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 跋東坡書寒食詩帖
對題跋文學的研究，歸根結底是對題跋文學性的研究。題跋文學性的構成，既包括了語言、章法、修辭等形式要素，也包含了趣味、情感和思想等內在要素。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古代題跋文學研究”（批准號為13BZW095）認為，實用性與審美性的制衡決定了題跋文學發展的軌跡，而超越“本文”（即原作）則實現了題跋作為獨立文學文本存在的可能性。
原文 ：《題跋的文學性：從突破實用到超越“本文”》
作者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 王曉驪
圖片 |網絡
題跋文學發展的特殊性
在文章學家看來，所謂題跋“簡編之後語也”，主要用來“考古證今，釋疑訂謬，褒善貶惡，立法垂戒”（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基於學術性和政治性的實用功能，形成了題跋發展的主軸線，尤其是學術性，是歷代題跋數量不斷增加、整理者和研究者層出不窮的重要原因。文章學家對題跋實用文的基本定位和簡勁峻潔的風格要求，成為題跋作為文本方式存在的基本文體規範。但與此同時，中國古代題跋亦不乏跌宕自如、奇趣盎然的美文佳作，體現出顯著的文學特徵。事實上，從宋代開始，題跋的創作就突破了考證解釋和垂戒褒貶的範圍，在不同時代精神和創作主體個性的影響下，其文學性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北宋是題跋作為獨立文體的開端，北宋題跋又以生動活躍的文學性成為後代題跋文學的典範，並奠定了題跋的文學傳統。其中，蘇軾、黃庭堅的題跋代表了題跋文學發展的最高成就。蘇軾題跋隨物賦形而機趣橫生，其寫景天然如畫，敘事情寓於事，記人生動傳神，抒情語淡情濃，議論冷雋風趣；黃庭堅題跋不動聲色而蘊藉有味，記敘細膩不乏生動之筆，議論氣象溫粹又見識通透。除此之外，北宋其他題跋作家也形成了極具個性化的文學特徵，歐陽修之自然，李之儀之紆徐，張耒之熨貼，晁無咎之細密，王安石之老辣，曾鞏之湛深，共同創造了題跋文學難以逾越的高峰。北宋以後的題跋雖然先後經歷了理學化和考據化的發展傾向，但在不同的時代精神和審美風尚的催生下，創作主體鮮明生動的個性和出色的文學才華相結合，促使題跋形成了豐富多元的文學特色。易代之際的家國之情、商業經濟浪潮中的君子之風、以文入畫的藝術嘗試，以及文人的學者品格、詩人的浪漫氣質、藏書家的痴迷心態，都促使題跋的創作一次又一次地突破實用性的限制，呈現出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文學特徵。
趙孟頫 跋《蘭亭序》
情、趣、筆：題跋文學性的呈現
隨著文學概念的不斷擴大，抒情性越來越成為包括詩歌在內又不限於詩歌的文學的本質屬性。題跋並不以抒情為主要功能，然而，題跋作者往往不由自主地將自己的情感滲透進敘事議論之中，從而形成了平實質樸卻感人至深的抒情感染力。尤其當題跋對象如詩文、金石、書畫等作品尚在，而它們的創作者或收藏者卻已經故去時，題跋者常常因此而產生物是人非的人生感懷，賦予了題跋濃厚的情感性。
相比於情感性，題跋文學之“趣”更為突出。在古代文人的理解中，“趣”來自個人的超常感悟，是超出日常生活經驗的人生體會或審美體驗。“趣”往往不離於平淡習見的生活場景，但因其新奇和深刻，而獲得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的審美驚奇。超“情”入“趣”的過程，需要作者有機智的性格和超脫的胸襟，並經歷理性的剋制和智慧的凝練。由於中國古代散文同時承擔著“載道”的職責，長篇宏論的散文往往很難兼顧集體性的“道”和個人化的“趣”。相比之下，題跋體制較為自由，屬於“雜文”系統，反倒更容易表現出自我真性情，端方者固可坐而論道，詼諧者亦可嬉笑怒罵，其自然的風趣賦予了這種附屬性很強的文字以獨立的文學價值。宋代蘇軾，明代徐渭，明清之際錢謙益，清代鄭燮、袁枚等人的題跋，都洋溢著來自日常生活又超然於庸常人生的情趣。題跋之趣，固可來自生活，也可來自藝術和學術。書畫家們儼然將藝術視作他們自濯於塵世、獲得生命自由的渡江一葦；藏書家們則在校勘考訂的學術活動中獲得遠離塵世的樂趣。梁啟超在《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中曾雲：“趣味是生活的原動力。”只有對生命滿懷熱情，才能發現日常生活的趣味之所在，甚至賦予困頓坎坷的現實人生以審美的價值。從這一角度而言，題跋包含的盎然意趣又具有了文學之外的哲學和美學的意義。
蘇軾 吏部陳公詩跋
題跋的文學性還體現在修辭、語言和章法的妙用上。從修辭角度看，題跋雖然短小，但聯想和想象的運用自可突破文字的限制，拓展題跋的敘事空間；通感和比喻的運用，則大大增加了題跋的形象性，獲得了虛實相生的審美效果。題跋的文字之美則在於雅言俗語交錯使用，形成了雅俗共賞的諧趣。對於實用性散文，題跋的文學性還表現在篇章結構上，即文章縱斂自如的層次與轉折帶來的文學意趣。題跋多則百餘字，少則數十字，要想在有限的篇幅中創造層出不窮的新意並非易事，但這難不倒高明的文人。題跋或迂迴曲折而佳境疊見，或旁枝逸出而不離本意，或跌宕起伏而曲終見意，或空際轉身而出人意料，顯示了散文特有的文學性。
從本質上說，題跋的情、趣、筆，或多或少都與創作主體活躍的生命體驗相關。晚明鍾惺《摘黃山谷題跋語記》雲：“知題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領，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發之。”如果說，鍾惺所謂“本領”，尚侷限於文學才華，那麼所謂“精神”，無疑就是內在的生命追求。
歐陽修 跋《集古錄》
超越“本文”：題跋的自足及其意義
作為附屬性文本，題跋的產生基於對原作（即“本文”）意義的詮釋。但是隨著題跋的成熟，題跋作者的自主對話意圖日益突出，題跋不僅是對作者的回應，也不只限於對“本文”隱含意義的發掘，更在於自我意義的呈現。從根本而言，題跋作為文學文本而蘊含的情感、趣味以及形式之美，都來自創作主體的自我生命體驗和審美追求，這才是題跋文學性的本質之所在。
從緣起來看，作者和文本的召喚是題跋發生的重要因素。但從接受者的角度來看，對“本文”意義的發掘又常常是一種自發的回應，享有很強的自主性和自由度，甚至完全可以超越作者的期待和文本的召喚。“本文”與題跋的關係（即作者與接受者的關係）就有可能發生逆轉，作為從屬者的接受者可以越過作者，成為對話的發起者，而不是呼應者；其對話不僅面向作者，更面向未來新的接受者。因此，讀者很明顯是以對話者而非被動接受者的角色出現的，題跋作為載體，其自我呈現的意義開始凸顯。
黃庭堅 跋《趙佶蔡行敕卷》
必須承認，題跋對“本文”的理解、補充乃至質疑，雖然角度不同，但體現的都是接受者與作者隔空對話的企圖，這意味著“作者-受者”的關係並未解構，作者以及作者通過文本呈現的意義仍然佔據著題跋的中心位置。不過，文人對題跋創作熱情的持續高漲，不僅在於基於文本解讀基礎上與作者的對話要求，也在於現實生活的交往要求。“本文”在題跋的產生機制中無疑是一個觸發點，但其目標指向是真實情景中的自我與他人、自我與社會的關係。出於現實需要，題跋作者對自我生活的展現、自我情感和意志的表達，有時候多於對“本文”作者情志的理解。也就是說，當題跋完成了抒情、言志和議論的意義自足，就有可能發展出超越“本文”的以題跋作者為核心的新型關係。在這種關係中，“本文”的缺席無損題跋本身的閱讀，題跋可以作為獨立完整的意義單位，實現傳播與接受的全過程。“本文”的地位就像禪宗“得魚忘筌”、“見月忘指”中的“筌”與“指”一樣，只是新的文學行為發生的起點，一旦這種文學行為發生，“本文”就可以被忽略，或者成為與題跋遙相呼應的想像性存在，這應該算得上是題跋發展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78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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