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第一代小商品市場——湖清門市場。（資料圖）義烏市委宣傳部 供圖
義烏第一代小商品市場——湖清門市場。（資料圖）義烏市委宣傳部 供圖
中新網杭州10月24日電(柴燕菲 張斌)新中國的70年由無數個奮鬥故事構築而成。
縱觀各省區市，東部省份浙江的“奮鬥經歷”尤為勵志：70年間，憑藉內生力量，這個“橫衝直撞”的“窮小子”抓住時代機遇，成長為中國區域發展的“優等生”。
1949年，浙江年生產總值僅15億元。缺資源、少政策投入是該省彼時的處境。改革開放後，浙江借市場經濟的先行先試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2018年，浙江年生產總值達5.6萬億元，穩居中國經濟第一方陣，平均每9個浙江人中就有一位老闆。
敢試敢闖，是浙江堅守的信條：在大多數人看不見、看不清甚至不看好時，勇敢面對質疑、堅定相信未來，這成為新中國浙江故事的張力所在。
1985年，溫州甌海，18個農民入股創辦的甌海登山鞋廠。(資料圖)溫州市委宣傳部供圖 供圖
中國民營經濟發祥地往事
“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艱苦奮鬥，砥礪前行，實現了‘三個歷史性轉變’(從一窮二白到經濟大省、從絕對貧困到全面小康、從百廢待興到創新創業)。”浙江省委書記車俊公開表示。
回到起點，“窮小子”的“家境”究竟如何？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郭佔恆說，新中國成立時，浙江缺少豐富的陸域自然資源、國家建設資金投入及區域指向性的扶持政策。1952年到1978年，國家對浙投資不到當時各省區平均水平的一半。1978年，浙江生產總值124億元，位於全國第12位。
“可以說，浙江沒有吃到國家政策偏飯，屬於‘不等、不靠、不要’，依靠內生力量發展起來的典型。”郭佔恆認為，成為中國區域發展的“優等生”，浙江有值得總結和長期堅持的重要啟示，“堅持群眾首創精神和幹部擔當負責相結合”是其中之一。
阿里巴巴集團總部。阿里巴巴集團官方網站 供圖
改革開放的歷史變革中，浙江不斷收穫上述啟示。
改革開放初，在貧瘠浙中小城義烏，當地人“偷偷”辦起集市。這在當時會被冠以投機倒把罪名，被有關部門“圍追堵截”。“窮怕了”的少數人在衝撞封鎖線，多數人仍觀望。
一場經典的“農婦與縣委書記之爭”此時上演。1982年5月的一天，女商販馮愛倩將時任義烏縣委書記謝高華攔在縣委門口，責問為什麼不讓百姓擺攤。謝高華請她進辦公室，交談良久。
經過調研，謝高華得出結論：“義烏的優勢就是這支上萬人的‘雞毛換糖’隊伍，老百姓生活需要，社會發展也需要。”
當年9月5日，義烏湖清門市場正式開業，謝高華放話：“出了問題我負責”。周邊縣市的擺攤人聞訊而至。後來享譽全球的義烏小商品市場從此誕生。
在溫州，不少人通過家庭工業過上好日子。一位照看土織機的老太太一年能賺6000元，而彼時的大米尚為2毛錢一斤。後來，溫州家庭工業一度達14.65萬戶，10萬農民購銷員遍佈中國，自發形成“溫州模式”。
但這在當時備受質疑。人們對新模式到底姓“資”還是姓“社”爭論不休。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知道。1984年，溫州80%的農民都蓋了新房。“溫州底子薄，基礎條件差，只有依靠群眾發展商品經濟，除此之外，溫州沒有別的路可走。”時任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說。
鄧小平最終“一錘定音”，作出“敢試、敢闖，在實踐中檢驗，爭取時間幹，也允許人家看”的指示。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中國經濟從此不再走回頭路。
此過程中，浙江不斷為中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闖出經驗，該省地區生產總值也以年均18%以上速度高速增長，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浙江經濟總量已達全國第四。
被稱作中國民營經濟重要發祥地的“窮小子”終於闖出一番天地，作別一窮二白的往事。
外商正在義烏國際商貿城選購商品。 張斌 攝
電子商務浪潮的起始
世紀之交，敢試敢闖的浙江故事有了新的敘事角度。
1999年，“北漂”歸來“兩手空空，渾身是傷”的馬雲和團隊在杭州創辦阿里巴巴，立志“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
那年，中國誕生370多家電商平臺，阿里巴巴是今天依然發展的少數代表。今日，阿里巴巴的淘寶天貓已是全球最大電商平臺。中國一半以上的電商平臺誕生自浙江。
親歷中國電商發展全程的浙江省電子商務促進會會長盧成南認為，浙江人有經商傳統，改革開放後，浙江的專業交易市場在中國處在領先位置，同時浙江生產的商品大多以日用消費品為主，非常適合在網上進行交易。
可電子商務浪潮的起始並不澎湃。當時，中國接入互聯網還不滿五年，網民數量剛滿62萬，開辦網站耗資甚巨，網頁加載速度耗時良久。在推動中小企業主“觸網”時，不少阿里巴巴的員工常被當作“騙子”。在後來的淘寶天貓等電商平臺發展過程中，人們的疑慮依然不少。
“現在杭州以電子商務為代表的數字經濟發展紅火，十多年前並不是說政府提前看到數字經濟的前景了，而是因為沒有進行過多的干預。”浙江省原省長呂祖善說。
盧成南也記得類似故事：幾年前，最初被許多人看作“傳銷”的社交電商平臺出現在杭州，當時有關部門交流後認為這可能是創新，可以先發展起來。“用審慎寬容支持新事物發展的態度，是浙江電商‘一枝獨秀’的關鍵。”
正是有對“闖”的包容，電子商務方能在浙江蓬勃發展。2018年，浙江網絡零售額達16719億元居中國第二位，淘寶鎮和淘寶村數均居中國第一。
電子商務發展的積澱，已成為今天浙江發達的數字經濟的重要基礎。2018年，浙江省數字經濟總量達2.33萬億元，佔GDP比重達四成以上。
高質量發展的當下與未來
2018年10月，一名網友曬出“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辦公室”的照片稱這是“全世界最奇葩衙門”，跟帖則是“一邊倒”稱讚——人們普遍感受到，這項改革對政府辦事效率的提升。
浙江移動政務服務平臺“浙裡辦”。 張斌 攝
2016年，浙江啟動“最多跑一次”改革。其後，民眾和企業辦事“一窗受理、集成服務”、企業投資項目開工前審批“最多100天”等相繼實現。
“過去至少3年才能完成的智能化工廠建設項目，我們用15個月時間就實現全面投產。”浙江奧克斯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鄭堅江說，“良好的政府效能，營造出崇商、愛商、親商的環境，激發了企業的奮鬥精神和內驅力。”
目前，“最多跑一次”改革已在中國全面推廣。事實上，在唯有創新才能邁向高質量發展的當下，如何更好推動經濟社會創新？從浙江近年實施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三服務(服務群眾、服務企業、服務基層)活動就能看出，發現體制機制新的可能性是該省的答案。
如今年9月，浙江杭州送出大禮：在充分尊重企業意願的基礎上，向第一批100家重點企業派駐100名機關幹部作為政府事務代表，全權代表各級政府為企業協調解決各類政府事務，派駐時間為1年。
2019年9月，民眾觀看錢塘江大潮。 王剛 攝
此舉一經公佈即引發關注。除了讚許，也有人擔憂“政府事務代表”的職能定位。官方釋疑：政府事務代表到企業不兼職、不兼薪、無償服務，同時也不參與企業日常經營管理。
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窮小子”發展成“優等生”的浙江故事看似傳奇，真正依靠的還是從民間到官方“敢試敢闖”的拼勁，以及不懼質疑的專注。這是創新的必要條件，也是浙江未來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底色。用創新保障創新、激發社會創新動能，下個70年的浙江故事仍然可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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