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国家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和师资力量的培养，最后一批“民办教师”转为国家正式公立教师。民办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符号成为历史，融入共和国教育历史的长河，成为永恒的辉煌画卷！他们的功绩永远载入共和国教育的史册。
“民办教师”，顾名思义，区别于“公办教师”。是上个世纪广大农村，特别是农村偏远山区教育相对落后，教师资源严重缺乏的特定情况下产生的一支特殊的教育工作者群体。民办教师用人的主体是当时的村一级集体组织，聘用民办教师由村（改革开放之前称“生产大队”）和学校以及当时的乡政府（改革开放之前称“人民公社”）教育主管部门（当时叫“文化教育管理办公室”，简称，“文教办”）共同研究决定。录用方式各有千秋。待遇，各地不同，方式基本是工分加补贴。工分基本是一个成年劳力的平均数，3000分左右，加每月5元津贴。
具有关部门统计，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民办教师比例占教师总数三分之一。这些民办教师支撑起农村，特别是农村偏远山区的教育事业，他们以难以想象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成为新中国偏远落后地区教育事业的基石。为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农村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民办教师，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让山里的孩子有了读书的机会。大批山里的孩子通过读书，通过民办教师的辛勤培育，开阔了眼界，有了理想和信念。也增长了知识和才干，陆续走出了大山，考入中学，进而考入大学，成为共和国的建设者和有用人才。
我的启蒙老师，李先生（我自己这样尊称他老人家），每天要步行单程走十几里路程来给孩子们上课。一个人同时教一年级，二年级的“复式班”（一个教室里或一个‘班里’同时有两个年级的学生上课，称为‘复式班’）的孩子，每个年级十几个学生。两间一明的土平房，条山大炕，放几个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八仙桌，坐着一年级的孩子。地下坐着二年级的学生，课桌是土坯上面搭的木板，课凳也是土坯上面搭木板，只是比课桌的木板窄一些。
炕上的一年级学完“算术”布置完作业，再开始教地下的二年级学语文，教完课文，布置作业，安排自习，再检查辅导炕上的一年级“算术”。如此循环往复。也学唱歌和“体育”，“体育”也是两个年级班一起上。体育课内容基本是“老鹰捉小鸡”、“丢手绢”；唱歌基本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爱北京天安门》就两个班一起唱。李先生不教广播体操，可能他也不会。
冬天，李先生要用自己捡来的柴火自己烧火尽量把孩子们坐的大炕烧热，俗话说“炕热屋子暖”，炕烧热乎了，坐在地下上课的孩子也增添一些暖意。顺便也蒸热从家里带来的饭。一个大铁锅，自己热饭也给孩子们热饭。
教室房子漏雨了，也是先生自己找人帮忙处理，墙上的泥掉下来，先生就自己和泥抹墙。简单的教具也是老师自己制作。甚至一部分教材也是老师自己编写。
记得当时“算术”用的“教具”是先生自己用高粱穗子下端的穗子秆（农村一般用来做盖帘），做成的像个整整齐齐的小“帘子”的东西，中间用两条线松散的穿起来，形象化地教授“算术”，算“1+1=2”就分别拨开两根高粱杆，然后再合上。非常逼真、具体。先生也要求学生回家让家长给自己做一个这样的“小高粱杆帘子”上课用。语文的识字课教具，也是李先生自己用白纸做的类似识字卡片的样子，白纸那时叫“大白纸”，很大的一张，买来再自己裁剪成课本大小的纸张，然后再装订成本子。先生就是用这样的“大白纸”裁剪成“识字卡片”，笨拙地画上物体，再写上相应的汉字。以此来形象地教授孩子识字。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先生终于熬到转正，头发早白了，背也驼了。但他老人家，无怨无悔，言语之间对党和政府表达了由衷的感激！能清楚地记起很多自己当年的学生的名字！遇到熟人，如数家珍地谈论自己的学生哪个考上了什么大学，谁谁在哪里工作，谁谁前几天还给他来了信！谈起他的学生，自豪感油然而生，一脸幸福！
一次我顺路去看望他老人家，先生还眉飞色舞、记忆犹新地提起我们那一个班级的他得意的“三东”，（即名字里都有个“东”字的三个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能想起起当年的一些细节！那个自豪劲儿，手舞足蹈的像个孩子！
千千万万个李先生这样的“民办教师”，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为农村的教育事业，为千千万万个大山里的孩子能走出大山，实现梦想，并成长为共和国的建设者和有用人才，在条件极其艰苦，设备极其简陋，报酬极其低廉的情况下，克服了今天难以想象的困难而默默奉献，无怨无悔，献出青春，献出终身，献出健康，他们应是共和国教育历史上最可爱的人！
共和国将永远记住他们！
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
他们的学生将永远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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