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城厢区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通过深入挖掘利用闽中游击区等本地红色资源，大力弘扬红色文化，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主题教育中激发红色激情，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今日城厢》融媒体近日推出城厢区档案局（馆）编印的《红色记忆.渡里外坑篇》口述实录，重温革命故事，缅怀革命先烈，激励全区党员干部奋进新时代、追梦新征程、担当新使命，努力推动美丽莆田先行区迈上新台阶，为人文宜居新城厢进入“木兰溪时代”贡献力量。
常太镇渡里村相关革命史概述
城厢区常太镇渡里村位于莆田城关西北部山区，距常太镇驻地西北侧约4.4千米，东邻侯山村，西接党城村，西北靠金川村，北通仙游县游洋镇，南交霞山村。村委会驻渡口自然村。境域面积6.63平方千米，现有耕地286亩，山地面积10516亩。设13个村民小组，有村民449户2030人。现村民以外出经商务工为主业，农业成为副业。
1956年5月，外坑自然村被晋江专署认定为革命基点村。2008年渡里村被上级认定为革命老区村，由城厢区民政局立碑为志。
渡里宋代时隶莆田县崇业乡常泰里；明、清时期属一区常泰里；民国时属常泰区马口乡渡口附乡，一区马口乡联保渡口保，一区马口乡渡口保、霞皋区马口乡渡口保，1943年为常泰乡渡里保（渡里地名由此而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为常泰区渡里保，1950年10月属常泰区（八区）渡里乡，1952年8月属十四区（常泰区）渡里乡，1956年6月隶常泰区渡山乡，1957年12月属党渡乡渡山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10月属常泰人民公社渡里大队，1960年6月隶常泰区渡山人民公社渡里大队，1965年属常太（常泰改名常太，自本年起见于官方公文）人民公社渡里大队，1984年10月隶莆田县常太乡渡里村民委员会，1992年10月为常太镇渡里村委会，2002年5月改隶城厢区常太镇渡里村委会，至今未变。
渡里人民素有反压迫、反剥削的光荣传统。早在20世纪一十年代末，常太外坑畲角里畲族老前辈雷觉聪就在渡里、金川、马院、仙游兴山等地组织民军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行动”和讨伐北洋军阀的武装斗争。
1926年2月，莆田哲理中学教师、下垞人陈国柱创立了中共莆田党组织。
是年，中共莆田党组织派常太山门的青年学生中共党员林凤池返乡，向农民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革命思想，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开展“二五”减租（即减征25%的土地租金）和抗捐、抗税斗争。在开展斗争的基础上物色发展对象。林凤池在山门发展青年学生和农民运动骨干7人为中共党员。同年10月，中共山门支部建立，林凤池任支部书记。山门支部成为中共莆田县党组织领导下的首批4个党支部之一。农民运动由山门逐步发展到渡口（今渡里）马垅、熨洋、乌宫、刘坑等各村。上述各村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渡里村上外坑陈文章、陈文义为境域内首批农会会员之一。
1927年，渡里村陈文义、陈文章两兄弟参加革命。
1928年3月，中共莆田县委在白沙澳柄建立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武装队伍——莆田游击队。游击队活动于广业、常太和莆仙边界山区。4月，渡里民众参加莆田党组织领导的反抗“烟苗捐”（莆田国民党当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且强征鸦片捐）斗争，参与请愿活动。
1930年12月，中共莆田党组织在新县外坑创立了苏维埃政府，并将红军二○七团改编为福建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并建立以莆田广业为中心的闽中红色区域，实行土地革命。
1932年，渡里村蔡文星、陈玉春、方金商等人先后参加了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日后的抗击日寇侵略的征程。
1933年，渡里村雷金桐参加革命。
1934年中共莆田中心县委吸取前几年因缺乏根据地而使武装斗争时起时落的教训，决心在莆田山区重新创建一块相对稳固的游击战争根据地，地点选择在常太区。常太是莆田的两个山区之一，东北跟广业（今白沙、新县、庄边、大洋一带）相接，西北部与仙游兴泰交界。大革命时这里农民运动发动比较普遍，大革命后郑金照（老党员，今常太村梧坑人）等人长期扎根在这个地区领导土地革命运动，群众基础较好。此外，县委还了解到该区渡口上外坑有一位在大革命时期与共产党有统战关系的民军营长雷觉聪（畲角里畲族自然村），其部在北伐战争胜利后被国民党收编，本人惨遭杀害，其子雷光熙在家拥枪自保，伺机报仇。为了争取雷光熙参加革命，县委派郑金照、陈建新等先后前往上外坑做雷光熙的思想工作，引导他参加革命。
是年，渡里村杨兴、方禧孙、赵玉柳加入革命队伍。雷光熙在郑金照、陈建新的动员下，献出所藏的枪枝弹药，加入革命队伍。就这样一支20多人的常太游击队在渡里外坑成立，队员是外坑、漈川、金竹坑、猴坑（今侯山）等村的青年农民。1934年12月，潘涛、郑金照率沿海游击队与常太游击队会合，化妆袭击设在枫叶塘镇公所民团常备队，缴获步枪20多支。此后，游击队以常太根据地为依托，灵活机动地出没在莆田的山区、平原和沿海。
1935年5月，中共莆田、福清两个中心县委在福清樟溪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闽中特委，推选王于洁任特委书记，黄孝敏、潘涛、刘突军等5人为委员，会议还决定把福清和莆田两个游击队整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在特委统一领导、统一部署下分别以福清罗汉里和莆田常太为根据地，依靠群众，发展武装力量，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樟溪会议后，莆田中心县委把莆田各地不脱产的游击队集中到常太根据地整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并任命郑金照为支队长，潘涛为政委。游击队总人数达到60多人，进行了军事整训。
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进驻常太后，立即投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他们在常太动员群众，成立农会，发动农民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粮斗争。为了保证“四抗”运动的顺利开展，游击队首先打击那些欺压群众、民愤较大的地主、恶霸、土豪、铺差（包揽捐税者），宣布不准他们向农民派捐派税，迫租迫债。农民们得到了实惠，更加拥护共产党和游击队，纷纷加入贫农团、少年儿童团和民族自卫团（亦名赤卫队）等革命群众团体，主动参加巡逻警戒，监视反动分子的不轨举动。
1935年，渡里村陈文通参加革命。是年，福清国民党驻军清剿罗汉里革命根据地。为了策应福清游击队的反“清剿”斗争，第二支队便在常太根据地大张旗鼓地打土豪、斗恶霸、攻民团、杀铺差。1936年1月11日，郑金照、雷光熙率第二支队40多人，奇袭设在霞山下里洋教堂的马口田赋征收分处，逮捕恶霸、铺差韩觐侯，押至山上执行枪决。接着，第二支队又拘捕了一批坚决与游击队为敌的联保主任和恶霸，根据其民愤大小，或予以镇压，或缴其家藏枪支，课以罚款，然后教育释放。
常太根据地斗争烈火的熊熊燃起，引起国民党莆田县驻军49团（团长夏得贵）的恐慌和重视。同年1月23日，49团两个连加上保安中队，还有壮丁常备队100多人，围攻渡口、外坑、下宫、漈川等村。游击队为了避其锋芒，动员各基点村群众撤到山高林密的地带隐蔽。国民党军进村后，找不到游击队和群众，大肆抢掠群众财物，把牲畜、家禽宰光杀绝，饱餐一顿，又把雷光熙、陈禧孙（游击队员）等家楼房焚毁，然后放火烧山，企图把游击队和群众迫出就范，游击队为掩护群众安全撤离，一面指挥扑灭林火，一面冒着浓烟与敌激战两个小时多。激战中，游击队排长陈金藩（常太院里人）不幸中弹牺牲。
1936年3月，外坑土豪陈本洲伙同猴坑杨本六引枫叶塘国民党驻军，到外坑、漈川“清剿”。根据地军民早有准备。村干部带领群众转移到深山密林隐蔽。游击队埋伏在外坑山口。国民党军队进村时，见全村空无一人，连忙撤回，途上中了埋伏，匆忙缩回枫叶塘营地。
1936年4月上旬，国民党当局获悉游击队镇压了猴坑村（今侯山）土豪杨本六，便纠集当地驻军、保安队、民团500多人，兵分四路向常太根据地渡里外坑漈川、金竹坑等村进行第三次“清剿”。游击队和根据地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后，撤至山上。国民党军队进村大肆烧杀抢掠，下令搜山焚林，逼迫群众回村，交出游击队员，否则就要“踏平”村庄，游击队与群众进行反击，激战至黄昏，国民党军队不敢恋战，收兵撤回。
正当常太反“清剿”斗争僵持之际，第二支队队长郑金照率一支精干队伍奔袭驻在笏石丙店宫的国民党自卫队。其目的是要“调虎离山”，分散敌人注意力，不料因计划不周，不能智取，只得强攻，致使郑金照及警卫员中流弹牺牲，给第二支队造成很大损失。
1936年3月至4月，福清罗汉里根据地遭国民党当局重兵围剿。5月中旬刘突军、吴德标率第一支队30多人转移到常太根据地。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合编为一，对外仍称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由吴德标任支队长，刘突军任政委，另外提拔雷光熙和王铁成为副支队长，杨采衡继任参谋长。
两个支队合并后，常太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但由于常太通向平原地区的主要出口被国民党驻军封锁，游击队在根据地的活动受到限制。为了摆脱困境，刘突军等决定避实就虚，把游击战争推进到莆田平原及沿海的腹地。6月中旬，刘突军率20多名精干突击队翻越华亭龟山，直插福厦路的莆仙交界路段长岭，突袭驻岭上的一排保安队驻地，缴枪18支。
6月24日，刘突军又组织游击队员80多人（包括渡里籍队员多人）奔袭莆田重镇黄石，围攻第三区署，毙敌5人，缴枪30余支。
闽中游击队的频频出击，使国民党军防不胜防，为了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国民党当局铁心拔除游击队的大本营——常太根据地。7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在渡口（现渡里）、猴坑两地组织壮丁常备队，配备精良武器，修筑寨堡，监视根据地游击队活动。并调兵700多人，从莆、仙两方面包围夹攻常太根据地，对根据地进行长时间地“围剿”。根据地的革命群众虽然大部已随游击队撤到山上，但由于思想上未做长期反“围剿”准备，所带粮食有限，没有几天就吃光了。又时值盛夏，蚊虫肆虐，疾病孳生，随队群众难以适应恶劣的生活环境，为保护群众的安全和解除他们的痛苦，闽中特委决定暂时撤出常太根据地，凡无亲友可投的革命群众随游击队一起转移到广业老区隐蔽。
为了保护自己的有生力量，中共闽中特委决定在靠近永泰交界的莆田北部山区开辟新的游击活动据点。8月下旬，刘突军等率队在莆永边的庄边赤溪、杉溪（今山溪）、芹石、旗插安等地驻扎。与此同时，方国藩（方言，渡里村人），也在宁里、寨下、墩柄、水坞里、可湖、风落等村扎根串联，发展党员，组织农会，为开辟莆永游击根据地打下基础。
10月中旬，刘突军率队拔除了永泰蕉坪的一座国民党岗楼，缴枪20多支。
10月27日，为引开“清剿”莆永边的国民党部队，雷光熙率一中队佯攻常太渡口常备队，使参加莆永边“清剿”的国民党等一部撤返莆仙边救援。
10月下旬，国民党第47团从莆仙永三路“清剿”杉溪。第二支队依托山地设伏还击，两次击退敌人进攻后，因兵力悬殊，不能久持，撤到旗插安、宁里等根据地隐蔽。
11月23日，吴德标率第二支队（雷光熙时任副支队长）袭击福清县琯口镇，镇压了一向与民为敌的联保主任潘德仁，缴枪11支，并在街上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
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顺应全国抗日潮流，闽中特委决定停止游击行动，通过标语传单、快邮代电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敦促莆田县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7年，渡里村方亚英参加革命，为工农红军闽中游击队的秘密接头户。
是年2月16日，中共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在莆田梧塘洪度村主持召开特委会议，讨论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关于“联蒋抗日”新方针的问题。由于叛徒告密出卖，特委领导王于洁等4人以及福清县委书记陈炳奎先后被捕，同年6月23日在福州英勇就义。
3月，中共闽中特委军事部长刘突军召开闽中部分党员干部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闽中工作委员会（简称“闽中工委”），刘突军任工委书记，苏华、黄国璋为委员，继续领导闽中游击区的革命斗争。
6月中旬，中共闽中工委决定把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改编为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纵队，吴德标任司令员，刘突军兼任政委，雷光熙、王铁成任副司令员，杨采衡任参谋长。
8月下旬，闽中工委与莆田县国民党当局举行合作抗日谈判，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原则协议。
10月，接受改编，广化寺驻防；下旬开赴泉州驻防。
1938年2月下旬，刘突军派雷光熙赴闽西向省委领导请求让闽中游击队一道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同赴抗日前线。同时，刘突军拟亲往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请求办事处出面与国民党福建当局交涉，力求特务大队改归新四军。
3月10日，刘突军等3人自泉州途径莆田时，被国民党驻军第478团2营诱捕密杀。翌晨，回乡探亲后归队的特务大队蔡文星（渡口下外坑人）、叶元武（常太坑洋人）也在莆田城内被捕杀。
3月下旬，经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等多方交涉，国民党福建地方军政当局命令239旅派车把闽中游击队送到福州洪山桥，并将武器全部奉还。部队在洪山桥休整一段时间后，于4月下旬开赴皖南（安徽太平县）新四军军部，渡里村外坑雷光熙、方金商、赵玉柳、杨兴四人随部报到。
1939年，渡里村方乌桃参加革命。
1940年，渡里村方清德参加革命。
解放前，闽中游击队中有档案可查的渡里籍指战员共有17人，编入新四军的有雷光熙、杨兴、方金商、赵玉柳、陈云霖、方国藩等6人；还有陈文章、雷金桐、陈玉春、陈文义、陈文通、方清德、方禧孙、方亚英、蔡文星、杨玉池、方乌桃等11人留在莆田继续参加地下革命斗争。上述17人，除陈云霖、方言（方国藩）两人幸存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余15人均为创建新中国献出了生命，并被追认为烈士。
自辛亥革命以来，渡里人民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坚持了近四十年的革命斗争，涌现出迄今有档可查的15名革命烈士、17名“六老”“五老”人员，还有群众口述中提供的11位没有登记在册的革命者，以及百百千千为革命做出默默贡献的普通群众。莆田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刻有渡里村15名烈士的名字，他们的历史功勋，将永远彪炳于渡里的革命史册上；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远烙记在渡里人民的心中；他们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担当的使命、初心和对信仰执着的恒心，将不断鼓舞和教育渡里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懈努力。（林元正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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