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初期，朝廷平定了鄭氏割據後，稍微放開了海禁政策，但時隔不久，懼怕華洋雜居和民心不穩，又採取了閉關鎖國、取締多口通商的對外策略。其中，政策的正式轉折點為粵海關“十三行”的設置，規定由一些身家殷實、身世清白的商人壟斷了海外貿易，建立了官督商辦和特許經營的貿易模式。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乾嘉時代的潘、盧、伍、葉四大家族漸漸成為朝廷商人富裕之最，形成了著名的粵商幫派。清代人稱之為：“洋船泊靠，商賈雲集；殷實富庶，金山珠海”。
華洋貿易
1757年，中年鼎盛的乾隆皇帝下令取消沿海貿易關卡和浙江港口行商，僅僅在廣東實行“一口通商”政策。自此之後，各地有野心的商家陸續在廣州城牆外租賃房屋，建造各類商館、宅第，形成了約定俗成的廣州十三行。此時，大清帝國雖有衰頹之勢，但經濟體量極大，十三行給清廷繳納的關稅幾乎佔據全國的40%，保障了近百年的關稅收入，開拓了遍佈東亞、歐洲、拉美、南亞、東洋和大洋洲的環球貿易航線，與西北恰克圖口岸貿易交相輝映。十三行商人巨大的財富，叱吒風雲，但多數輸入到皇室宗親的私人腰包裡進行花費，實際上只是大清朝廷的“另一個錢包”和“南部秘密金庫”。
從制度來講，十三行既是一個外洋商貿的民間組織，也是亦官亦商的管理機構，負有墊付外洋船貨稅餉、官府規禮、傳達政令、代遞外商公文、管理約束洋商等法定義務，可謂是一種華洋中間人的角色，兼具傳統性與現代性。雍正元年（1723年），廣州官府營造了錦綸會館，作為議事地點，官方指定外貿經手人，總攬華洋通商大權，派遣粵海關進行監督。
行商會館
也就是說，洋人客商和船隻必須暫停黃埔泊地，接洽十三行辦理通行證，由某一洋行出面擔保，才能進入貿易區做買賣。在十三行壟斷之下，中外貿易順差明顯，全球白銀源源不斷的湧入清帝國。為此，粵海關制定了承商制、保商制、總商制、攬商制、公行制等具體章程。1720年，各個行商成立了行會公會，也制定了十三條協議，啜血盟誓，維持秩序，有三個重要的條文：
第一，政治要求。華夷商民，同屬食毛踐土，應一體仰戴皇仁，拆圖報稱。
第二，團結要求。為使公私利益界劃清楚起見，爰立行規，共相遵守。
第三，公平要求。華夷商民一視同仁，倘夷商得買賤賣貴，則行商必致虧折，且恐發生魚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與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議價貨價，其有單獨行為者應受處罰。
清代廣東民間盛傳一首小詩：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可見洋行貿易之繁盛。許多有遠見的行商，商品貿易遍佈世界各地，甚至介入了債券業務。在1754年和1790年，稅銀分別有52萬和110萬兩、洋人商船接近100艘。
出海帆船
行商可以看作最早一批瞭解外洋和西方的群體，西學和洋貨不以為奇，十三行類似於早期的公司，不少員工精通外文，飄洋過海，積極接觸海外投資、鐵路修建和證券行業，約有25萬能工巧匠，最終演變為清代跨國公司的雛形，清代首次倫敦匯票支付貨款就是潘家所為。由於行商比較瞭解西方，諸如最早購置美式夾板船和最先進的火輪船，積極學習了軍事技術。
不過，十三行基本採取家族傳承式，傳統作坊和師徒性質非常明顯。參與十三行經營的，以低功名士人、商人家族、散戶遊民和碼頭船工居多，或者翻譯斡旋或者出賣勞力或者販運貨物，輔助行商們承銷進口洋貨，採辦出口絲茶，代僱通商工役，構成了十三行貿易的內部運轉，可以看作官方的外貿專業團體。潘家花園、伍家花園、海山仙館等行商庭院建設奇妙瑰麗，而位於廣東珠江的十三行夷館，則提供給外國商人居住。
行商府邸
嘉慶道光年間，廣州十三行大致包括了伍秉鑑的怡和行、盧繼光的廣利行、潘紹光的同孚行、謝有仁的東興行、梁亟禧的天寶行、嚴啟昌的興泰行、潘文濤的中和行、馬佐良的順泰行、潘文海的仁和行、吳天垣的同順行、易元昌的孚泰行、羅福泰的東昌行、容有光的安昌行，幾乎容納了當時所有的商品類型，大的洋行設有小洋行，遍地開花。在英控東印度公司編撰的《對華貿易編年史》中如此記載：
沒有一位廣州行商是與鴉片有關，他們無論用什麼方式，都不願意做這件事。
儘管洋人說法或許有所誇大，但也可見多數十三行的立場和原則還是相當謹慎的，嚴格按照大清律例行事。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鑑的私人資產（動產、不動產）已達2600萬銀元，摺合換算至人民幣達50多億元。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評選出世界歷史上50位富豪，伍秉鑑名列其中，擁有大量的田產、宅院、茶園和店鋪。
家族生活
伍家先祖是福建的茶葉鉅商，康熙初年由福建泉州遷至廣東廣州，到了父親伍國瑩掌櫃時，已經是廣州首富潘振承家族的賬房先生，他搭上了政策的快車，先後介入經營與創立了元順行、怡和行。1801年，伍秉鑑天賦極高，慘淡經營，加上一口通商的壟斷政策，最終讓家族生意迅速崛起，達到了巔峰時代，超過了潘振承、潘有度、盧文錦、葉上林等人的財富數量。當時的歐美諸國客商，皆知道伍秉鑑的大名。伍氏家族比較慷慨大方，一些商人來華賠本欠債於怡和洋行，他們一度燒燬憑據，建立了自己的信譽和名望。
1830年代鴉片戰爭前夕，粵海關外洋商船已經達200多艘，稅銀超過了200萬兩。十三行從事海外貿易，與洋人打交道，往往得黑白兩道通吃且難免有不規範的操作，伍秉鑑的怡和商行本來只做正經生意，以茶葉、絲綢、瓷器、字畫與錦繡為主，伍家茶葉遠銷美洲，逐步成為行商首腦，被封為十三行總商。
但是高額利潤驅使下，下屬偶爾也夾帶鴉片、幫助洋商甚至聯結海盜為伍，各類貨物運往內地。道光皇帝決定“嚴禁”煙毒之後，欽差大人林則徐到達虎門進行銷煙，命令伍氏家族負責和英國商人接洽商討，作為中間擔保。伍秉鑑派遣兒子伍紹榮盡力交涉，苦口婆心，最終說動洋人交出了1037箱鴉片，試圖和平化解華洋危機。
繁忙的商貿交易
但是，林則徐此時不願意做表面功夫且內心明白，伍秉鑑處於朝廷和外洋之間，還是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者，不可避免比較難做甚至華洋勾結，加上英國商人不願意全部交出鴉片。交涉結果自然不理想，林則徐大怒，將伍紹榮關入大牢革職審問，親自過問後，以武力為後盾，徹底銷燬了為禍民眾的鴉片，畢其功於一役。同時，林則徐嚴厲警告伍家，將伍秉鑑嚇得魂不守舍、戰戰兢兢。當時他已經70歲了，也因此病情加重，無法繼續維持怡和洋行的運轉。
事實上，中國是一個農業為本的國家，帝國財政制度有其短板，不能明目張膽鼓勵逐利，十三行商人的經營正好彌補了朝廷經濟的困窘。巨大的白銀收入，使得朝廷可以遊刃有餘地處理邊疆、叛亂和皇室奢靡的消費等事宜。但皇家往往講究名正言順，要求行商積極捐獻，報效君王，並通過授予頂戴、散官為交換。從1787年的平定林爽文之役到皇帝萬壽、廓爾喀軍需、川陝剿匪、河南剿匪、黃河河工，總共捐輸就接近1000萬兩。同時，十三行商人富甲一方，也積極經營地方慈善公益事業，每年合計捐獻10萬兩上下。
華洋接洽
在這種官商互動的模式下，十三行掌櫃們搖身一變為達官貴人、品職散官，有了政治上的保障和官府的信任。著名行商梁經國去世後，朝廷追贈光祿大夫，可見恩寵。故而，乾隆之後廣東的5000餘家店鋪，涉及面甚廣，包括了漆器、銀器、瓷器、紡織、繪畫、雕刻等各個行業。行商們為了拉攏皇族和朝廷重臣，每年為宮廷輸送洋貨，孝敬地方封疆大吏，嚴格按照內廷出具的式樣逐件採買，由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和粵海關監督每年進獻四次，稱之為“採辦官物”，都是一些諸如紫檀、象牙、琺琅、鼻菸、鐘錶、儀器、玻璃器、金銀器、毛織品及寵物等貴重稀罕之物，構成了皇家奢侈享樂的行商淵藪。
客觀來說，洋行有中西文明交通的積極作用，但是壟斷式和傳統式經營又阻礙了資本的全球化。總之，十三行在抑制和扭曲中國海洋經濟自然發展進程的同時，中西海洋經濟在廣州市場上的碰撞在客觀上又對廣東和其他地區的經濟產生不同層次的推動，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最後輝煌。更重要的是，中國古代社會結構是典型的“四民模式”，所謂士農工商井然有序，商人地位是最低的。
廣州港口
儘管十三行商戶富豪對朝廷財政貢獻很大，但是由於與“外夷”打交道，往往被清流士大夫看作“漢奸”，是不折不扣的“賣國賊”。朝廷也僅僅把十三行商人視為“逐利萬國”的代理人，他們並不具備太多政治權利。雖然伍秉鑑捐納鉅款買了三品頂戴，卻也沒有逃脫兔死狗烹的悲慘命運。從鴉片戰爭爆發到結束，伍氏家族至少捐獻軍資400萬，加上因戰爭影響和斷裂的生意，總共達1000萬兩之巨。
中國古代講究為人處世，圓滑中庸，都是在告誡人們關係的重要性。行商群體在長期與外國人打交道的背景下，縱橫中外，伍秉鑑的全球關係網極為複雜多元。壓力之下，他曾經想過移民海外，但是受不了舟車勞頓，加上已經暮年，只能作罷。鴉片戰爭爆發之後，伍秉鑑有一個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商人朋友，名為吉普·庫什（J·P·Cushing），雙方多次通信。在信中，他多次憂慮自己的不良境遇，但是想要舉家移民已經不現實，最終在1843年病逝，留下了富可敵國的商業資金。而同時代美國首富約翰·雅各布·阿斯特，總資產不過2500萬美元上下，也就是700萬兩白銀，遠遠不及伍氏家族的資本規模。
伍秉鑑
1843年7月22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在香港公佈實施，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對外口岸相繼開埠，屬於十三行壟斷的時代悄然遠去，現代海關制度、自由貿易取代了一口通商、行商專斷政策。伍秉鑑家族迅速沒落，同時那些鉅額資產也在歷史的煙雲中稀釋沖淡，被清廷貴戚與各級官府巧取豪奪、溫水煮青蛙，成為帝國經濟的末日餘暉。兩次鴉片戰爭的破壞和1856年的十三行大火，曾經被歐美稱之為“東方華爾街”的廣州商館區逐步沒落和荒涼，見證了清王朝“一口通商”的繁華往事和統治機體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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