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愛香，以香草賦美人，恨不得江離、芷草、秋蘭全都佩戴在身。可寫來寫去，也不過辟芷、申椒、菌桂、蕙茵、留夷、揭車、薛荔這幾樣，先秦香料貧乏可見。若是他穿越到唐代，情況會大不一樣。本土香草、外來香料信手拈來，一部《楚辭》說不定會成為唐人用香生活指南，被後人奉為圭臬。

唐人愛好一切外來事物，政治經濟地域的大一統為這個開放的帝國帶來了各式各樣的宗教徒、各國使節、醫生、商賈。西方、中亞、印度、東南亞的方物隨之而來，在這些具有異國情調的奇物和生活用品中，香料佔據重要位置。那個年代上層社會的男男女女們，莫不將自己籠罩在香氣繚繞的世界裡：寺院廟宇內香雲瀰漫，世俗生活，概莫能外；他們的浴缸加滿了香料，身上散發著香味；衣服要薰香之後才能穿，上面還得掛著香囊；庭院住宅內，芳香噴鼻；公堂衙門等公共場所，香氣四處瀰漫。行走路間，芬馥清風裡，穿越而來的屈原定會覺得自己身處理想國度中，周身被美人環繞。可惜，由於外來香料多為熱帶產物，不產於黃河或長江流域，屈原"對之未曾寓目，故亦不能形諸文字"，有生之年，無緣得見。

香料功用很多，它賜予人美的享受，滋補身體、淨化靈魂、祭饗神靈；有唐一代，在中介商們——波斯商人、粟特商人、阿拉伯商人接棒努力下，外來香料如沉香、紫藤香、欖香、樟腦（龍腦香）、蘇合香、安息香、乳香、沒藥、丁香、鬱金香、阿末香、降真香等紛紛進入中國市場；香料貿易讓商人獲利豐厚，它帶來了廣州的繁榮，也因廣州衰敗黯淡於唐末。

早期"絲香之路"

外來香料進入中國，有兩條路線，一條沿陸上絲綢之路從西域傳入，一條經海上交通自南方沿海地區進入。古代傳說中，往往將香料由西域入中國時間上溯到漢武帝時期（屈原投江100多年後）。如"後世好事者"假託東方朔之名集撰而成的《海內十洲記》，就明確表示，徵和三年，漢武帝巡邊至安定，西胡月氏國王遣使獻香4兩，大如雀卵，黑如桑葚。漢武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交由外庫收藏。傳言，此神香有起死回生功效，其時長安遭遇瘟疫，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在使臣建議下，漢武帝於城內取月氏神香燒之，死亡時間未超3個月者起死回生，神香芳氣長期縈繞城內，3個月後才散去。

通關開竅，使人死而復生的香料肯定是沒有的，但月支國獻香符合事實，只是時間還得往後推到東漢。較早的正史記錄，竇憲通過班超，從大月氏（貴霜王朝）人手中，購買蘇合香（以產地蘇合得名），這大概是中國最早進口的一種香料。馥身去穢的香料倒是有，東漢初，西域賈胡深入內地，兜售西域商品"五木香、迷迭、艾納之屬"，寒士秦嘉見之，從賈胡手中買了4種好香，各1斤，贈予妻子。

從考古材料看，經海上絲綢之路，香料較早進入中國境內。中國本沒有薰香傳統，燻爐首先見於廣州南越王墓，說明南越國（約公元前203年立國）與海外方國有貿易往來，且有從海外輸入香料和燃香的習俗。受外來影響，薰香為當時南越國上流社會的一種風尚。經海路進入南越的香料主要來自東南亞地區，漢武帝平南越後，海外香料通過南方沿海地區先至番禺（今廣州地區，後至中原。

古印度為香料大國，《後漢書·西域傳》載，天竺國有細布、諸香、石蜜、胡椒、姜、黑鹽等。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天竺諸香從西域傳入，後西域戰亂，陸上絲綢之路受阻，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四年（161），轉由海路輸入。由於這條南海——印度洋航線交換貨物主要為中國的絲綢和國外的香料，故被後世稱為"絲香之路"。

早期的海上航程，直運不可能，只能通過轉送，中國商船停泊於馬來半島，商使上陸轉"蠻夷賈船"，再航孟加拉灣、印度。後來隨著貿易往來的增加，中國和印度洋國家的商船，可沿馬六甲海峽航行，直接交易。這條航線一頭連著中國，一頭連著古羅馬。漢代商人與印度做貿易時，與古羅馬商人在天竺相會。中國人以絲帛換香藥、象牙、珠寶、犀角等貨物，羅馬商人則將絲綢運往紅海港口，以駱駝馱運至尼羅河，然後溯河到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就這樣，"古埃及女王姑婁巴，羅馬統治者愷撒及其宮廷能夠得到中國絲綿袍服，而中國也由此得到海西琉璃、香藥和幻人（魔術師）"。

敦煌壁畫《盛唐海船圖》

香料的正式輸入

兩漢時期，南海——印度洋絲香之路初具規模，外來香料算不得大宗商品。學者陳連慶將魏晉時期視為異域香料正式輸入階段，中國本土香料逐漸退居其次。一者關於西域南海外來香料及品種的記載越來越多，大都翔實可信。二者，所謂"佛教傳入之路也是一條香藥傳入之路"，隨著佛教深入，中國對外來香料需求量增加。佛經認為，以香藥塗布身體是一種功德，可以充實活力，潔淨身體，延長生命，增進健康，"故佛法中香為佛事"，燒香禮佛之事漸多。

曹操尚儉，對於外來的貴重香料，下過禁令，"不得燒香，其以香藏衣著身亦不得"。但在招納賢才方面卻很大方，他曾贈予諸葛亮5斤雞舌香，不是嫌他口臭，而是取同含雞舌香，共理朝堂事之義，向諸葛亮示好。兒子曹丕也不是省油的燈，親手種迷迭於中庭，招呼文壇諸家前來作賦，即位後極盡所能蒐集珍奇香料。西晉建國後，皇族門閥階層對外來香料的渴求，刺激西域胡商東行。南海交通的便利，產於印度、東南亞的香料不斷輸入。

異域香料畢竟流通有限，韓壽偷香故事廣為流傳。《世說新語》載，西晉開國元勳賈充幕僚韓壽，因其姿色俊美，被賈充女兒賈午看上。兩人私下往來間，賈午將御賜給賈充和陳騫的西域奇香贈予韓壽，此香一經沾身，香味好幾個月也散不去。一日，賈充召集韓壽開會，對其渾身散發出的芳香甚為熟悉，懷疑家裡出了內賊，便開始調查此事，賈午婢女只好如實相告。怎料這一西域奇香竟促成一段好姻緣，頗受賈充欣賞的韓壽最終抱得美人歸，不僅"偷"了香，還成了賈家上門女婿。

大秦貨？波斯貨？

漢晉之際，見於史料記載的香料有微木（沒藥別名）、蘇合、狄提、迷迭、兜納、白附子、雞舌香、沉香、檀香、乳香、藿香、鬱金香、芸膠（安息香）等。敘利亞的蘇合香、阿拉伯的乳香、印度的鬱金香和青木香均由羅馬人販賣至中國，時人多認為它們為大秦物產。事實並非如此，之所以有這樣的誤解，還是與古羅馬帝國時期海上勢力擴張有關。284年，大秦（羅馬）商人運來蜜香紙3萬幅，在當時來說，算是一宗較大的香料貿易。蜜香紙由蜜香樹的皮葉加工而成，這種香料產於印度支那，羅馬商人只是充當轉運商角色罷了。

奧古斯都在位期間，"整個地中海世界和埃及的紅海沿岸在唯一的專制君主的和平治理下統一了。帝國境內廢除了所有的過境稅與敲詐勒索，鎮壓了帝國境內的土匪與海上的強盜，為東西方貿易的發展帶來了難得的機遇"。羅馬商人從埃及的紅海古港邁奧霍穆揚帆出海，每年發船百餘艘，遠航印度海，東達印度馬拉巴海岸和錫蘭島（斯里蘭卡）。1世紀以後，羅馬商人走得更遠，發現了一條直抵中國的全海運路線。《魏略·西戎傳》中記載大秦通中國之路線有陸路、海路、此外還有水道通益州（今四川成都）、永昌（今雲南保山東北）。

3世紀，來自伊朗高原的波斯薩珊族推翻安息帝國，薩珊波斯帝國建立。薩珊波斯不斷強大的同時，西面羅馬帝國在內部社會危機和外部蠻族入侵的雙重打擊下，國力大為衰落，無暇顧及東西方貿易；東方的中亞強國貴霜帝國也再無復振機會。幅員遼闊，連通四方的薩珊波斯成為中亞地區最具影響的力量。它將觸角延伸至南面的海洋與北方的草原，等到4世紀羅馬——拜占庭帝國恢復元氣，打算重拾國際貿易時，通往東方獲取絲綢的交通要道已被波斯人壟斷。雖然拜佔廷的皇帝們數次試圖打破這道屏障大都以失敗告終。

波斯人不僅控制阿拉伯海、波斯灣地區，掌握海上貿易霸權，4世紀後半期，羅馬——拜佔廷帝國與東方的陸路交通很大程度上也被薩珊波斯帝國控制。

西迄拜佔廷——波斯邊界、東抵中亞阿富汗的廣大地區，活躍著大量自由經商的波斯人。得益於薩珊波斯與印度王公友好關係，在印度和錫蘭經商的波斯商人享受了大量特權及免稅權，擁有龐大居留地，波斯商人佈滿絲路沿線。

這樣造成的直接後果是，拜佔廷帝國對東方商品，特別是絲綢的需求，只能通過與薩珊波斯商人的交易來滿足，儘管羅馬人對這些"精於各種罪惡，好戰，無禮"的波斯人深惡痛絕，但不得不承認"他們似乎擁有所有東西"。

這些波斯人不僅販賣本土所生產的香料，還介入了從波斯灣到南海的香料貿易（一來可以受益，二來也是為了避免在與中國的絲綢貿易中流失大量銀幣），以至於"從四世紀末到七世紀初，中國曆代王朝的史料把交趾半島、錫蘭、印度、大食以及非洲東海岸等地的產品統統稱為波斯貨'，這是因為把這些產品輸入中國的進口商人絕大部分是"波斯人"。不過百年的時間，被視為大秦物產的蘇合香、乳香、鬱金香和青木香又通通被標記為"波斯貨"。

各司其職的中介商

鑑於波斯人在海上的強大勢力，波斯語成為不同母語的人在海上商業貿易中使用的"官方語言"，由於常年在海上從事冒險生意，波斯商人經常在船上飼養信鴿，每安全到達一個目的地，便"放一隻至家，以為平安信"。體積大、過於沉重的芳香木材為波斯人經營的主要商品。史載，波斯知名商人李蘇沙曾向唐敬宗進獻沉香，作為修建亭子材料。唐代萬安州（今廣東萬寧北）每年常有波斯船經過，大首領馮若芳總能劫取兩三艘，將船中乳香、蘇木香等香料佔為己有，有客人來時，便以乳香為燈燭，一燒一百餘斤，用不完的蘇芳木放於宅後，堆積如山

外來香料滲透唐人上流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香水浴、按摩、香油、塗敷、焚燒、消遣、保健、釋儒宗教儀規等，都離不開它。那個時期，從東非的索馬里到歐洲地中海沿岸，從阿拉伯半島到南中國海，哪裡有香料，哪裡就有波斯商人。同期，粟特商人活躍在陸上絲綢之路，往返於敦煌、吐魯番等地，轉運絲綢、香料，獲取高額利潤。粟特人的家鄉位於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較波斯人來說，他們更靠近中國。學者榮新江指出，正是因為粟特人在中亞到中國北方的陸上絲綢之路沿線，已經建立了完善的商業販運和貿易的網絡，在這種情況下，薩珊波斯的商人很難插足其間，來爭奪中亞和中國本土的商業利益。

粟特人的經營方式很獨特，他們集體行動，組成商隊，在商隊首領薩保統帥下，從粟特本土向外，不斷擴散。"在經行的絲路城鎮中，（粟特人）建立自己的殖民地（聚落），一批人留下來，另一批人繼續前進，而且不斷有粟特商隊前來補給。於是在絲路沿線，逐漸形成一連串的粟特聚落，成為他們倒賣商品、儲存貨物、休整居住的地方。一些原本是粟特商隊首領的薩保成為聚落首領。他們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控制整個絲路貿易。

從吐魯番出土文書來看，粟特人經營香料數量不僅可觀，利潤豐厚，來源亦十分廣泛，有丁香、沉香、檀香等，基本涵蓋西域、南海諸國名香。他們在唐朝設有專門買賣香料的店鋪，成立行會——香行社。以數十倍甚至於百倍於原價的價格，向東，以香料換絲綢，向西，以香料換黃金、珠寶。在中介商波斯人和粟特人的眼裡，香料儼然通行歐亞非的硬通貨。

唐朝與大食的海上交通

如同薩珊波斯的出現，阻斷了拜占庭帝國的海上貿易之路。7世紀，阿拉伯帝國興起，香料貿易中介商的接力棒被阿拉伯商人拿下。薩珊波斯在與拜占庭帝國連年戰爭中耗盡國力，面對咄咄逼人、勢不可擋的阿拉伯勢力，無力抵擋，651年宣告滅亡。這個被唐人稱為"大食"的帝國一路擴張——征服拜占庭大片領地，進軍波斯，怛羅斯戰役中（751）大勝唐朝，揮師北非、西南歐，成為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

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唐帝國勢力逐漸退出西域，陸上絲綢之路受阻，海道成為重點關注對象。其時，黑衣大食滅掉白衣大食，建立阿拔斯王朝，遷都巴格達，旨在通過底格里斯河，"可以使我們接觸像中國那樣遙遠的國度，並帶給我們海洋所能提供的一切"。

歷經4年時間，在10多萬工人共同努力下，768年，巴格達建成。"建造巴格達城的時候，住居在底格里斯河濱的中國工匠，也參加了這一建設。"這座營建在古巴比倫文明土地上的西亞明珠，有內外、紫禁3城，4道城門，"它依靠底格里斯河道和發達的內河河網，商道通達全國和世界大洋，遠達中國"。大食與大唐的海上互市，構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上貿易商圈。

拉伯半島歷來盛產香料，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曾記載，"再說阿拉伯，則這是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當中最南面的。而且只有這一個地方出產乳香、沒藥、桂皮、肉桂和樹膠"。波斯帝國時代，"阿拉伯人每年奉獻（波斯）一千塔蘭特（注，1塔蘭特略等於26千克）的乳香"。薩珊波斯滅亡後，阿拉伯人壟斷了從波斯灣到南中國海的香料貿易，"幾乎遍及印度洋到南海航道上的各處商業城市和據點"。他們不僅出口本地香料，還引入外來香料，和大唐一樣，成為名副其實的香料消費國。

9世紀中葉，阿拉伯商人定期出發，從阿拉伯灣各港口航行至中國。一般來說，他們會在9月或10月出發，順著冬季季風跨越印度洋，大約在第二年的4月或5月，到達廣州，他們在廣州停留，買賣貨物，度過夏天，於10月或11月乘東北季風回到馬六甲海峽，最終在第三年初夏重新回到阿拉伯灣各港口，來回耗時一年半。

當時，從廣州輸往大食地區的香料有麝香、肉桂、沉香等，其中麝香、肉桂產自中國本土，而沉香則非中國主產（實產於東南亞），阿拉伯商人之所以能在廣州買到沉香，是因為那裡是巨大的沉香市場。產自阿拉伯的龍腦香、乳香、丁香、小茴香、沒藥等，循海路進入中國。

仰仗香料貿易，阿拉伯帝國的港口城市巴士拉、西拉夫在9-10世紀異常繁榮，尤其是西拉夫，它的崛起完全靠海外貿易，在西拉夫，普通商人的資本超過100萬第納爾，從事海上貿易的商人資本有的高達400萬第納爾。溫翠芳估算，若把此數跟唐大曆末年之歲入1200萬貫作比較的話，400萬第納爾則相當於唐國家全年財政收入的16%。區別於一般人住宅以泥土或燒磚為建築材料，這些西拉夫的大富豪們用從印度進口來的柚木建造住宅。

源源不斷的財富流入阿拉伯帝國，大食宮廷極盡奢侈之能事，對絲綢和香料的消費令人震驚，"哈里發的宮殿裡，掛著帳幔三萬八千幅，其中有一萬二千五百幅是繡金的"。825年，哈里發麥蒙舉行婚禮時，"耗費了難以置信的財富，阿拉伯文學把這當作當代難忘的幻想曲，而保存下來"。儀式中不乏將1000顆極大的珍珠撒向新人這種炫富行為，新婚當夜，一支200磅的龍涎香燭被點燃，照耀得黑夜如同白晝，皇親國戚和高官顯貴收到了備有禮券的麝香丸，禮券中寫明田地份，或者奴隸一名，或者別的禮物。

唐宣宗以前，皇帝每行幸時，"黃門先以龍腦、鬱金藉地"，和現在的土豪手筆——玫瑰花鋪滿地上相比，簡直是大巫見小巫，此種奢侈的皇宮習俗一直到唐宣宗執政時才廢止。在用香料標榜身份，盡情揮霍方面，唐代皇室貴族同哈里發們沒什麼區別。

廣州：外來香料與一座城市的興衰

三國時，孫吳建置廣州，此後，廣州成外來香料循海路進入中國的第一站。作為當時世界上香料的最大港口，開元年間，廣州江中，停滿了不遠萬里而來的航海商船："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舶深六七丈"，一派萬舶爭先、千艘競進的壯觀場面。隨著唐後期海上絲綢之路的強盛，越來越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聚集在廣州，有的停留半年只為等待返程季風來臨，有的直接在那安家定居。9世紀70年代，是外商住唐（住居中國，即為"住唐"）的高峰時期，據史料載，在廣州的大食人、波斯人、猶太人和歐洲人等，達12萬之多，但主要的還是阿拉伯人。

這一部分與遠洋貿易航程長、受季風限制有關，一部分也與阿拉伯人當時的貿易方式脫不了干係。當時的阿拉伯商人，身兼收購商、批發商、進出口商多重身份，作為出口商，他們把香料、琉璃、象牙等貨物運到廣州，人貨到廣州後，又以當地批發商身份，完稅，專賣和聽市推銷，直到收取貨款或在當地易貨；帶來的貨物脫手後，又以進口商的身份，在中國收購大量陶瓷、絲綢再裝運回國。這樣的商業循環活動週期很長，需長時間停留廣州。

唐末曾在中國經商兼旅遊的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對中國人在商業和公事上的公道行為尤為稱讚。唐朝政府奉行開明的對外政策，對外商採取獎勵和保護措施，在廣州阿拉伯商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唐廷准許他們自治，按伊斯蘭教法律行事，準其建立僑居地——蕃坊，設蕃長為主領，並建懷聖寺，方便阿拉伯商人舉行宗教聚會。貿易方面，據蘇萊曼介紹，"商船從海外到達廣州，就有管理港口的人把船貨搬進貨棧，代為保管6個月，直至本季風期最後一艘商船進口為止。他們從船貨中抽取30％，作為進口稅，餘下的交還物主。貨物如為唐朝皇帝所購買，則按最高市價給價，且立刻開發現錢，唐朝皇帝對於外商們，是從來不肯錯待的。為了防止地方官員對阿拉伯商人進行敲詐，皇帝還不時發佈救令，禁止對他們濫徵各種雜稅。"

正是因為種種優待，以阿拉伯商人為代表的外商們樂於待在廣州，廣州政府因之獲益頗豐，主管廣州的政府官員地位也隨之上升，"威嚴不異於天子"。在這座繁華的城市裡，每天午時鐘聲敲響，各式膚色的外國人及漢人從各個地方聚集而來，往來貿易互通有無，夕陽西下，又各自散去。廣州外貿（市舶）稅收數額之大，在唐代中央財政收入中佔據重要位置，以致黃巢起義軍征戰時期，左僕射於琮驚呼："南海有市舶之利，歲供珠璣，如令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

879年，黃巢起義軍攻陷廣州，他們屠殺外國人，摧毀養蠶桑園，阿拉伯商人不僅性命難保，還失去了絲綢貨源。起義軍對阿拉伯船主和船商進行追害，強迫他們承擔不合理的義務，沒收他們的財產，無奈之下，廣州被阿拉伯商人拋棄。中國與阿拉伯的海上貿易地點轉移到馬來半島上，曾盛極一時的巴格達——廣州海上香料之路迎來了它的冬天。阿拉伯商人對東西方香料貿易的壟斷權卻延續了一整個中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