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安史之亂後二十年、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的涇原兵變（又稱涇師之變），是一場有深遠影響的突發事件，從小了說是改變了唐德宗本人和一些藩鎮的命運，從大了說開始了唐王朝宦官專權的歷史，更是改變了大唐和吐蕃當時東亞兩個強國的走向。
這次兵變，貌似偶然但其實未必，事件發生過程陰謀的味道很濃。
（陝西涇陽唐德宗崇陵）
【唐德宗繼位初期的選擇】
在事件發生前兩年，唐德宗在位的第二年，戶部統計大唐戶口總數309萬戶、國家財政收入不包括鹽利就達到1306萬貫。雖然這兩個數字都只是盛唐時期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大唐國力明顯的已經開始恢復，已經具備解決一些關鍵問題的實力了。
當時擺在唐德宗面前有兩大問題，一是吐蕃，二是藩鎮。吐蕃雖然佔領了隴右、河西，又年年入侵，但對於中國古代帝王來說，攘外必先安內，藩鎮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
於是，唐德宗開始讓藩鎮服從號令以達到削藩的目的，而以河朔三鎮為首的幾個藩鎮聯合起來對抗朝廷，史稱“四鎮之亂”。唐德宗委派當時唐王朝最優秀的將領李晟率領中央禁軍，加上各地服從中央政令的一批節度使，共同對抗反叛的幾路藩鎮。
平叛前期唐軍連連取得勝利，但一方面反叛藩鎮實力比較強，另一方面平叛的幾路唐軍中還是以其他地方節度使為主，多少存了保存實力的想法，造成了平叛進程雖然在穩步推進，但進展不是很快。
時間拖長了就會加大意外事件發生的可能性，當參與平叛的節度使與反叛的藩鎮勾結在一起之後，反叛的藩鎮變成了五家，同時自立為王，史稱“五王之亂”。這時雙方實力對比就發生了變化，平叛局面從唐王朝佔優變成了雙方僵持。
【陸贄的勸諫】
這種情況下，唐德宗又有了兩個選擇，一是加大軍事壓力，看誰先堅持不住；二是在軍事上適當收縮，採取政治軍事結合的手段先穩定住局面。
當時唐德宗身邊有一位賢臣——陸贄（zhì），官位不高，只是為皇帝起草詔書的翰林學士，後來又過了若干年才出任宰相。陸贄就在分析當前局勢之後，對唐德宗繼位幾年做了一個評價：“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資治通鑑》）
這句話說的很重，意思是說皇帝一直在折騰一件沒可能的事情，理想太遠大、現實太殘酷，徹底否定了唐德宗過去幾年的工作。陸贄還是個烏鴉嘴，預言了京畿之地徵稅過多可能會發生兵變。
實事求是講，唐德宗想法大方向是正確的，重新統一確實是身為皇帝的首要任務，具體做法和幾十年後他的孫子唐憲宗削藩的做法也是大同小異。但祖孫倆的結果卻迥然不同，唐德宗失敗逃離長安，唐憲宗卻基本解決藩鎮問題實現元和中興，根本原因就是實力對比不同。唐德宗時期，不服從中央號令的藩鎮大多是安史之亂餘孽，悍將老兵尚在，對中央政府戒備之心也正處在頂峰，中央禁軍的實力也不強，削藩工作的難度比幾十年之後唐憲宗時期要大得多。
當然，唐憲宗的運氣比自己的爺爺唐德宗要好得多。同時，陸贄的水平也未必如何的高，這些話只是知識分子的老生常談罷了。
一心成為明君、銳氣正盛的唐德宗當然沒有聽從勸諫，更是不相信陸贄的預言，從各地調集兵馬支援前線，繼續加大對反叛藩鎮的軍事壓力，又加大了籌集錢糧供應軍隊的力度，這是發生涇原兵變的直接原因。
（陸贄）
【叛亂的發生】
唐德宗調動的一路兵馬五萬人來自涇原，這是安史之亂後在西北地區新設立專門用來防禦吐蕃的軍鎮，戰鬥力很強。一年前，曾經發生過涇原將領據城反叛的事件，原因不明，雖然被其他涇原將領消滅，但涇原之地情況並不算穩定。
當涇原兵路過長安時，士兵們以沒有得到足夠賞賜、且粗茶淡飯招待為由，在城外發動了兵變，並開始向長安城內進軍。
唐德宗得知此事後，讓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安撫軍隊，又派宦官給涇原軍發賞賜，同時調集中央禁軍維持秩序。
但這幾條措施都出了問題。
姚令言冒著箭雨衝到陣前，喊話讓軍隊停止行動，結果被叛軍用兵器架著攆走了。也不知道姚令言是早有預謀還是破罐子破摔，此人後來在叛亂過程中很是活躍，不但親自找了朱泚當首領，還當上了朱泚偽朝的侍中和大元帥，辦事頗為賣力；
來賞賜的宦官也被叛軍殺死，叛軍拒絕與朝廷對話；
唐德宗的最後一道屏障是中央禁軍，唐德宗繼位就免去了宦官的領軍權，換上了一個叫白志貞的官員統領，這本來是唐德宗初期勵精圖治的表現之一。但這個關鍵時刻，官員統領的中央禁軍出了大問題。
最近幾年中央禁軍一直在外征戰，死傷頗多，白志貞負責招募和補充。由於戰亂頻繁，無法招募到足夠的合格士兵，白志貞就用長安城中的商賈、小市民充數，平時就是掛個名，這也是唐朝中央禁軍的積弊。當需要打仗的時候，這些人當然不會到軍營中報道，於是唐德宗竟然無兵可調，只得倉皇逃離長安。
“亂兵已陳于丹鳳闕下，促神策軍拒之，無一人至者。”（《舊唐書》）
【濃濃的陰謀的味道】
叛軍初期並未騷擾百姓，當叛軍在皇城前列陣準備攻打皇城時，周圍竟然有數萬長安百姓圍觀，國人愛看熱鬧的習慣自古就有。
入城的叛軍喊話的內容如下：
“勿走，不稅汝間架矣！”（《舊唐書》）
“不奪爾商戶僦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新唐書》）
意思是說，老鄉們不要跑，以後不收房產稅了！
叛軍的這個口號是起因於唐德宗歷史上首創的房產稅，當時叫間架稅，與唐德宗繼位初實行的兩稅法一起，為唐王朝財政制度改變起到了重要作用。
這兩種稅收的共性是都把收稅的重點放到了有產者身上，這是歷史發展方向，而之前唐王朝實行了百餘年的租庸調製度相當於是人頭稅，弊端很多。
但既然是稅制改革，就要觸動有產者的利益，中國古代這種改革的直接實施者往往都沒有好下場，支持他們的皇帝在史書上的評價一般也相當的低，唐德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也是我說兵變之後有陰謀的原因，來自西北的邊軍對長安城實施不足半年的間架稅竟然瞭解很深，還把這個當成口號，背後如果沒有“高人”指點，未免解釋不通。但這個“高人”應該不是後來叛軍擁立的首領朱泚，這個軍伍出身的老兵痞沒這個本事，應該是生活在長安城中的文官所為。
史書上把問題歸結到當時負責勞軍的京兆尹王翃身上，強調王翃供應士兵的飯食“肉敗糧臭”。但根據王翃一生經歷來看，包括早期平定嶺南溪洞夷獠叛亂收復榮州（現廣西玉林），後期在東都洛陽訓練士卒、打造兵器，應該算是一位能幹活兒且知兵的人，說是王翃激起了這次兵變證據不足。叛軍想要鬧事兒，理由還是很容易找的。
【這次叛亂過程唯一一個自立為皇帝的人——朱泚】
叛軍在長安城中搶劫了官府的庫房，如果叛軍無組織，下一步就是各自逃散，兵變也就無聲無息的消弭了。但姚令言和士兵們卻擁立了一個領導者朱泚，兵變就變成了反叛，涇原之變進入了第二階段。
朱泚這人的社會關係和經歷比較複雜，本來是幽州節度使，曾主動入長安並留在長安，留下自己的弟弟朱滔鎮守幽州，算是對唐王朝比較靠攏的藩鎮將領，唐德宗也曾任命朱泚擔任過隴右、涇原節度使。之後朱滔竊取了幽州的兵權，把朱泚架空，兄弟之間已經不和。朱滔又是藩鎮叛亂的五王之一，在反叛後曾與朱泚通過信件，雖然朱泚本來和朱滔反叛無關，但因為兄弟關係將來肯定會受到影響。
涇原兵變的士兵們又不知道哪位“高人”給出了這個主意，讓他們擁立朱泚為主。朱泚正是需要改變局面的時候，就順水推舟的接受了士兵們的擁立，後來自立為帝，是這段時間唯一一個敢這樣做的人。
總之，唐德宗達成了“逃離長安三次”成就，帶著太子、諸王、妃子、公主百餘人從皇城北門逃走，一路上得知信息的長安文官武將紛紛聚集，經咸陽逃往奉天（現陝西乾縣），並在奉天駐紮下來，涇原兵變進入第二階段，開始了慘烈的奉天防禦戰。根據史書記載，成建制加入唐德宗的隊伍只有兩支，分別是四百人和三千人，唐德宗身邊的兵馬總數應該不超過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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