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我國最主要的民族樂器之一，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曾經是我國最親民、最普及的樂器，深受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歡迎。那時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喜歡二胡者以成年人居多，從學富五車的高級知識分子，到目不識丁的農家漢子、工農商學兵，都有人喜歡甚至痴迷二胡。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那時的二胡曲非常接地氣，非常親民，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那時的二胡新曲不僅多，而且題材多是民眾“看得見、摸得著”的，旋律是人們所熟悉的，如《趕集》、《花鼓調》、《江河水》、《梆子風》、《河南小曲》等，其音樂主調就直接取材於民間音樂或戲曲音樂。即便純屬自創的曲子，如《山村變了樣》、《春詩》等，也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旋律優美、格調清新，具有極強的可聽性。至於曲子的難易程度，既有入門級的《祖國的花朵》、《賽馬》，又有專業級的《秦腔主題隨想曲》、《豫北敘事曲》等，差不多人人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演奏水平的新曲目。
文革結束後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戰馬奔騰》、《草原新牧民》、《姑蘇春曉》等一批優秀的二胡新作相繼問世。尤其是隨著《長城隨想》、《新婚別》、《蘭花花敘事曲》等大型曲目的出現，我國的二胡藝術一舉跨入了協奏曲時代。與文革前的二胡曲相比，這些作品創作手法更加新穎，曲式結構更加複雜，演奏難度也大大提高。但這些作品，無論是演奏時長僅幾分鐘的小品，還是長達四個樂章的鴻篇鉅製，都很好地保持了“民族性”這一根基，令國人聽來入耳入心、親切自然。因此這些新作品，不僅受到了專業及業餘二胡愛好者的歡迎，也贏得了廣大聽眾的讚賞。正是這些作品的創作成功，有力地推動了我國二胡演奏藝術的發展，將二胡演奏藝術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然而，二胡曲的創作並沒有按照人們希望的那樣，沿著這一良好的勢頭髮展下去。尤其是近一二十年來，儘管二胡圈上層在不斷地造勢，諸如胡琴藝術節、絃樂藝術節、××二胡比賽、××二胡獨奏音樂會、××二胡作品音樂會……你方唱罷我登場。這些活動，看似轟轟烈烈，實際上對二胡藝術發展所產生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究其原因，主要是沒能推出被廣泛認可的新作品，這與以前二胡界舉辦的活動產生的影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1963年4月7日至14日，在第四屆“上海之春”音樂會期間，舉辦了全國二胡邀請賽。在這次比賽中，選手們演奏的新創作二胡曲有22首，發掘整理的民間樂曲有12首。邀請賽過後，中國音協上海分會將其中的部分新曲，以《二胡曲十首》的書名結集出版。書中的《豫北敘事曲》、《江河水》、《賽馬》、《秦腔主題隨想曲》等，一經問世便迅速傳遍了大江南北，而且至今在二胡教學與演奏中還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文革後的1982年3月、9月，先後在武漢和濟南舉辦的全國民族器樂觀摩演出，1985年在北京舉辦了全國二胡邀請賽，同樣也推出了一些具有長久生命力的二胡新曲。反觀今日之二胡界某些活動，其差距是顯而易見的。
如今的二胡樂壇，幾乎已成了大型協奏曲的一統天下，動輒《XX幻想曲》、《XX狂想曲》、《XX協奏曲》，彷彿不幻想、狂想、協奏，就不能體現大手筆，就羞於出手。本來，二胡藝術園地裡，不僅允許而且應該大力提倡創作不同風格、不同體裁，甚至是實驗或探索性的作品，當然也包括大型協奏曲。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走極端，如今不僅專業作曲家，就是一些本來具有一定創作才能，最熟悉二胡性能，最能發揮二胡優勢，曾經有過創作優秀二胡曲經歷的演奏家，也大都不再涉足二胡短曲的創作。這便更加使得短小精悍、易被民眾接受的二胡曲成了“稀缺物資”，任憑你踏破鐵鞋，也難覓其蹤影。如果留意一下業餘二胡考級現場，不難發現，如今孩子們拉的，絕大多數還是數十年前的那些老曲，這不能不說是二胡界的悲哀。儘管從某種意義上說，老曲子的長久存在，正表明了優秀作品的持久生命力，但這並不能說明二胡界長期缺乏雅俗共賞、富有時代氣息優秀新作的局面是正常的。
本來專業作曲家涉足二胡音樂創作是極好的事，而且早就有像劉文金那樣的成功先例。但如今的某些作曲家，想必在創作伊始，就抱定了“曲不驚人誓不休”的信念，總熱衷於“大製作”，在作曲手法、音樂語彙等方面，一味地追求新、奇、怪。作品中怪招迭出，甚至有意捨棄二胡的最佳音區不用，而著力在發音幹、扁、澀的最下把位展示功力。這樣的作品，聲音效果差、可聽性欠缺是必然的。筆者的一位音樂界同行，在看過一場有此類“現代作品”的二胡音樂會談及感受時，就曾用“如坐針氈”予以描述，並不無調侃地說：“此曲只應天上有，我等凡人不能聞!”
如今之二胡藝術，已如一騎絕塵，遠離民眾而去，如此發展下去，只能是道路越走越窄，圈子越來越小。為此，人們有理由呼籲：還是少一些只顧表現自我，不理會受眾感受的幻想、狂想，多一些民眾喜聞樂見、接地氣、親民、雅俗共賞的作品，讓二胡藝術恢復其大眾藝術之本源吧！
閱讀更多 昭華民族音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