動稱為“業餘外交”——在中法戰爭中，赫德施展了渾身解數，成功地插手並影響了這場戰爭，使之成為他在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1883年12月，法國為吞併越南和侵入中國西南地區，挑起了中法戰爭。隨著戰事的延宕，赫德越來越感到影響了各國，特別是英國的對華貿易，在他看來，“五年戰爭，可以完全扼殺二十五年的貿易。”
因此，他希望儘快促使中法議和。赫德在總理衙門積極活動，從清政府那裡正式攬到了議和權，並使清政府授權金登幹為專使代表中國與法方代表簽訂草約。正當和談秘密進行期間，中國軍隊於1885年3月下旬在鎮南關-諒山戰役中獲得大勝，根本扭轉了中法戰局的形勢。
赫德“唯恐諒山的勝利，會使宮廷聽從那些不負責的主戰言論”，於4月3日急電金登幹：“一個星期的耽延，也許會使我們三個月以來不斷努力和耐心所取得的成就完全擱淺，你可以斟酌以上所說的相機行事”，也就是讓金登幹盡快與法方在停戰協定上簽字。而這正是法國求之不得的——第二天中法和平草約就簽字了。
值得玩味的是，赫德在草約第二款關於中越關係問題上，堅決要求寫入顧全清廷“威望體面”的字樣，為此堅持到了最後。在這樣“據理力爭”的背後，這位清政府名義上的代表，其實倒像是一個第三方的掮客，將清政府重虛名而法國人圖實利的心態拿捏得很準。法國人對此也是心領神會，“我很高興，由於英國人的盡力，我們終於成功了”。
在赫德的“業餘外交”主導下，中法戰爭終於以“中國不敗而敗”宣告結束。清廷輿論為此大譁，矛頭直指在正式和約上簽字的李鴻章。宦海沉浮多年的李中堂自然不肯背鍋，聲稱“查進和議者二赤，我不過隨同畫諾而已”。“二赤”者，“赫（德）”也。這個回答當然有推卸責任的成分，但連李鴻章都情緣降尊紆貴為“隨同畫諾”的傀儡，也可見赫德在清廷中的地位了。
其實，這個權勢熏天的“中國通”也有膽戰心驚的時候。1894年10月赫德預言，“如果照現在這樣下去，我想很可能有一天絕望情緒會以最激怒的方式爆發出來，我們在北京的外國人也許通通會被殺光”。但即使在6年後“義和團”風暴中，清政府仍然掛念著這位“客卿”。
在義和團圍攻外國駐北京使館時，清政府一次就給東交民巷送去食物15車，其中一份是專門指定給赫德的，供其“聊佐清暑之需”。赫德也明白自己舉足輕重的地位，他說，“我堅持留下是為了海關，為了中國，為了大家的利益……否則的話我早已走了”。
終究是個“客”
他怎麼可能走呢？在《辛丑條約》的簽訂中，那個觸目驚心的4.5億兩白銀的賠款數字，就是參考了赫德的意見而制定的。但在“量中華之物力”的慈禧太后眼裡，赫德畢竟促成和議有功，以“隨同商辦和約，頗資贊助”，封太子少保。
1902年2月23日，慈禧太后還親自接見了赫德。按照赫德自己的說法，“這老婦人用一種甜蜜的女性聲音，非常殷勤地恭維我”。一百多年之後看這段文字，還是頗有些肉麻。
兩年後（1904），慈禧太后特賜赫德如意一柄、壽字一個，並囑其在中國海關“繼續幹下去”。但赫德終究是年過七旬的老人了！1908年，他終於極不情願地離任總稅務司，乘船返英。回顧他在中國近半個世紀的生涯，他給中國留下了什麼呢？
在赫德初入中國海關時的1861年，清廷一年的關稅總數為白銀496萬兩，只佔總財政收入的9%。而到了三十多年後的1894年，清廷的關稅歲入竟達2290萬兩白銀，佔清廷總收入的四分之一。正如《清朝續文獻通考》所說的那樣，“自咸豐、同治以來，各省出入迥非乾隆年間可比。近來歲入之項，轉以厘金、洋稅（海關稅）為大宗。”
毋庸諱言，赫德建立的高效海關體系必然對於海關稅收的增加有所幫助，但海關稅收的增長，根本上是中外貿易的發展的結果。畢竟光是1864-1894這三十年間，中國的進出口總額就增加了3倍多，稅收增加自在情理之中。
更令人無法忘懷的是，《南京條約》以後的一系列條約強行為中國規定了值百抽五的進出口稅率（當時的世界，如此低的稅率獨此一家），甚至外商船貨的通關手續以至違章走私的處分都要由各自國家的領事加以干預。而名義上的“洋僕人”赫德和他把持下的海關則在高效地執行著這種吃裡扒外政策——“稅務司署在為各口隨時擬訂章程時，未嘗片刻忽視（外商）貿易的利益和要求”。
聯想到美國南北戰爭之前的北方堅持要以高關稅抵禦英國工業製成品傾銷的舉動，就可以知道孱弱的中國本土工業面臨著怎樣一個惡劣的生存環境了。從這個角度來講，赫德打造的海關運作越是高效，中國利益收到的傷害恐怕就越大了。
至於赫德本人而言，雖然他早在1901年就洞悉了殖民主義的結局——“五十年後，中國將是一個獨立的強國，中國人將從外國人那裡收回外國人從中國取去的每一樣東西”；但他仍願為大不列顛的東方“事業”極盡犬馬之勞。
“我經常利用這個（總稅務司）職務，在這個職位上我可以為英國人和為大家的利益做有益的工作”，“留任總稅務司，環境將會加強我，外交部可以倚賴我的合作，促進英國的利益。”
對這位“客卿”的真實立場，清廷君臣大概也是心知肚明。早在1876年9月6 日郭嵩燾覲見慈禧太后時與後者有過一段對話。慈禧問，“赫德替中國辦事尚有心腹否？”
郭嵩燾回答：“赫德是極有心計的人，在中國辦事亦是十分出力。然卻是英吉利人民，豈能不關顧本國？往嘗問之：君自問幫中國，抑幫英國？赫德言我於此都不敢偏袒，譬如騎馬，偏東偏西便坐不住，我只是兩邊調停。臣問：無事時可以中立，有事不能中立，將奈何？赫德笑言：我固英國人也。可見他心事是不能不幫護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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