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如今國家與大學的行政管理部門，控制了學術研究的絕大部分資源，各級行政管理人員，不僅壟斷了學術資源的分配與再分配，而且也控制了學術成果的生產與再生產。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的大學發生了跨越式發展，學術研究也獲得了來自國家前所未有的資金投入和資源配置。在大規模投入的情況下，雖然學術研究在數量產出上獲得大豐收，但為什麼公認的、有分量的一流成果卻與投入嚴重不成比例？為什麼中國的學術至今無法站在世界的前沿？
學術研究是一項綜合性、系統性工程，其中最重要的環節是學術評價體制，如果評價體制發生了問題，就會誘導研究人員向扭曲的方向發展。在大學學術研究之中，理科、工科、醫科、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都有各自的學科內在邏輯，不宜一刀切地實行同一種學術評價體制，本文僅就我個人比較熟悉的人文學科評價體制改革談談我的看法。
量化、外在、行政主導評價體制
對於絕大部分中國高校來說，今日的人文學科實行的是一種量化的、外在的、行政主導型的學術評價體制。
先說量化的。科學研究在今日之中國高校，被抬高到空前的、過度重要的位置。不說研究型大學，即便是教學型乃至職業型學校，學校是否優秀，教師是否能夠升等、研究生是否可以畢業，科研的成績單成為最重要的衡量指標，甚至沒有之一。老師的教學可以馬虎、學生的畢業論文可以勉強通過，但只要有相當量的論文發表，便一俊遮百醜。多數高校對教師的年度考核和升等要求，都有嚴格的論文發表量規定，而一個大學每年的論文發表篇數，都影響到從官方和民間的各種大學排行耪的位置，是大學領導政績工程的核心部分。於是千軍萬馬寫論文、拼數量，就像大躍進時期的全民大鍊鋼鐵，產量是最重要的，而質量如何，倒是其次的。
再說外在的。鑑於大量論文粗製濫造，這幾年各大學開始重視論文的發表質量，以教育部認定的CSSCI或核心期刊的發表論文為統計對象，而研究型大學為了早日實現世界一流大學的戰略目標，又將國際學術界為了引證統計需要所設定的SSCI和AHCI論文系列，作為進入國際學術前沿的標誌，給予特別的獎勵。這幾年又出現了所謂的影響因子評價指標，一篇論文的好壞，還要看其在其他刊物上的引證率或轉載率。於是，所謂的好論文，只是看其在什麼刊物發表，有多少影響因子，只要是發表在國內權威刊物或國外引證期刊的，就能得到國家、省部級和學校的獎勵，至於學術共同體的內在評價如何，則可以忽略不計。
量化的、外在的學術評價體制，其實質乃是以行政為主導。關於大學的“去行政化”，這幾年談了很多，爭議也很大，然而，所謂的“去行政化”，核心問題不在於大學是否要有行政級別，而是不再以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大學的教學與研究事務，而能按照學術自身的邏輯，通過大學教師的學術共同體實現“教授治學”。如今國家與大學的行政管理部門，控制了學術研究的絕大部分資源，各級行政管理人員，不僅壟斷了學術資源的分配與再分配，而且也控制了學術成果的生產與再生產。上述量化、外在化評價系統，則是一種最簡化、實用的官僚管理制度，表面上看起來客觀、中立、科學，甚至去價值化，然而，人文學科的評價系統，是充滿學術價值性的，只能在一個競爭性的學術公共空間之中獲得其內在尺度，而無法用一種外在的、一刀切式的量化管理指標來評估和衡量學術成果的好壞。
一流的學術成果不是項目的產物
以量化考核為中心的行政化評價體制，因為受到工科思維的影響，特別重視項目、特別是重大項目的獲得，一個學者的學術能力強不強，能不能晉升職稱，拿項目成為比研究成果更顯赫的衡量指標。以項目為核心的評價體制，或許比較適合工科、理科和醫科，也部分適合某些社會科學，卻不一定適合人文學科。
因為古老的、傳統的文史哲學科，其最需要的是閒暇和自由，卻不一定需要大筆的資金投入。歷史上古今中外人文學的經典研究，基本上都是個人按照自己的學術偏好、長期思考和研究而獲得，幾乎沒有一個是大規模資金投入的產物，更非團隊攻關、合作研究的集體智慧結晶。前幾年教育部有關部門的統計也發現，在省部級獎項之中，大部分都不是項目成果，而是個人自由研究的結晶。一個常規的人文研究，除了必要的資料、數據收集與學術交流經費之外，其實並不需要大筆的資金投入。學者所真正需要的，倒是能夠讓其安身立命、自由做研究的一些基本條件。這些條件包括物質性的，也有精神性的。物質性的生活條件乃是讓其能夠不必因稻粱謀而影響研究，能夠憑自己的教職收入，使他以及家人可以過雖不富裕、卻比較體面的生活。在精神性條件方面，最重要的乃是學術自由，學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學術興趣或者對學術前沿的判斷，自由地選擇研究的課題、方向與方式。
今日中國大學的人文研究弊端在於，一般教師的工資收入偏低，維持和滿足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質性條件一部分要靠爭取項目獲得變通性補貼。於是，課題的設計與選擇異化為稻粱謀的工具，學者注重的是投入/產生的效益比，即如何以最少的成本獲得最大的經濟收益，如何以最捷徑的方式完成項目，而個人研究的旨趣、創新、突破倒是退而其次了。任何學術的創新都是一項有風險的事業，創新越大，風險也就越大。然而，如今的項目評價機制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於是按照工具理性的法則，學者們紛紛選擇那些四平八穩、包賺不輸的平庸選題，人文社科項目包括重大項目出不了精品也就毫不奇怪了。
如今人文學者自由研究的外在精神條件也變得越來越稀缺。過度的升等壓力和生存競爭，使得學者們特別是年輕學者忙於應付升等的量化指標，生產達到發表及格線的短平快作品，沒有閒暇和耐心細細打磨學術精品。而人文學科的經典通常都是閒暇的產物，是長時段思考和研究的沉澱。民國時期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青年學者進所之後三年之後不準發表文章。老一輩的大家經常告誡年輕人：要做大學問，就要耐得住寂寞，厚積薄發，養成大氣。一有心得就發文章，氣散能盡，成不了大學問。然而，如今的年輕教師進入大學之後，三年不發文章，連飯碗都成問題。
這套學術評價機制，與獎勤罰懶、優勝劣敗的公司化管理共享了同一個對人性理解的邏輯，即人性在本質上是墮落的、趨利避害的，假如沒有“一條鞭法”式的獎勤罰懶措施在後面鞭打，教師們必定懶惰成性、疏於研究。的確，如今的中國大學教師隊伍良莠不齊，混口飯的大有人在。然而，這種鞭笞懶漢式的工廠式管理，可以讓東坡先生惶惶不可終日，卻也讓真正有學術興趣的學者疲於完成量化指標，不再有閒暇從事有價值的學術創造，真可謂“殺敵一千、自傷八百”，而一流的學術成果不是由一千個平庸者、而是由八百個學術精英創造的。一個好的學術評價體制，與其讓優異者與平庸者在同一條跑道上疲於奔命，不如適度地容忍平庸者，讓學術精英有自己的自由創造的空間。要解決這個難題，關鍵是打破一刀切的量化，實行可自由選擇的雙重評估體制，即在一般的量化指標之外，另闢“代表作”評價體系，讓那些真正優秀的學者擺脫繁重的量化考核，以自己優秀的代表作參與競爭，證明自己。
要創造一流的學術成果，核心是尊重學術、尊重教師。所謂尊重，不僅是為其提供體面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更要緊的是尊重其學術與人格的尊嚴。學者的內在人性有複雜的雙重性格，一方面與普通人無異，有趨利避害的惰性，另一方面，由於其從本科到博士長達十多年的專業訓練，使得他對學術多少有一點超越功利的內在興趣。一個好的學術評價制度，可以幫助學者克服自身的惰性和功利性，將其對學術的內在興趣激發出來，成為可持續的研究動力。而一個不好的評估體制，要麼是幹好幹壞一個樣，縱容懶漢，要麼是逼迫人人都成為功利之徒，而失去學術的內在興趣。學術評價體制改革的核心，不是激發教師追名逐利的外在競爭動力，而是如何保護和發掘他們的內在學術興趣。是興趣、而非功利才是創新之母。
建立學術共同體內在的價值尺度
如何在學術評價體制方面“去行政化”，實現學術評價體制的創新？核心的問題在於按照學科的內在邏輯，建立學術共同體內在的價值標準。
如今無論是教育管理部門的學科排名，還是民間各種大學或學科排行榜，皆遵循同一個評估標準，即以一系列量化的數據為基礎的評分制，而對教師的能力、研究生論文的評審，也是一張分解為各種要素的打分表。這種“數目字崇拜”的評估標準，是否適合理工科不敢妄斷，至少是對人文學而言，乃是形式上的科學、實質上的不合理。因為一篇文章的好壞，一位學者是否優秀，一個學科是否一流，不是各項指標的簡單相加，而是對其綜合的評價。真正有突破性的論文，可能分項指標不高，但只要有獨特的發現，就是值得鼓勵和推薦的。一個學者是否優秀，最重要的是“整體觀”，就像評價一個女孩是否美麗，你不能將她的五官分別打分後相加。有些美女眼睛、鼻子、嘴巴單獨而論並不漂亮，但整合在一起，就有一種和諧的美。外貌尚且無法分項量化，何況學者的綜合學術素質？
教育部公佈的大學一級學科評估，也是以打分為排名基礎。然而，這張名單在各學科之中招來眾多非議，因為與學界自身的“隱匿排名”差異不小。學術界衡量某大學某學科是否一流，其核心乃是看人，其骨幹教授當中有無公認的大家，青年教師當中有無優秀的未來之星。而教育管理部門的評估之所以失準，乃是其評估體系當中沒有“人”，只有數字。即使有“人”，也是以所謂的“千百人”、“長江”、“傑青”這些身份為含權統計分數，這依然是一種外在的行政化評判標準，而非學術共同體內在的價值尺度。
量化的學術評價體制，雖然形式上排除了個別官員的行政意志，但其依然體現了非人格化的整體行政意志。有人擔心，假如沒有了這套客觀的、形式化的學術評估體制，那麼究竟由誰說了算？不僅行政管理者有此擔憂，許多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更為擔心，數據說了算，還算有一個形式上的公平競爭，一旦由人說了算，那麼可變的因素變得非常複雜，需要公關的成本越加昂貴。這種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學術評價體制的變革，不僅要在形式上“去行政化”，而且也要在實質上“去行政化”，將學術評價的價值尺度和評估過程真正交回給學術共同體自身，而不是委託給某個人，無論這個人是行政官員，還是學術大佬。
民國時期的學術評價，學術權威扮演了核心角色。梁啟超的一句話，讓既無大學文憑、又無學術著作的陳寅恪進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當年的學術大師有崇高的專業與道德權威，他們以一己之學術與道德信譽擔保，維護了一個國家的學術秩序。然而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失去了學術權威的時代，即使有學術大家，也是有權力而無權威，其學術判斷能力和道德信譽未必為公眾所信任。權威已逝，秩序何在？唯一的希望是學術共同體本身，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建立起一套民主的討論與協商機制，通過競爭性的評審、對學術的專業討論、多種價值與利益的博弈、協商與投票，逐步建立起學術共同體的內在價值標準和程序性規範。
比較起同質化的外在評估體系，學術共同體的內在評價體系按照不同學科的性質特點，可以是多元的，其價值評判尺度也因專業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建立這套學術共同體的評估體系，要比一刀切式的外在評估艱難得多，它不可能通過一紙行政命令而獲得，不得不經過學術共同體長期的學術互動和不斷試錯累積性地自然演化形成，然而，其一旦形成便會成為“行規”，成為內化的價值尺度和學術風氣。而中國的大學，如今不缺各種外在的行政法規，獨缺學術共同體內在的“行規”，外在的行政法規可以輕易變動，但學術共同體的“行規”一旦確立，就會內化為學術共同體共享的內在價值，演化為難以顛覆的學術傳統。
創新是怎樣煉成的?
學術評價體制的改革，大學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而發表學術論文的專業刊物和出版學術專著的出版社也是同樣重要的環節。
先說學術期刊。如今的學術評價體制，將國內的學術刊物分為權威刊物、CSSCI刊物以及其他一般刊物，還有的大學，更分為A、B、C、D四類。而所謂的權威刊物或者A類刊物，基本看主辦方的行政級別，《中國社會科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乃是“權威中的權威”，因此各大學非常重視，紛紛設立了天文數字的論文獎勵。其次是中國社科院所屬各研究所主辦的專業刊物，不少大學硬性規定，教師的職稱升等，必須有權威刊物的文章。然而，這些權威刊物，與其說擁有學術權威，倒不如擁有學術權力。在一個缺乏學術權威的時代，權力代替了權威，成為了“權威刊物”。
按照外在的形式化評價標準，只要在“權威刊物”發表了論文，必定就是有創新的好文章，各類獎項自然接踵而來，錦上添花。然而學術界的許多例子，恰恰告訴我們，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創新，往往不是在公認的“權威刊物”，而是在學術共同體自辦的同人刊物上首先突破的。因為一項真正的學術創新，由於其多少是對已有學術範式的反叛或發展，在一開始往往會引起較大的爭議，很難在主流的學術刊物、尤其是權威刊物上得以通過，只能在同人刊物中“試水”。這些年不少富有創意的好論文，都出自這些以書代刊的優秀同人集刊。每一本同人集刊，背後就是一個有共同學術趣味和研究範式的學術共同體。他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而是相濡以沫，相互呼應，形成了小小的專業學派。隨著新的學術範式不斷地修正、補充、完善，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為主流學術界所接納，甚至成為新的潮流。到這個時候，那些主流性的權威刊物才會注意這些真正具有範式突破意義的學術論文。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創新，從來不是在中心爆發“革命”，都是“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從邊緣走向中心。這就意味著，如果我們最看重的是學術創新和學術突破，絕對不能以所謂的“權威刊物”文章為唯一的衡量尺度，而要本著“英雄不問出身”的平等態度，以學術共同體的內在尺度來檢閱學者的每一篇論文是否具有增量的學術價值。
如今的學術評價體制，由於受到理工科的影響，重論文，不重著作。著作方面，只須達標，便算及格。而事實上，人文學科的研究，與自然科學不同，一個優秀的學者，必定有影響的學術專著。而今天在中國由於尚未建立規範的學術著作出版制度，以至於“只有寫不出的書，沒有出不了的書”，只要向出版社支付出版補貼，哪怕質量平庸的學術著作，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一流出版社的書目中。學術著作出版缺乏權威性這一狀況，至今沒有得到教育、出版部門的重視，也使得學術著作無法成為衡量學術評價的重要指標。要解決這一木桶中的短板，在我看來，乃是與國際接軌，建立嚴格的學術著作出版和評審制度。具體而言，可以指定若干家在學術著作出版有悠久傳統和良好聲譽的出版社(特別是大學出版社)，由國家給予專項補貼，資助學術著作的出版。而每本學術著作，必須像博士論文那樣，經過專家的匿名評審，經過作者的細緻修改之後方可面世。
無論是過去的民國學術界，還是今日國外發達國家，都有值得借鑑的學術評價好傳統。中國學術評價體制之改革，與其從無到有地創新，不如尊重傳統，尊重國際規則，核心是逐步改變以行政為中心的形式化考核，建立以學術共同體為主體的內在價值尺度和評價機制，如此中國學術方能迴歸其本來的意義，有復興之希望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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