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
他一生淡泊，孤独，终身未娶，将人生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书育人之中，对他而言，教书不仅是安身立命的职业，更是他全部生命的诠解方式，这种诠解几近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和投入，虽然他的名气很大，著作却极少，一代学术宗师风范，足够让后世之人敬仰。他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都有极高的研究成就。
他就是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
面对曾经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他深深思索，认为富强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于是为苦难祖国，立“经济救国”之志。在1920年夏，陈岱孙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抱着为国家和民族未来读书的志向出国留学，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经济学，之后又进入哈佛大学经济系学习，并于1926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而在之后，陈岱孙学业有成，便立即归国，毫不眷恋他国，尽管当时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际。1927年担任清华学校大学部经济系教授，为清华经济系确定了“理论、事实及技术三者兼重”的培养目标。从事经济学教育70年，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教育理论，他认为应将专才和通才教育结合起来，主张实行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恰当结合，坚持培养经济科学人才要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全面训练。
他学术上极端严格，课堂上不讲废话，做事更是雷厉风行，不打半点折扣。
在治学方面，陈岱孙以正直为先，始终强调对西方经济学不能“述而不批”。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系统研究，认为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是危险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最忌简单化的做法。他的一生的关注焦点凝聚在教书治学上，排除各种诱惑，学术思想新颖，能及时了解各种动态，对经济形势和未来都有很正确的理解和分析，提供给社会和决策部门参考。而且对苏联的经济学也有长期深入的理解，在特殊时期，陈先生虽然没有公开发表评论苏联经济学的机会，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了解。
1928年起，陈岱孙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次年起又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
陈岱孙耿耿于怀地回忆：1933年，他曾作为中国代表，去参加在伦敦召开的国际货币会议，他回忆说，那时，真是国微言轻呵。
或许，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国外轻视，刺激着这位经济学家，他才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这个国家，奉献给了教育事业。而陈岱孙先后担任副会长、名誉会长，为联络海内外清华学子加强彼此间的联系与交流、关心母校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他是为母校工作服务年限最长、奉献最大的校友之一。
毕生为学，教书育人，为国为民，这大概就是陈岱孙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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