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紅色收藏生涯中，我一直在追尋幾部特殊的紅色文獻。
1941至1943年，毛澤東在延安親自主持編輯了三部歷史文獻集：《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和《兩條路線》，由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六大以來》分為選集本和彙集本。
三部書都是土紙本，上下冊16開。這三部文獻集，對延安整風運動的順利開展、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黨的歷史上路線問題的研究以及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三部文獻出版後，毛澤東稱之為“黨書”，而現在的民間收藏界將其稱之為神秘的“黨書”。
延安時期的毛澤東
1944年還出版了一本《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也是土紙本、16開，單行本，但很多研究資料沒提及。
這幾本文獻數量稀少、十分珍貴，可與宋版書媲美。收藏界很少有人能一睹這三部書的廬山真面目，國內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得以藏全者也是鳳毛麟角。而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內部圖書館保存著完整的這三部書，是解放戰爭勝利時帶到北京保存的，只有極少數人能夠閱讀，許多專家學者也很難看到。
1947年，中共中央延安戰略轉移時，銷燬了大部分文件書籍，包括這三部書，也僅帶走了少量本。胡宗南部隊到延安時獲取了中央留下的部分文件書籍，其中就有《六大以來》這部書的上下冊。美國情報部門為了研究中國共產黨，從胡宗南處取走了《六大以來》，交給哈佛大學複印翻譯。由於保存不善，現在幾乎成了碎片，但還是被奉為珍寶。
我在多年的收藏中，一直留意著這幾部書，僅擁有過《六大以前》。而《兩條路線》和《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是在我深圳的朋友肖成洲家看到的，每次去深圳我們聊得最多的話題就是這幾部書。朋友熱情好客，每次請我吃深圳美食，生猛海鮮、潮汕牛肉鍋仔、南方早茶等，但我最牽掛的還是欣賞他的珍寶。他只差《六大以來》沒收集到，我也只是在一家博物館見到過殘本《六大以來》。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六大以前》（上下冊）
《六大以前》《兩條路線》《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他都有。《兩條路線》和《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我是第一次在他家上手翻閱，心情激動得難以言表。撫摸粗糙的紙張，欣賞著凹凸不平的文字，看著一篇篇文章標題，真的很是享受。無需時空穿越，收藏品的感染力就足以讓人昇華陶醉了。
《六大以來》和《六大以前》
計劃於1941年上半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一個重要議程就是總結六大以來黨的歷史經驗。所以，當時收集六大以來的歷史文獻，是為了給七大召開準備材料，並沒有彙編成書的打算。
這項工作於1940年下半年開始，最初由任弼時等人負責，後來改由中央秘書處承擔，毛澤東負責督促與審核。中央秘書處的王首道和裴桐兩位同志，協助毛澤東進行了大量資料收集工作。他們每收集到一份文獻，就送給毛澤東審核，審核完後直接送印刷廠付印。
在延安楊家嶺召開的中共七大會議現場
1941年9月，毛澤東開始著手《六大以來》的編輯工作。他按照 “專題—時間”的體例對收集到的文獻進行編排，共分為政治問題、組織問題、軍事問題、鋤奸問題、職工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宣傳教育八個專題，每個專題再按文獻發佈時間先後進行排列。排印過程中，又陸續找到一些文獻，這部分文獻分別放在相應的專題之後，在目錄中以“補遺”或“拾遺”標明。
毛澤東編寫《六大以來》時讀到許多材料，這使他對黨的歷史有了一個系統的瞭解和認識。他認為，要成功地召開七大，有必要首先在黨的高級幹部中開展一個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的活動，以提高黨的高級幹部的路線覺悟，統一認識。
《六大以來》的文獻資料，有些是中央紅軍長征中一路保護帶到延安的，有些是通過地下黨在重慶國民黨刊物上秘密尋來的。中共中央曾致電南方局，委託南方局尋找相關材料。上海地下黨接到通知後在上海“中央秘密文庫”尋找到一部分，但運到延安時沒趕上付印。
位於戈登路（現江寧路）上的中共中央文庫舊址
1941年12月，這些文獻由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合訂成《六大以來》選集本。《六大以來》實際有彙集本與選集本兩種版本（彙集本較選集本在內容上更完整），《六大以來》彙集本僅印了500套，只發給中央各部機關、中央局、軍委、軍分區等大單位，不對個人發行。1947年3月，黨中央在國民黨大舉進攻下撤離延安，由於攜帶不方便，彙集本由中央秘書處帶出了幾部，其餘全部銷燬了。這也是收藏界目前沒有發現《六大以來》彙集本的重要原因。
《六大以來》選集本據說印有千本以上，分發給了單位與黨內高級幹部，分發手續非常嚴格，要逐一編號登記。我所見《六大以來》選集本書後油印紙條內容和《胡喬木回憶毛澤東》180頁的描述相同（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下為油印紙條內容。
通知：六大以來選集是黨內秘密的歷史文獻，請你接到此書後，對中央負責執行下列各項。
一、本人妥善保存，不得遺失，不得轉讓他人。
二、如本人離開原任工作時，必須將此書移交繼任者，並報告中央。
三、如此書萬一遺失時須立即報告中央。
四、如不遵守此項規定，除取消閱讀此種書籍外，並交中央黨務委員會議處。
中央書記處辦公廳
《六大以來》選集本書後油印紙條
《六大以來》選集本只在1941年12月由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出版過一次，以後沒再版。《六大以來》彙集本以後有兩次再版：1952年4月，毛澤東親自參與了修改並再版；1980年2月，中央辦公廳和中央檔案館修訂後再版。
《六大以來》在延安編輯出版後，對統一黨的思想特別是提高高級幹部的思想覺悟產生了很大影響，引發了廣大黨員幹部研究黨史的濃厚興趣。許多同志向中央建議，要求像編《六大以來》一樣，編一本六大以前的黨史資料書。於是，1942年初，毛澤東在陶鑄和胡喬木的協助下，開始著手編輯《六大以前》。
在文獻取材上，《六大以來》彙集的主要是未公開發表過的黨的內部文件和黨的領導人的內部通信及講話；《六大以前》則主要彙集了黨的早期領導人的署名文章，其中絕大多數是在刊物上登載過的。由於時隔更為久遠，《六大以前》收集到的文獻比 《六大以來》要少許多，共收文獻184篇，1942年10月出版，發行與《六大以來》彙集本相同，只發單位，不發個人。
1942年10月版《六大以前》上下冊是我見過最多的，完整的見過五套，還見過兩本都是上冊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16開本，厚而不重，土紙本，切邊整齊，紙張粗糙，植物纖維明顯易見，有的紙張厚，有的紙張薄，行距間隔清晰，字跡凹凸感強，特有的鋼絲固定書脊。全書收錄了周恩來、鄧中夏、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等人的文章。
《六大以前》分別在1951年5月和1980年5月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人民出版社兩次再版。1980年再版時把1942年版的首篇文章《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一九二二年五月》，訂正為1922年7月。
《兩條路線》和《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
我首次見到1943年10月版上下冊《兩條路線》是在深圳朋友肖成洲家，之前只聽說過，而沒見過實物。毛澤東在《六大以來》和《六大以前》的基礎上，選編了一本關於黨的路線的專題學習材料《兩條路線》，在取材上，只挑選最能反映黨的各個歷史時期兩條路線鬥爭情況的中央文件、中央領導人講話、文章等，具有很強的針對性。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兩條路線》（上冊）
由於有了前期編輯《六大以來》和《六大以前》的基礎，又經過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及黨的高級幹部學習與研究黨史活動的開展，對黨的歷史上代表兩條路線的文獻可以比較明確地加以認定，因此，《兩條路線》的選目和編輯相對比較容易。它所收錄的137篇文獻，都是選自《六大以前》和《六大以來》，按照大革命時期、內戰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的分期順序進行編排。
《兩條路線》下冊單獨附錄了《中國共產黨黨章》（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過）。《兩條路線》1943年10月出版時，印量兩千套。分發範圍很廣，不僅延安的高級幹部人手一套，各抗日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也差不多人手一套。
同《六大以來》一樣，中央總學委做了嚴格的分發規定：凡受書者必須登記，並負責妥善保存，不得遺失，不得轉讓，否則要受黨紀處分。同時《兩條路線》取代了《六大以來》選集本，成為黨的高級幹部學習的主要材料，《兩條路線》後來沒有再版過。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兩條路線》（下冊）
《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也是在深圳朋友那裡首次見到，為單行本。我以前從未聽說中共中央書記處出版過這本文獻，疑問一直留在心中。曾見過中共中央書記處1942年7月出版的《抗戰以來重要文件彙集》，1946年8月光明書店翻印過此書，但紙張開本和“六大”系列及《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並不一樣。《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共有91篇文章、467個頁碼，稱為黨內文件。
首篇文章是《列寧：中國的戰爭（1900年12月）》，是《火星報》第一期發表的文章（注：1900年，列寧等人在德國萊比錫創辦《火星報》）。第二篇文章是《列寧論中國辛亥革命（摘自1908年至1917年的諸論文）》，最後一篇文章是《共產國際主席團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 （1943年5月）》。其他文章還有 《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1923年5月）》《共產國際執委關於中國革命目前形勢的決定（1927年7月）》等。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
此書還記載了共產國際1939年、1940年連續兩年發表的五一節宣言，論中國抗戰。《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我本人沒見過文獻記載，也沒見過再版本。
對神秘“黨書”的研究
我對這幾部紅色文獻書很喜歡，一直在研究。讀過《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他在書中有《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編輯回憶文章。看過部分《嚮導》期刊，因為“六大”系列部分文章來自《嚮導》期刊。2011年，我到西安參加會議時，去拜訪過毛主席原機要秘書高智老人，和他交流過這些神秘的“黨書”。高智老人談到，1947年延安撤離時，他幫助搬運過書籍文件去山上一窯洞封藏，過多的細節老人也回憶不起來了。
2017年6月15日，華東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蕭延中教授經朋友介紹為這批神秘的“黨書”特意蒞臨寒舍交流。9月16日，蕭教授邀請我參加12月4日舉行的“毛澤東著作版本及其經典化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並一道邀請我的深圳好友肖成洲與會，肖成洲還帶來了他收藏的幾套神秘的“黨書”。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
“毛澤東著作版本及其經典化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被媒體稱之為“一次特別的高品質國際學術會議”。這次學術會議由“毛澤東1949年以前著作版本的蒐集、校勘與研究”課題組、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華東師範大學當代文獻史料中心聯合主辦。
會議的與會人員大致可分為四個群體：一是保管和研究毛澤東文獻的權威機構的研究者，如中央檔案館、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黨校、國家博物館和軍事科學院的研究人員；二是高校、社科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三是國際知名的毛澤東研究專家，如日本京都大學的石川禎浩教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齊慕實教授；四是毛澤東文獻的民間收藏家。
參會者共計40餘人，第一次搭建了由國家權威研究機構研究人員、高校和科研院所教學科研人員、國外著名研究專家、專業圖書館和民間收藏家四方面匯聚的學術討論平臺。
在會議進行期間，我抽空向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韓剛請教了《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韓剛教授說他也是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看到這本文獻，他還談到胡喬木回憶文章並未提及這本文獻，所以胡喬木應該沒有參與編寫1944年《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當我問《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是否為“黨書”系列，韓剛教授認為應該屬於，因為紙張、開本、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等都是相同的。
神秘的“黨書”依然有許多神秘之處，例如：中共中央書記處共編印了多少土紙本文獻？目前全國館藏和民間有多少存量？除《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外，是否還有其他更權威更深入研究“六大”黨書系列的書籍？對此，作為民間紅色收藏家的我將會一直關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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