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家門口的青少年性侵謀殺案在全國掀起了軒然大波，是什麼讓一個未成年的男孩將魔爪伸向了一個可憐的孩子？那些被性侵後的女性受到了怎樣的心理創傷？在讀完這本《生命暗章》之後，帶著無法平靜的心情慢慢撥開一層層心頭的困擾。

作者李懷瑜在遭到一名未成年性侵後的五年，用自己的回憶寫下這本半自傳的小說，與同類素材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相比，作者採用施暴者和被害者的雙重敘事視角，在為我們講述這場“生命暗章”的同時，似乎也在追溯這整件案子的背後，試圖立體地還原造成這場犯罪的因素有哪些，看到事件的表面下面湧動的暗流。也正是這一點，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這部作品。

是誰在向性侵被害者施暴？

是施暴者本人，也是我們。

在性侵者受害中心接受調查的時候一遍一遍接受著沒有感情的問詢，像“開放式的證物收集櫃”“供他們下載證據的信息庫”，沒有感情，沒有情緒。傷疤被一次次地揭開，又被一次次地合上，也許揭開傷疤的目的是為了讓傷疤更快地痊癒，我們卻忽略了一次次揭開又合上傷疤時，被害者內心所遭受的煎熬和傷害是否能痊癒。在受到侵害後，這一次次接受的調查和檢查，吞進體內的藥物，看上去似乎都是在為受害者謀得更多的好處，但是在作者李懷瑜的筆下，在薇安的內心中這些都使她備受煎熬卻又不得不接受這“浮士德契約”中的一切。這難道不是在施暴嗎？

從愛爾蘭回到倫敦之後，薇安發現媒體上都在大肆報道這起性暴力侵犯案的新聞中，她這個能夠獨當一面的30歲的電視臺職業女性，卻被刻畫成了“瘦小的華人女孩”“講著破英文和華人口音在泥地中瑟縮無助的女孩”“被毀掉人生的女孩”。在這種可怕的人云亦云的媒體時代，這樣帶有傾向色彩的話語描述難道不是在施暴嗎？

蜷縮到自己的小窩，面對同事的、朋友的關心和詢問，薇安逐漸地習慣了也學會了面對什麼角色身份的人，講述出怎樣的遭遇，因為有的詢問根本沒有希望收到這樣的答案。這種沒有實質性的關心和詢，問只在太陽高升的白天為薇安帶來了溫暖和慰藉，但是每當太陽隱去光芒，夜晚的黑暗吞噬這薇安的內心的時候，她只能躺在客廳裡的床墊上，向飄蕩在遠方泰晤士河上的一片孤舟一樣，在苦惡之中飄蕩，飄向未知。這難道不是一種施暴嗎？

我們總怪罪於施暴者的殘忍和不堪，但是我們在這場施暴的過程中，是否也扮演著一個看不見的施暴者？

是誰造成了青少年的性侵犯罪？

是悲慘的家庭，也是我們。

錢寧在向薇安施暴的時候才15歲，還是一個未成年。他有一個整日酗酒家暴的父親，有一個依靠著小偷小摸度日的哥哥，一個飽受欺凌的母親，三個年幼的妹妹，兩哥不務正業卻常作奸犯科的兄弟，還有一個四處漂流的“家”。這些碎片拼接到一起，拼出了錢寧的童年——缺少關愛，缺少教育，缺少安全感。

有人說在這樣的環境下，孩子步入歧途是遲早的事情，但是我們在這個孩子的毀滅中真的什麼都沒做嗎？

“這些所有的別人……他們尊敬我嗎？”他大笑，“我他媽的才不信呢，他們一看到我就討厭我，他們心中想到的是，沒用的流浪兒。”

這是錢寧在服刑時與教管人員傾吐的內心深處的感受。他們這些流浪人一生漂泊，沒有固定的居所和工作，在社區範圍內，只要是發生了什麼意外，人們總是將懷疑的對象指向這些漂泊的流浪兒，更別提“尊重”二字。

我們總是願意將錢寧這類小孩子的犯罪歸結到他酗酒的父親，離他而去的母親和動盪且缺乏教育的生活環境，但是社會中的我們是否也是將他們推向深淵的劊子手呢？

案子的最後勇敢的薇安為了她自己，為了她身後的更多的女性站了出來，站到了庭審現場，橫眉冷對眾人的目光；李懷瑜也是，為了她自己，為了她身後這樣的女站了出來，待著這本《生命暗章》站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央。就像她所說的：“這就是她現在的樣子。不屈不撓，只追尋一件事，而且就是隻這一件事。”

她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