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史话之煤炭的开采

煤炭的开采

唐宋是中国煤炭开采史上继西汉以来的第二个高峰期。晋城的煤炭开采业也有了长足进步。

煤，与晋城有着不解之缘。一提到晋城，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煤”。不得不承认，煤炭在晋城的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晋城煤炭储量十分丰富，全市含煤面积535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56.4％，总储量808亿吨，其中已探明储量271亿吨，占全国无烟煤的四分之一多，占山西省的一半多。

晋城的采煤史，几乎与中国的采煤史同步。

中国煤炭史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煤炭史志专家吴晓煜先生说:“中国人民发现煤炭和对煤炭的开发利用，就其意义而言，不亚于在发现煤炭之后才出现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晋城开采煤炭的历史很长，是我国著名的煤铁之乡。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山西省经济资料》云:“所谓煤铁之乡的山西，晋城是唯一的代表地区采煤炼铁的历史最长。”尽管现在看起来，这样的结论也许有失偏颇，但晋城是历史上采煤炼铁最早的地区之一，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远古以来，晋城人就和煤结下了不解之缘。明朝人陆深曾提出女娲氏“炼石补天”的传说与煤炭的发现有联系，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也赞同此说，认为中国人的老祖宗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用的就是煤炭。而中国唯独一处“女娲氏炼石处”摩崖石刻就在晋城磨儿山上。这种从神话传说作出的推断无法证实，但人类在最初发现和使用火的过程中，对煤炭有所认识也是极有可能的。晋城南部山区的“露头煤”显示，煤极易破发现。晋城有种古老的传统，正月十五家家户户烧煤通宵达旦“点塔火”一一即在家门口垒一座人形或动物形的炉子，将煤炭装在炉中燃烧，烈焰经久不熄，显得热烈而粗犷。直到前些年，许多地方还保留有这种风俗。近年由于煤炭涨价，“点塔火”明显少了起来。但有的地方在闹红火时，仍然忘不了“点塔火”。这种风俗的流行，反映了人们对火的崇拜，对温暖的渴求，对光明的向往，甚至可以说

它是一种崇尚燃烧的“拜物教”。这是晋城地区煤炭曾经广泛开采，并与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发生必然联系的纽带。

春秋战国时期，晋城先民就知道用煤炭作燃料。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记载，“孟门

之山，其上多苍玉、多金、其下黄垩，多涅石，贲闻之山……多涅石。”涅石为煤炭的別称。孟门之山，泛指太行山南端的晋豫交界处。贲闻之山，泛指东部太行山上党一带。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制造兵器、其燃料就取之于今天的晋城一带。《晋城县志》:“据考证，战国时期，赵国的兵器制造，多取泽州的石炭为燃料。”

唐宋煤炭业的进步，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在煤炭的开采方法上有了重大突破，优质煤产量大幅提升。

在汉、晋时期，煤炭开采虽然进入一个大发展阶段，但是，由于受技术的限制，采煤采的多是露头煤，采掘方法基本是步窑。也就是从有煤苗的地方开始挖，顺着高堎或山腰，挖穴斜着进去，遇煤取之。露头煤虽然开采较易，但煤质较差，含硫量较高，不适宜特殊产品的冶炼，且易风化和自燃。而晋城的优质煤炭并不是这种露头煤。晋煤品质之优，向为国内外客户所称道。欧洲矿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调查后，认为“山西煤质之良，煤苗之旺，殆环地球矿山所不及”。1915年，山西煤炭首次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被称为“煤中皇后”，名扬中外。而晋城无烟煤在山西煤炭中久负盛名，以其燃之无烟、烧之耐久、没有异味、用途广泛而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被人们称为兰花炭，喻之像兰花那样典雅高贵。晋城兰花炭曾经漂洋过海进了英国王宫，成了王宫壁炉的燃料。

随着人们对煤炭的认识和技术的发展，逐渐掌握了立井取煤的方式。到唐代，晋城县的龙化、屋厦、大阳一带已开采较深的煤层。直到20世纪末仍留有唐代的竖井式掘煤遗址，说明唐时泽州的采煤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当时的井窑，虽然同明清时的高落式采煤有着明显区别，但却可以开采出优质煤炭，也可扩大采煤区域。到了宋代，已普遍推广了竖井式掘煤。这一革命性的变化，为大规模使用煤炭奠定了基础。宋代晋城所产煤炭，除供应本地外，还销往外地。清雍正《泽州府志》载、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泽州，“其输中州者，惟铁与煤，日不绝于途。”河东(今山西)境内的居民、都城开本封及附近城乡人民所用的煤炭很大一部分是由邻近的泽州供应的。当时泽州采煤、冶铁课税就达30万两。大中祥符八年(1015)，时任河东路转运使的陈尧佐目睹了泽州煤铁兴盛的景象，同时也发现了赋税过重的问题，立即上奏朝廷，请求免除煤税，减轻铁税。朝廷批准了陈尧佐的上疏。《宋史・陈尧佐列传》载:“徙河东路、以地寒民贫，仰石炭以生，奏除其税。又减泽州大广冶铁课数十万。”

其二，在煤炭与他业的联动上有了重大发展，奠定了晋城资源型经济的格局。

晋城地狭民众，很早就有依托资源、从事手工业的传统。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它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时期，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远古、上古时期，脆弱的人类逐水而行，择地而居，自然条件中的生活资料类对人类无疑起着决定性意义。但当人类步入文明时期，尤其是社会安定的盛世，自然条件中的生产资料类，如煤、金属矿藏等，则凸显出非凡的作用。唐代，政治清明，国家富强，百业兴盛，人民安居乐业。在这种环境下，煤炭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晋城以煤炭为能源的冶铁、炼磺、熬硝、制盐到石灰、砖瓦、陶瓷等产业发展都很快。到了宋代，非农产业已居于当地经济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历史上无比发达的制铁业，正是因有煤炭资源作基础。古代丰富多彩的铁制品，除少数使用木炭作燃料的产品之外，使用的能源几乎都是煤炭。正是煤炭，奠定了晋城资源型经济的格局。随着这些用煤产业的发展，对煤炭的需求越来越多，一些地方煤炭得以开发，就是由其他产业引发的。而冶铁、陶瓷业发达的乡村，往往也是煤炭采掘业的兴盛之地。这种煤铁的并举、煤瓷的共荣，煤业与相关产业联动的做法“不但取得共同发展、双方受益的好结果，也具有方向性的意义，在今天也值得借鉴“。

其三，在煤炭管理上开始实行行业管理，纳入有序果道。

伴随煤炭开发，必然出现环境和资源保护问题。历代统治阶级都很重视矿业管理。早在周朝时，就已出现专门管理矿业的“卝(矿)人”这一称谓。不过，专管煤炭的机构却极为少见。唐代，政府对煤炭的监管日益健全。根据《晋城市郊区二轻志》等书载，唐代，官府在泽州县金村镇龙化村就设有管理煤炭生产的“乌政管”，将民间采煤纳入了官府管理。乌政管后来演变为乌政馆，成为煤炭的行会组织。宋代，朝廷在泽州设立大广冶，对煤铁实行一体化管理。《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泽州大广冶、旧置。”《文献通考》称，从宋太宗即位开始，增派武臣为监当官。据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宋祈撰写的《范阳张公神道碑铭》，宋代有个名叫张蕴的武臣，曾被任命为大广冶监，“以三班借职，召监大广冶。大中祥符四年夏六月卒于官”。后来宋廷对矿治冶业的税制进行了改革，并实行官营和民营并存制。政府对业主采取抽税的办法，即以所谓“二八抽分”代替课税制。这种“二八抽分”的税率，对民间煤铁业发展是有利的。

当然，在传统时代，统治者看重的首先是赋税，在环境和资源保护问题上不会下太大功夫。由于利益驱动，乱采乱挖的问题也无法彻底解决，且愈演愈烈。高平定林寺清康熙十一年(1672)二月初二日勒石的《高平县正堂水禁凿窑碑记》载、“奸民张国龙、张德威凿山开窑”，县令白良玉“亲履其地，立行填塞”，并勒石水远禁止，“凡自七佛顶下至粮山一带，前后左右，勿得开窑取煤，永行严禁，如违重究不货”。类似碑记在晋城屡见不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乱采乱挖的现象屡禁不止。直到近年煤矿整合后，这一历史问题才彻底解决。

唐宋在煤炭业上的举措，为晋城煤铁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明清时期，煤炭已成为晋城人民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物资，“以炭代薪，日用称便”(雍正版《山西通志》)。晋城古代煤炭业出现了第三个高峰，形成了“煤甲天下”的局面。

书写晋城的矿产开采史，无疑应从煤炭着笔，而在煤炭史上，不可忘记辉煌的唐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