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核戰略：一個民族的苦難逼出來的選擇

以色列的核戰略：一個民族的苦難逼出來的選擇。

在納粹大屠殺中600萬猶太人被殺害的歷史是激發以色列對核武器的渴望的根本原因。建國後的以色列承諾“永遠不會重演”就意味著防止另一個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建立，以色列必須能夠明確、而又含蓄地對敵人發出警告：以色列有能力讓廣島事件重演，但不會成為受害者。

在以色列建國後的第四年（1952年）首任以色列原子能委員會（iaec）主席伯格曼就指出：以色列原子彈將確保“我們再也不會像羊羔一樣被趕進屠殺場”。

指導思想

1949年，以色列國防軍對內蓋夫（Negev）沙漠進行了地質調查，在那裡發現了磷酸鹽礦床中含有鈾。以色列總理本·古裡安（Ben-Gurion）開始為以色列核計劃招募核科學家。他認為：“愛因斯坦、奧本海默和特勒，他們三個都是猶太人，為美國創造的東西也可以由以色列的科學家為他們自己的人民創造。”

艱難起步

出生於德國，曾就讀於柏林大學的化學家恩斯特·大衛·伯格曼（Ernst David Bergmann）於1934年首先來到巴勒斯坦。1952年，他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以色列原子能委員會（iaec）主席。

1955年，美國同意在“原子能促進和平”計劃的贊助下向以色列出售供研究用途的一個小型反應堆。儘管簽訂的協議協議不允許以色列用來生產鈈，但伯格曼的一份秘密報告顯示，以色列有意利用美國的反應堆建設一個更大的研究綜合體。

1956年，項目官員認為應該將來自美國的反應堆“升級”，即“進行更先進的鈈分離實驗”。很明顯，美國有限的援助不足以讓以色列發展一個可行的核計劃。

上世紀50年代初，法國核計劃正在法國各地建造一個龐大的核反應堆群。化學家貝特朗戈德施密特（Bertrand Goldschmidt）是唯一曾經在美國曼哈頓項目工作過的法國人，他回憶說，1956年9月，法國和以色列就擴大以色列“核能力”的協議達成一個秘密協議。

美國壓力

1958年，美國衛星首次發現迪莫納核反應堆（Dimona nuclear complex ）。美國情報機構意識到以色列的核武器計劃是可能的。

1960中央情報局的一份情報研究結論指出：圍繞迪莫納（Dimona）的秘密和欺騙表明，它至少部分是為了製造武器級鈈而建造。”美國也意識到法蘭西-以色列正在進行的核合作，然而，法國拒絕了指控。

1961年約翰·菲茲傑拉德 ·肯尼迪（John F. Kennedy）總統上任，美國開始對以色列施加嚴重的壓力來阻止其核武器的發展。美國擔心，一個核武裝的以色列會破壞中東的均勢，把阿拉伯國家推向冷戰對立陣營蘇聯。

1961年5月，本·古裡安在美國曼哈頓會見肯尼迪時，向美國總統保證以色列“現在無意發展核武器。”

瞞天過海

迫於壓力，以色列政府最終同意接受美國的一系列檢查。1961年5月，原子能委員會（AEC）派出了第一批核查人員前往迪莫納。AEC官員總結說，這個遺址“被認為是在建造核設施時獲得經驗的一種手段，從長遠來看，他們將為核電站的建設做準備”。

以色列政府的代表對美國進行了描述：美國科學家“滿意地發現，沒有任何東西隱瞞，而且反應堆控制在以前的範圍和和平性質。”

1962年9月的第二次檢查證實迪莫納核反應堆只有一個研究用反應堆，並不能生產武器級鈈。

美國官員對當時的檢查非常滿意。

然而，其他的報告表明，這次檢查是一場鬧劇。檢查員不允許使用他們自己的儀器設備也不準收集樣品。不管檢查過程如何，今天看來很清楚：美國政府對當時以色列核計劃的判斷來自錯誤的報告。

那麼，以色列為什麼要欺騙自己的盟友？

1948年5月14日，當首任以色列總理在建國儀式上宣讀《建國宣言》時，在巴勒斯坦地區，以色列人正在與焚燒猶太人商鋪房屋的人進行戰鬥，並與隨後而來的正規軍敵人血戰。在如此嚴峻環境中誕生的國家，沒有從容發展和平核計劃的機會。

美以協議

1969年，根據收集到的最新情報美國官員得出結論，以色列的核計劃已經發展到“武器的所有部件都在手邊”。這一結論使美國當時推動《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進程在以色列問題上陷入了困境。

1969年9月26日，尼克松總統在白宮會見了以色列總理戈爾達·梅厄（Golda Meir）。會前，美國國務院向尼克松通報說，“以色列現在很可能擁有核彈”，至少“有技術能力和物質資源生產武器級鈾”。

關於這次會晤沒有公佈正式記錄，但人們普遍認為尼克松和梅厄夫人可能就以色列核計劃達成了諒解。以色列承諾避免高調核試驗，不發表聲明。作為回報，美國將不再敦促以色列簽署《不擴散條約》。協議對雙方都很有利。因為只要以色列不高調進行核武裝，全球地緣政治秩序就不會因此被打亂。

核爆示威

既然以色列開始了核計劃，，一旦中東有事，就會人推測以色列何時發射或投下核彈。在第三次阿拉伯-以色列戰爭(1967年6月4日-6月10日)中，以色列可能打算進行一次核試驗，並通過演示鏡頭展示核能力。震懾對手以圖一勞永逸地阻止阿-以戰爭的再次爆發。

筆者不同意這種猜測。

理由是：這場戰爭由摩擦進入戰爭爆發階段時，以色列就摧毀了埃及空軍的90%，在掌控了制空權的情況下，以色列軍隊迅速推進並佔領了西奈半島，戰爭是在一邊倒的過程中進行的。作為勝利方，以色列根本沒有必要通過核示威嚇唬對手，依靠常規戰爭的威力製造“不可戰勝”的神話會更有說服力。

至於在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期間考慮核示威倒是有可能的。

在猶太曆最神聖的一天，埃及、敘利亞及巴勒斯坦聯軍對以色列發動了協調一致的突然襲擊，試圖收復以色列佔領的埃及西奈半島和敘利亞戈蘭高地。以色列戰爭中最黑暗的一天是1973年10月7日。以色列軍隊的防線已經被突破國土遭到入侵，約旦也可能不宣而戰進攻以色列。更嚴嚴峻的是以色列的軍火庫即將告罄。在以色列內閣戰爭對策緊急會議上，國防部長摩西·達揚（Moshe Dayan）提出了“核示威”。然而，梅厄夫人拒絕了這項提議，她相信以色列軍隊能捍衛國家。在美國的迅速大規模援助下，戰爭結束時，以色列不僅繼續保持了對西奈半島和戈蘭高地的佔領還從約旦手中奪取了耶路撒冷老城。

模糊戰略

不透明政策是以色列長期以來的核戰略選擇。該政策叫阿米穆特（Amimut）。Amimut是以色列將秘密、模糊和禁忌結合起來的和戰略公關的定義。在核計劃的早期，不透明度是一個戰略決定，目的是為了保持以色列在中東的核壟斷。公開宣傳會迫使其他國家開展核競賽。

阿米穆特從此成為以色列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以色列從未證實過它擁有核武器，並且故意對其核計劃含糊其辭。這是對以色列民族精神的一種更深層次的反映，它與對大屠殺的焦慮，大屠殺產生的慣性推動作用有關。

那麼，2011年的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 ）總理曾經發誓說：”我們不會是第一個將核武器引進中東的國家。”這又如何解釋？

筆者認為，內塔尼亞胡的的話包含兩層意思：第一，以色列不願看到在中東出現核軍備競賽；第二，發出警告，如果有人成了以色列眼中的“第一”，以色列會馬上以“第二”的地位對其發動核打擊。

生存焦慮

與其他核大國不同，以色列從未宣佈進行過核試驗。然而，1979年美國衛星在印度洋上拍下了一道雙重閃光這是以色列與南非聯合進行核試驗的結果。20世紀70年代，以色列為南非核計劃提供技術支持，以換取南非的黃餅的供應。

一個有著深受種族滅絕災難歷史的民族會與一個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政權進行核合作，這正證明了這個在大屠殺下倖存的民族對自己未來安全何等焦慮！也不難理解它不惜一切代價獲得核武器的渴望。

先發制人

現代以色列的核政策包括“先發制人”戰略，它支持軍事打擊手段以阻止其敵人獲得核武器。

1981年以色列空軍對伊拉克OsiRAQ反應堆的轟炸。當時的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稱之為“以色列未來政府的先例”。

2007年，以色列根據“先發制人”戰略對敘利亞核反應堆進行了空襲。

震網（Stuxnet）計算機病毒是貝拉克·奧巴馬總統執政初期美國-以色列合作項目，目的是造成伊朗核計劃的重大延誤。

打擊力量

今天的以色列核武庫擁有至少80枚核彈頭和100多枚核彈的儲備材料。

以色列的和戰略打擊模式完全可以和核大國比美，完備了三位一體核打擊力量

它保留了一個典型的核三聯來確保威懾力量：戰鬥機、潛艇發射巡航導彈（SLCMS）和（耶利哥城導彈）移動洲際彈道導彈（ICBMS）。

釣翁評說

儘管以色列政府從未承認它的核能力，然而，它將繼續實行核戰略並捍衛中東核強國的地位。

以色列是一個剋制力超強的國家，這一點可以從以色列軍警經常面對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攻擊時所採取的剋制行動上看出來。這樣的國家擁有核威懾和核遏制力量，除非出於自衛，否則，在中東不會出現以色列核彈下的“廣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