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華在湖北）
餘華，1960年4月3日生於浙江杭州，當代作家。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77年中學畢業後，進入北京魯迅文學院進修深造。1983年開始創作，同年進入浙江省海鹽縣文化館。 1984年開始發表小說，《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同時入選百位批評家和文學編輯評選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響的十部作品。1998年獲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2005年獲得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 現就職於杭州文聯。這四十年來中國人的心理變化就像社會的變化那樣天翻地覆。當社會面目全非之後，我們還能認識自己嗎？
我想，沒有一個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碼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醫生也不會例外。事實上，我們人人都有著不同程度的焦慮，對尚未發生的事情的擔憂和害怕，這樣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著我們的生活態度和思維方式。
（餘華籤售會）
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我在香港丟過了一次護照，歷盡麻煩之後才得以回到北京。護照的丟失意味著身份的失去，此後的三四年時間裡，我每次在國外的時候都會夢見自己的護照又丟了，然後一身冷汗醒過來，才知道是虛驚一場；而且無論我是在開會演講，還是在遊山玩水，每隔四五個小時就會神經質地去摸一下護照是否還在口袋裡。直到今天，我出國前整理行裝時，首先考慮的是穿什麼樣的衣服可以保證護照的安全，然後再考慮其他的。可以這麼說，香港的那次護照丟失，讓我在此後十年的時間裡只要置身異國他鄉，就會出現焦慮，害怕護照再次丟失的焦慮，這是對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懼。
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區城市裡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樂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區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過年時，給鄉親帶去的禮物是可口可樂，因為他們的鄉親還沒有見過可口可樂。
社會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帶來心理訴求的不平衡，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中央電視臺在六一兒童節期間，採訪了中國各地的孩子，問他們六一的時候最想得到的禮物是什麼。一個北京的小男孩獅子大開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飛機，不是玩具飛機；一個西北的小女孩卻是羞怯地說，她想要一雙白球鞋。
兩個同齡的中國孩子，就是夢想都有著如此巨大的差距，這是令人震驚的。對這個西北女孩來說，她想得到一雙普通的白球鞋，也許和那個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飛機一樣遙遠。
（餘華參與作家會議）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區域之間的不平衡、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個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後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後連夢想都不平衡了。夢想是每個人與生俱有的財富，也是每個人最後的希望。即便什麼都沒有了，只要還有夢想，就能夠捲土重來。可是我們今天的夢想已經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這兩個孩子夢想之間的差距，顯示了兩個極端，可以說和我舉出的第一個例子的差距一樣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學生和今天的女中學生是另外的兩個極端，前者顯示的是現實的差距，後者顯示的是歷史的差距。
（餘華在浙江餘姚）
我在《兄弟》後記裡寫下這樣一段話，“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一箇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裡寫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時代和下部今天時代的差距，這是歷史的差距；還有李光頭和宋鋼的差距，這是現實的差距。歷史的差距讓一箇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歐洲四百年的動盪萬變，而現實的差距又將同時代的中國人分裂到不同的時代裡去了，就像前面說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這兩個生活在同樣時代裡的孩子，他們夢想之間的差距，讓人恍惚覺得一個生活在今天的歐洲，另一個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歐洲。
（知名作家餘華在武漢）
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生活在現實和歷史雙重的巨大差距裡，可以說我們都是病人，也可以說我們全體健康，因為我們一直生活在兩種極端裡，今天和過去相比較是這樣，今天和今天相比較仍然是這樣。
三十年前，我剛剛從事講故事的職業時，讀到過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話，他說：“每個人對於他所屬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所以與其說我是在講故事，不如說我是在尋求治療，因為我是一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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