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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調侃，農村現在有一支部隊，俗稱“三八六一九九部隊”，這就是農村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即“三留守”群體。
近四十年來，我國城鎮化和社會轉型所付出的一些代價，都由這個“三留守”群體來承受，隨著農村繼續“空心化”，他們也愈發受到關注。
就在近日，民政部等13部門出臺《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婦女關愛服務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各地制定和完善關於農村留守婦女的關愛服務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意見》在強調“保護”留守婦女的同時，還要求著力激發其“內生動力”，引導農村留守婦女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積極作為。
農村留守婦女上管老下管小，要管家也要管生產，在人口外流嚴重的地區，她們是家庭生活和當地社會生活的支撐。“‘婦女能頂半邊天’，尤其是在人口流動大潮下，發揮好她們的內在潛力，對農村、農業及家庭發展都意義深遠。”河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呂紅平向南都記者說。
她們如何成為問題？
13部門《意見》聚焦農村留守婦女問題，延續了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對農村“三留守”人員的政策走向。
南都記者注意到，十八屆三中全會與十九大均提及“建立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和婦女、老人關愛服務體系”。習近平多次作出重要指示，特別強調要格外關心貧困婦女、殘疾婦女、留守婦女等困難婦女。
關於農村留守婦女，民政部這樣界定：農村留守婦女是指丈夫連續外出務工、經商等半年以上，本人留在農村居住生活，年滿20週歲以上、不滿60週歲的婦女。
多年前有一組數據顯示，農村“三留守”群體已超過1.5億，其中留守婦女約有4700多萬。據學界推測，近年來實際數量已大為減少，但農村留守婦女依然是個問題。
農村留守婦女何時成為一個問題？呂紅平介紹，農村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問題，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向城市的三個結果。
他指出，農村留守婦女問題伴隨我國人口大規模流動而產生，這期間有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一個是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規定“允許務工、經商、辦企業的農民自帶口糧在城鎮落戶”；另一個是1992年十四大確定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取消了糧票制度，大規模的人口跨省、跨區域的自由流動開始。
這幾十年中國經歷的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城市化進程，而最初進入政府和學界視野的則是農民工群體，他們基本都是來自農村的成年男性。進入新世紀後，“三留守”問題，尤其是夫妻分居形成的農村留守婦女問題，才逐漸受到學界的關注。
呂紅平介紹，2010年以來隨著國家放寬戶籍管理，大量婦女也得以到城市就業落戶，“全家流動”使得農村留守婦女數量有所減少。同時2018年以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支持農村現代化，吸引了一批外出務工人員回鄉就業創業，夫妻得以團聚，留守婦女問題自然得到緩解。
不過，我國農民工規模依然龐大。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農民工總量超2.8億，且有小幅增長。這也意味著，當前還存在著相當數量的農村留守婦女，尤其在安徽、河南、四川等人口流出大省，農村留守婦女依然是個棘手的問題。
她們為何是弱勢群體？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認為，傳統農村家庭中男性承擔家庭重任，包括保證家庭收入、擔當家庭決策者等，而丈夫外出務工迫使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規範發生變化。
葉敬忠告訴南都記者，農村婦女一旦開始留守，就要面臨“三座大山”——勞動強度高，繁重的體力勞動使其不堪重負；精神負擔重，家內家外事務都要其獨自處理和決策，遇事沒人商量；缺乏安全感，夫妻長久分居，情感交流少，婚姻關係脆弱，同時留守婦女在遇到鄰里糾紛時，更容易被欺負，有的甚至遭遇性騷擾。
除了這“三座大山”，近年來葉敬忠還觀察到，農村留守婦女正面臨一些新情況，如田間勞作壓力雖然減輕，但照顧老人和孫輩卻成為她們愈發沉重的家庭負擔。
“人口流動這麼多年，農村婦女能出去的都出去了，不能出去的基本上都是因為家裡有人需要照料。”葉敬忠說。
為什麼家庭照料負擔成為新問題？葉敬忠說，過去留守婦女相對年輕，受制於戶籍限制而無法進城。這一限制已基本解除的當下，留在農村的婦女許多都是四五十歲，她們的丈夫及子女仍在外工作，農村父母公婆年事已高，她們許多還有了孫輩，所以只能選擇繼續留在農村，承擔照料責任。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蔡黃玲玲認為，農村留守婦女不僅要耕田種地、照顧家人，與丈夫聚少離多，生活壓力和心理壓力都很大，因此她建議健全農村留守婦女關愛服務體系，充分保障農村留守婦女的基本權利。
此次《意見》注重“保護”和“關愛”，要求各地制定完善提升農村留守婦女關愛服務水平的政策措施，如加強精神關愛，通過發揮基層綜合文化設施作用，組織開展文化體育活動等方式，豐富農村留守婦女精神文化生活；針對她們法律知識缺乏、維權能力薄弱等困難，《意見》要求普及法律知識，提供法律援助，打擊和懲治侵害農村留守婦女合法權益的犯罪行為等措施。
《意見》還要求為適齡農村留守婦女免費進行“兩癌”（宮頸癌和乳腺癌）篩查，提升其衛生保健意識和水平，將符合條件的農村留守婦女家庭納入最低生活保障、臨時救助等社會救助範圍。
專家觀點
愈發重要的家庭照料功能，令農村留守婦女在家庭生活中處於十分關鍵的地位，但這也為其帶來了不利影響。
有學者指出，農村留守婦女實際上起到“穩定軍心”的作用，兩億多在外務工人員之所以能安心打拼掙錢，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不用擔心農村老家“一老一小”的照料問題。農村留守婦女能否照料老人孩子，甚至成為許多二代男性農民工能否找到對象的重要因素。
然而，將大部分時間用在照料老人和孫輩，就意味著她們通過自己生產勞動獲得收入的比例減小了，隨之而來的是她們家庭地位的相對下降。
“照料是不算錢的，長期不參加經濟活動，會導致其婚姻更加脆弱，更加依賴丈夫。”葉敬忠說。他認為，就業依然是農村留守婦女需要考慮的問題。
此次《意見》中也涉及了這一點，如加強就業創業指導，提升農村留守婦女就業創業能力；加大職業技能培訓力度，提供更多就業崗位，“實現農村留守婦女就近就地就業”。
葉敬忠認為，政府和社會組織幫扶留守婦女就業，不能按照一般的企業思維要求大量整塊的勞動時間，而必須考慮留守婦女有家庭照料任務的特點，儘可能幫助她們靈活地在家門口就業。
農村留守婦女“承上啟下”的特點，自然也決定了其在家庭文明建設中的作用。《意見》提到“充分發揮農村留守婦女在家庭文明建設中的獨特作用”，動員農村留守婦女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家庭美德，引導農村留守婦女開展關愛農村留守兒童、留守老年人等活動。
呂紅平介紹，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多次談到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強調“家庭的前途命運同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他認為，婦女對家庭、家教、家風的建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對農村留守婦女的教育提升也非常關鍵。
在一些青壯年男性外流嚴重的地區，留守在農村的婦女真正承擔了“頂起半邊天”的責任。她們在村委會中擔任職務，有不少還當上了村委書記，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中都作出巨大貢獻。
值得注意的是，《意見》強調“著力激發農村留守婦女的內生動力”，堅持其主體地位。在葉敬忠看來，扶貧與鄉村振興都離不開鄉村人口的主體性和內生動力，農村許多問題最終都要靠其自身的力量來解決。
南都記者注意到，實際上近年來，農村留守婦女在鄉村治理、農村公益事業當中的作用已經受到社會重視。以河北省荷花公益基金會為例，其探索的“婦老鄉親”養老模式，就是通過培育和發展本地的農村婦女組織，讓婦女志願者參與農村養老服務，從而也參與到鄉村治理當中。
不過呂紅平認為，整體上看，當前基層婦女組織在弱化，尤其是計劃生育政策逐漸放寬後，原來的婦女主任沒有了職能，其地位和發言權也在下降。
從農村婦女的參政狀況也可以管窺留守婦女的發言權和影響力。據2017年《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年）》統計監測報告，村委會成員中女性所佔比重為23.1%，比2010年僅提高1.7個百分點，距30%的《綱要》目標仍有不小差距。
在此背景下，《意見》特別強調引導農村留守婦女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積極作為，如鼓勵支持農村留守婦女廣泛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和村民議事會、婦女議事會等社區議事協商活動，“提高其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呂紅平認為，發揮農村留守婦女的功能，提升其發言權和影響力，首先是在政府層面下功夫。“尤其2020年是制定新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的一年，政府層面要在頂層設計上做好規劃，要安排好婦女發展的方向和領域。”他說。
呂紅平還認為，加強婦女基層組織建設十分重要，尤其要積極發揮婦聯組織的獨特作用。“基層婦聯組織應該活躍起來，多開展一些評比表彰、文化體育、健康衛生等方面的活動，讓農村婦女尤其是留守婦女參與其中，這也是幫助其參與鄉村治理，提升其發言權和影響力的舉措。”他說。
採寫：南都記者胡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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