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隨著國家九年義務教育的全面普及，國家加大了對教育的投入和師資力量的培養，最後一批“民辦教師”轉為國家正式公立教師。民辦教師，作為一個特殊符號成為歷史，融入共和國教育歷史的長河，成為永恆的輝煌畫卷！他們的功績永遠載入共和國教育的史冊。
“民辦教師”，顧名思義，區別於“公辦教師”。是上個世紀廣大農村，特別是農村偏遠山區教育相對落後，教師資源嚴重缺乏的特定情況下產生的一支特殊的教育工作者群體。民辦教師用人的主體是當時的村一級集體組織，聘用民辦教師由村（改革開放之前稱“生產大隊”）和學校以及當時的鄉政府（改革開放之前稱“人民公社”）教育主管部門（當時叫“文化教育管理辦公室”，簡稱，“文教辦”）共同研究決定。錄用方式各有千秋。待遇，各地不同，方式基本是工分加補貼。工分基本是一個成年勞力的平均數，3000分左右，加每月5元津貼。
具有關部門統計，改革開放之前，我國民辦教師比例佔教師總數三分之一。這些民辦教師支撐起農村，特別是農村偏遠山區的教育事業，他們以難以想象的犧牲精神，奉獻精神，創造精神，成為新中國偏遠落後地區教育事業的基石。為我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農村教育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
民辦教師，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讓山裡的孩子有了讀書的機會。大批山裡的孩子通過讀書，通過民辦教師的辛勤培育，開闊了眼界，有了理想和信念。也增長了知識和才幹，陸續走出了大山，考入中學，進而考入大學，成為共和國的建設者和有用人才。
我的啟蒙老師，李先生（我自己這樣尊稱他老人家），每天要步行單程走十幾里路程來給孩子們上課。一個人同時教一年級，二年級的“複式班”（一個教室裡或一個‘班裡’同時有兩個年級的學生上課，稱為‘複式班’）的孩子，每個年級十幾個學生。兩間一明的土平房，條山大炕，放幾個不知從哪裡弄來的八仙桌，坐著一年級的孩子。地下坐著二年級的學生，課桌是土坯上面搭的木板，課凳也是土坯上面搭木板，只是比課桌的木板窄一些。
炕上的一年級學完“算術”佈置完作業，再開始教地下的二年級學語文，教完課文，佈置作業，安排自習，再檢查輔導炕上的一年級“算術”。如此循環往復。也學唱歌和“體育”，“體育”也是兩個年級班一起上。體育課內容基本是“老鷹捉小雞”、“丟手絹”；唱歌基本是《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愛北京天安門》就兩個班一起唱。李先生不教廣播體操，可能他也不會。
冬天，李先生要用自己撿來的柴火自己燒火儘量把孩子們坐的大炕燒熱，俗話說“炕熱屋子暖”，炕燒熱乎了，坐在地下上課的孩子也增添一些暖意。順便也蒸熱從家裡帶來的飯。一個大鐵鍋，自己熱飯也給孩子們熱飯。
教室房子漏雨了，也是先生自己找人幫忙處理，牆上的泥掉下來，先生就自己和泥抹牆。簡單的教具也是老師自己製作。甚至一部分教材也是老師自己編寫。
記得當時“算術”用的“教具”是先生自己用高粱穗子下端的穗子稈（農村一般用來做蓋簾），做成的像個整整齊齊的小“簾子”的東西，中間用兩條線鬆散的穿起來，形象化地教授“算術”，算“1+1=2”就分別撥開兩根高粱杆，然後再合上。非常逼真、具體。先生也要求學生回家讓家長給自己做一個這樣的“小高粱杆簾子”上課用。語文的識字課教具，也是李先生自己用白紙做的類似識字卡片的樣子，白紙那時叫“大白紙”，很大的一張，買來再自己裁剪成課本大小的紙張，然後再裝訂成本子。先生就是用這樣的“大白紙”裁剪成“識字卡片”，笨拙地畫上物體，再寫上相應的漢字。以此來形象地教授孩子識字。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先生終於熬到轉正，頭髮早白了，背也駝了。但他老人家，無怨無悔，言語之間對黨和政府表達了由衷的感激！能清楚地記起很多自己當年的學生的名字！遇到熟人，如數家珍地談論自己的學生哪個考上了什麼大學，誰誰在哪裡工作，誰誰前幾天還給他來了信！談起他的學生，自豪感油然而生，一臉幸福！
一次我順路去看望他老人家，先生還眉飛色舞、記憶猶新地提起我們那一個班級的他得意的“三東”，（即名字裡都有個“東”字的三個學習成績比較優秀的學生）能想起起當年的一些細節！那個自豪勁兒，手舞足蹈的像個孩子！
千千萬萬個李先生這樣的“民辦教師”，在那個特定的年代，為農村的教育事業，為千千萬萬個大山裡的孩子能走出大山，實現夢想，併成長為共和國的建設者和有用人才，在條件極其艱苦，設備極其簡陋，報酬極其低廉的情況下，克服了今天難以想象的困難而默默奉獻，無怨無悔，獻出青春，獻出終身，獻出健康，他們應是共和國教育歷史上最可愛的人！
共和國將永遠記住他們！
歷史，將永遠記住他們！
他們的學生將永遠記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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