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11月8日發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重新連接亞洲項目”主任喬納森·希爾曼的文章稱，假裝所有中國公司都是安全威脅正在助推一種情緒化反應，這最終只會傷害美國經濟及其競爭力。
文章稱，美國人被告知，中國人來了。他們不是通過陸地或海洋來，而是通過光纜。在這些警告中，正常的商業活動被重新定義為國家安全威脅。但事實上，許多聲音是在推動一種情緒化而不是戰略性的反應。
白宮前戰略顧問史蒂夫·班農剛剛發佈了一部紀錄片。文章認為，這種電影美國人以前就看過。它源於一種舊有的、反覆出現的趨勢，即把外國的經濟競爭說成是善（美國人）與惡（其他所有人）的鬥爭。這是政治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說的“美國政治中偏執作風”的經濟延伸，帶有誇張意味和竊竊私語的陰謀。與美國曆史上早些時候的例子一樣，這是在呼籲採取最糟糕的行動——損害美國的競爭力及其信仰者聲稱要保護的價值觀。
文章指出，這種偏執狂的風格危險地忽略了進攻。它沒有考慮美國應該如何提高競爭力，而是專注於通過防禦性措施來削弱外國競爭者。它認為這種競爭是邪惡的——因此缺乏可以效仿的任何可取之處或可以汲取的教訓。它把責任歸咎於外國人，迴避了有關國內企業為何陷入困境的棘手問題。它以譴責取代了反省。
文章以華為為例，稱華為通過向農村和未得到充分服務的市場提供通信技術而繁榮發展，尤其是在亞洲和非洲，預計這些市場將在未來幾十年推動全球增長。在全球約一半人口仍無法接入互聯網的背景下，美國應該考慮如何激勵本國企業去建立這種聯繫。但如果你把自己視為好人一方，那為什麼要改變呢？
文章還指出，過度反應的風險是相當大的。這種偏執的風格刻意誇大了外國挑戰者的力量和凝聚力。
文章稱，美國的開放是其制度發揮作用的基礎。開放給美國大學和研究實驗室帶來了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才，推動了美國的創新。正如麻省理工學院校長拉斐爾·賴夫所寫：“如果我們針對中國所做的一切就是對我們所有的大門嚴防死守，那我相信我們會把自己困在平庸之中。”
文章最後寫道，好的政策解決方案很少在極端情況下存在，但危險的是，這是偏執狂風格所允許的唯一空間。犯這種錯誤的風險不僅在於美國的競爭力下降，而且還在於美國越來越不像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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