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 ·
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誉为"敦煌女儿"。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 政协委员。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樊锦诗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作者与樊锦诗
2019年3月到6月，樊锦诗先生来北大，我们朝夕相伴一同校对《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的书稿。5月的一天，她突然收到一个电话，电话里说法兰西“第二届汪德迈中国学奖”决定授予她。由法兰西院士汪德迈先生发起设立“汪德迈中国学奖”，不仅是对樊锦诗主持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学术成就的褒奖，也意味着国际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考古与世界遗产保护成就的高度关注与认同。
樊锦诗的祖籍是浙江杭州，1938年7月9日出生于北平。
樊锦诗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大姐姐，她和二姐是双生子。毕业于清华土木工程系的父亲樊际麟希望女孩子也要饱读诗书，于是以“诗”“书”为名，给双胞胎姐妹取了名字。姐姐叫“樊锦书”，妹妹叫“樊锦诗”。她自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父亲在家教她背诵《古文观止》，练习书法，也常常带着她和兄弟姐妹去看戏、听评弹、看电影。
樊锦诗曾经身患小儿麻痹症，差一点瘫痪，虽然最后奇迹般地痊愈了，但自此她的腿脚就不是特别利落，尤其到了老年，走路的时候摇摇晃晃。但就是这两条瘦弱的腿，命运却安排她从上海走到了北京，从北京走到了大西北，走过荒漠和戈壁，走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的道路，这一走就是50多年。
北京大学是樊锦诗自小的梦想，高中毕业的时候，她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填报了高考志愿。考上北大之后，她听到高班的一些学生谈起考古专业，觉得很神秘，有同学就告诉她考古很好玩，可以经常到野外去，游山玩水。对人生懵懵懂懂的樊锦诗觉得考古不仅可以遍游名山大川，还能饱读诗书，这岂不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其实她对考古工作究竟是要干什么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其实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考古，因为太苦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当时就这样稀里糊涂选择了考古专业。
上世纪50年代的北大历史系，云集了当时最一流的考古学家，当时给他们这个班授课的师长，都是我国历史、考古学界有影响力的学者。如周一良、张政烺、田余庆、商鸿逵、张广达、苏秉琦、宿白等等先生。尤其是给考古专业学生讲授中国考古学课程的各位师长，如教授旧石器考古的吕遵谔先生，教授石窟寺考古和中国考古学史的阎文儒先生，教授新石器考古的严文明、李仰松先生，教授商周考古的邹衡先生，教授战国秦汉考古的苏秉琦、俞伟超先生，还有教授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的宿白先生等，都是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开启和考古学科的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开拓者。
1962年，是樊锦诗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学年。按照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惯例，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洛阳、山西和敦煌等若干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系里决定由宿白先生带领樊锦诗和另外三个同学去敦煌参加毕业实习。当时的樊锦诗把敦煌之行想得格外美妙，结果没想到跑到敦煌一看，除了令人震撼的石窟艺术之外，其他方面都不尽如人意，简直是想象不到的艰苦。结果她因为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老师们怕她出事，就让她带着实习考察的资料提前离开了敦煌。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毕业分配的时候，她和马世长两个人被分配到了敦煌。马世长的母亲听到儿子被分到敦煌的消息之后，号啕大哭，因为她所有子女里，只有马世长是男孩，其他都是女孩。樊锦诗的父亲得知后也专门给学校和系里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为她说情的。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不是一句空话，和所有人一样，只要是国家需要，就要无条件地服从，樊锦诗没有把父亲的信交给系里。
离校之前，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把樊锦诗叫到他朗润园的住处，对她说：“你去的是敦煌，将来你要编写考古报告，编写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樊锦诗突然意识到学校把她分配去莫高窟，是要赋予她一项考古的重任，那就是完成对敦煌石窟群的考古研究。毕业前夕，苏秉琦先生的这一番叮咛，她后来才真正明白其中的分量。
1962年，宿白先生曾在他著名的《敦煌七讲》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系统阐述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奠定了基础。他曾对樊锦诗说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最主要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永久地保存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一旦在石窟“破坏了的时候，能够依靠全面详细的记录进行复原。”北大的师长一直牵挂着敦煌石窟报告的完成，宿白先生更是非常关心这一件事，可是这个报告迟迟做不出来。考古报告的编排和体例、石窟测绘的方法、制作材料的提取和记录等问题，都是莫高窟石窟考古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20世纪以来，包括敦煌研究院在内的国内外的“敦煌学”各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仅敦煌研究院研究介绍敦煌石窟的出版物就大约200多种。然而，还没有一部科学、完整、系统的著述敦煌石窟全面资料的出版物。可是，文物保护专家、艺术和人文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都期盼了解掌握敦煌石窟的每个洞窟的全部信息资料。故及早规划并编辑出版多卷本记录性的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对于永久地保存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资料，无疑十分必要，对于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满足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
2000年前后，樊锦诗向宿白先生请教考古报告进行中遇到的问题，宿先生直截了当地说：“你怎么现在想起写报告了，你是为了树碑立传吧？”听得出宿先生对樊锦诗忙于管理事务而疏于学术研究有意见，因为当时经常有电视台采访她，也有报道她的新闻，所以宿白先生是想借此机会提醒樊锦诗，不要老在电视里晃来晃去，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要专心致志对待自己的学术研究。过了一阵子，樊锦诗又去向宿先生请教，宿先生又问：“你写考古报告是不是为了树立政绩？”樊锦诗半开玩笑地回答说：“宿先生，您真了不起！居然还知道‘政绩’这个词。如果我要是为政绩的话，就不知把多少升官的机会丢掉了。”宿白先生不说话了。考古报告第一卷工作将要完成之前，樊锦诗再去向宿先生请教，宿先生又问了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为了还债？”还债，就是还债，确实是还债，樊锦诗心下暗想，如果不把石窟考古报告做出来，这一辈子到敦煌来干什么来了？把院长当得再好也没用。
其实，敦煌石窟考古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留存到今天的洞窟，多则1600多年，少则800年，每一个都是内容丰富、辉煌灿烂、各呈特色的博物馆。做一部记录洞窟全部遗迹的石窟考古报告是极为复杂的工程，困难可想而知。加之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院长，长期从事研究院的管理工作，直到2015年才离开管理岗位，日常事务占去了她大量的时间。但是无论是考古工作还是管理工作，都是为了保护好敦煌石窟艺术，她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在她担任院长期间，带领敦煌研究院的同仁们，积极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保护工作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到现在的科学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倡导采用数字敦煌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敦煌石窟的珍贵价值和历史信息；使研究院成为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创新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平衡发展的新模式，让敦煌文化艺术走近民众、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近敦煌。
至于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历经40多年的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历经了许多失败和挫折，她才得以主持完成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的整体规划和分卷考古报告撰写的体例，直到2011年才出版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第一卷考古卷报告，将最先进的测绘技术运用到考古工作中，实现了石窟考古测绘的重大突破。在考古手段、考古工具、考古理念、专业分工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21世纪数字信息的发展给考古带来很多便利，可以做出很多前人无法做出的成果。《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打破了过去仅限于文字、绘图和摄影结合的方法手段，融汇了考古、历史、美术史、宗教、测量、计算机、摄影、化学、物理学、信息资料等多学科的方法手段。第一卷考古报告的编写出版，使永久保存、保护敦煌莫高窟及其他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资料，推动敦煌石窟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满足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甚至在石窟逐渐劣化甚至坍塌毁灭的情况下，提供为全面复原的依据，成为可能。
樊锦诗告诉我敦煌的考古报告工程特别浩大，按目前的整体规划，《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共100卷，整体完成敦煌石窟考古报告需要几代人的付出和努力。她说：“如今我已经80多岁了，我不知还能陪伴莫高窟多久，为她做多少事情。我希望借此机会呼吁全世界共同来关心和守护莫高窟这一人类绝无仅有的文化遗产。莫高窟是一个人类艺术和文化的宝库，这里封存的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奥秘，也许耗尽一辈子的时光也未必能穷尽它的谜底。《敦煌石窟全集》是一个‘世纪工程’，需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的事业，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的事业，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的事业。”
“第二届汪德迈中国学奖”现场
2019年10月18日傍晚，“第二届汪德迈中国学奖”的颁奖仪式在巴黎塞纳河畔庄严的法兰西科学院（亦译为“法兰西学院”）金石美文学院的大厅隆重举行。当92岁的汪德迈通讯院士拉着81岁的樊锦诗名誉院长的手进入大厅时，所有人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和我一道从北京和敦煌来参加典礼的柴剑虹先生、苏伯民副院长、吕文旭研究员都抑制不住激动的热泪。在“汪德迈中国学奖”的颁奖仪式上，她平静而又朴实的话语令人动容：
“我是一名中国的考古学者，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守护和研究世界文化遗产地———‘敦煌莫高窟’。我在敦煌度过了近60年的时光，我个人的考古研究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是不可分离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审核：周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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