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安史之乱后二十年、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的泾原兵变（又称泾师之变），是一场有深远影响的突发事件，从小了说是改变了唐德宗本人和一些藩镇的命运，从大了说开始了唐王朝宦官专权的历史，更是改变了大唐和吐蕃当时东亚两个强国的走向。
这次兵变，貌似偶然但其实未必，事件发生过程阴谋的味道很浓。
（陕西泾阳唐德宗崇陵）
【唐德宗继位初期的选择】
在事件发生前两年，唐德宗在位的第二年，户部统计大唐户口总数309万户、国家财政收入不包括盐利就达到1306万贯。虽然这两个数字都只是盛唐时期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大唐国力明显的已经开始恢复，已经具备解决一些关键问题的实力了。
当时摆在唐德宗面前有两大问题，一是吐蕃，二是藩镇。吐蕃虽然占领了陇右、河西，又年年入侵，但对于中国古代帝王来说，攘外必先安内，藩镇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
于是，唐德宗开始让藩镇服从号令以达到削藩的目的，而以河朔三镇为首的几个藩镇联合起来对抗朝廷，史称“四镇之乱”。唐德宗委派当时唐王朝最优秀的将领李晟率领中央禁军，加上各地服从中央政令的一批节度使，共同对抗反叛的几路藩镇。
平叛前期唐军连连取得胜利，但一方面反叛藩镇实力比较强，另一方面平叛的几路唐军中还是以其他地方节度使为主，多少存了保存实力的想法，造成了平叛进程虽然在稳步推进，但进展不是很快。
时间拖长了就会加大意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当参与平叛的节度使与反叛的藩镇勾结在一起之后，反叛的藩镇变成了五家，同时自立为王，史称“五王之乱”。这时双方实力对比就发生了变化，平叛局面从唐王朝占优变成了双方僵持。
【陆贽的劝谏】
这种情况下，唐德宗又有了两个选择，一是加大军事压力，看谁先坚持不住；二是在军事上适当收缩，采取政治军事结合的手段先稳定住局面。
当时唐德宗身边有一位贤臣——陆贽（zhì），官位不高，只是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后来又过了若干年才出任宰相。陆贽就在分析当前局势之后，对唐德宗继位几年做了一个评价：“徇无已之求，望难必之效。”（《资治通鉴》）
这句话说的很重，意思是说皇帝一直在折腾一件没可能的事情，理想太远大、现实太残酷，彻底否定了唐德宗过去几年的工作。陆贽还是个乌鸦嘴，预言了京畿之地征税过多可能会发生兵变。
实事求是讲，唐德宗想法大方向是正确的，重新统一确实是身为皇帝的首要任务，具体做法和几十年后他的孙子唐宪宗削藩的做法也是大同小异。但祖孙俩的结果却迥然不同，唐德宗失败逃离长安，唐宪宗却基本解决藩镇问题实现元和中兴，根本原因就是实力对比不同。唐德宗时期，不服从中央号令的藩镇大多是安史之乱余孽，悍将老兵尚在，对中央政府戒备之心也正处在顶峰，中央禁军的实力也不强，削藩工作的难度比几十年之后唐宪宗时期要大得多。
当然，唐宪宗的运气比自己的爷爷唐德宗要好得多。同时，陆贽的水平也未必如何的高，这些话只是知识分子的老生常谈罢了。
一心成为明君、锐气正盛的唐德宗当然没有听从劝谏，更是不相信陆贽的预言，从各地调集兵马支援前线，继续加大对反叛藩镇的军事压力，又加大了筹集钱粮供应军队的力度，这是发生泾原兵变的直接原因。
（陆贽）
【叛乱的发生】
唐德宗调动的一路兵马五万人来自泾原，这是安史之乱后在西北地区新设立专门用来防御吐蕃的军镇，战斗力很强。一年前，曾经发生过泾原将领据城反叛的事件，原因不明，虽然被其他泾原将领消灭，但泾原之地情况并不算稳定。
当泾原兵路过长安时，士兵们以没有得到足够赏赐、且粗茶淡饭招待为由，在城外发动了兵变，并开始向长安城内进军。
唐德宗得知此事后，让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安抚军队，又派宦官给泾原军发赏赐，同时调集中央禁军维持秩序。
但这几条措施都出了问题。
姚令言冒着箭雨冲到阵前，喊话让军队停止行动，结果被叛军用兵器架着撵走了。也不知道姚令言是早有预谋还是破罐子破摔，此人后来在叛乱过程中很是活跃，不但亲自找了朱泚当首领，还当上了朱泚伪朝的侍中和大元帅，办事颇为卖力；
来赏赐的宦官也被叛军杀死，叛军拒绝与朝廷对话；
唐德宗的最后一道屏障是中央禁军，唐德宗继位就免去了宦官的领军权，换上了一个叫白志贞的官员统领，这本来是唐德宗初期励精图治的表现之一。但这个关键时刻，官员统领的中央禁军出了大问题。
最近几年中央禁军一直在外征战，死伤颇多，白志贞负责招募和补充。由于战乱频繁，无法招募到足够的合格士兵，白志贞就用长安城中的商贾、小市民充数，平时就是挂个名，这也是唐朝中央禁军的积弊。当需要打仗的时候，这些人当然不会到军营中报道，于是唐德宗竟然无兵可调，只得仓皇逃离长安。
“乱兵已陈于丹凤阙下，促神策军拒之，无一人至者。”（《旧唐书》）
【浓浓的阴谋的味道】
叛军初期并未骚扰百姓，当叛军在皇城前列阵准备攻打皇城时，周围竟然有数万长安百姓围观，国人爱看热闹的习惯自古就有。
入城的叛军喊话的内容如下：
“勿走，不税汝间架矣！”（《旧唐书》）
“不夺尔商户僦质，不税尔间架、除陌矣。”（《新唐书》）
意思是说，老乡们不要跑，以后不收房产税了！
叛军的这个口号是起因于唐德宗历史上首创的房产税，当时叫间架税，与唐德宗继位初实行的两税法一起，为唐王朝财政制度改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两种税收的共性是都把收税的重点放到了有产者身上，这是历史发展方向，而之前唐王朝实行了百余年的租庸调制度相当于是人头税，弊端很多。
但既然是税制改革，就要触动有产者的利益，中国古代这种改革的直接实施者往往都没有好下场，支持他们的皇帝在史书上的评价一般也相当的低，唐德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也是我说兵变之后有阴谋的原因，来自西北的边军对长安城实施不足半年的间架税竟然了解很深，还把这个当成口号，背后如果没有“高人”指点，未免解释不通。但这个“高人”应该不是后来叛军拥立的首领朱泚，这个军伍出身的老兵痞没这个本事，应该是生活在长安城中的文官所为。
史书上把问题归结到当时负责劳军的京兆尹王翃身上，强调王翃供应士兵的饭食“肉败粮臭”。但根据王翃一生经历来看，包括早期平定岭南溪洞夷獠叛乱收复荣州（现广西玉林），后期在东都洛阳训练士卒、打造兵器，应该算是一位能干活儿且知兵的人，说是王翃激起了这次兵变证据不足。叛军想要闹事儿，理由还是很容易找的。
【这次叛乱过程唯一一个自立为皇帝的人——朱泚】
叛军在长安城中抢劫了官府的库房，如果叛军无组织，下一步就是各自逃散，兵变也就无声无息的消弭了。但姚令言和士兵们却拥立了一个领导者朱泚，兵变就变成了反叛，泾原之变进入了第二阶段。
朱泚这人的社会关系和经历比较复杂，本来是幽州节度使，曾主动入长安并留在长安，留下自己的弟弟朱滔镇守幽州，算是对唐王朝比较靠拢的藩镇将领，唐德宗也曾任命朱泚担任过陇右、泾原节度使。之后朱滔窃取了幽州的兵权，把朱泚架空，兄弟之间已经不和。朱滔又是藩镇叛乱的五王之一，在反叛后曾与朱泚通过信件，虽然朱泚本来和朱滔反叛无关，但因为兄弟关系将来肯定会受到影响。
泾原兵变的士兵们又不知道哪位“高人”给出了这个主意，让他们拥立朱泚为主。朱泚正是需要改变局面的时候，就顺水推舟的接受了士兵们的拥立，后来自立为帝，是这段时间唯一一个敢这样做的人。
总之，唐德宗达成了“逃离长安三次”成就，带着太子、诸王、妃子、公主百余人从皇城北门逃走，一路上得知信息的长安文官武将纷纷聚集，经咸阳逃往奉天（现陕西乾县），并在奉天驻扎下来，泾原兵变进入第二阶段，开始了惨烈的奉天防御战。根据史书记载，成建制加入唐德宗的队伍只有两支，分别是四百人和三千人，唐德宗身边的兵马总数应该不超过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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