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狹長的病區走廊，再繞過一段略顯黑暗的過道，就能看到吉林大學第一醫院社會工作部。
37歲的王文雅是寧養院的社工，不同於一般科室的社工，王文雅服務的對象是一群離死亡最近、沒有治療希望、生命可預期的患者。相比治癒，王文雅的工作更像是一種止痛——身體的痛，心裡的痛。
走廊的盡頭要面對的，可能是新生，也可能是死亡。
最開始來到這裡，我並不清楚能為服務對象做些什麼。
第一次去家訪，那是一個腦瘤患者。印象裡一個黑暗的屋子，白色的紗布包著頭，一雙大眼睛盯著我看，那個眼神我至今都忘不了。她微微地抬了一下手，不希望我走，希望我能幫她。那是一種留戀，一種期待的眼神，可能也含有絕望。
看著她我一句話我也沒有說出來，但從她家裡出來，我就崩不住了，哭了。我終於看到了，我的服務對象是什麼樣的人，我的內心告訴我，我想要幫她。
吉大一院寧養院關懷的癌症患者們，居住環境通常都是這樣的。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裡，「死亡」一直是一個避諱的話題，就像最初，當家人知道王文雅的工作是面對一群生命盡頭的患者時，遭到全家人的反對：
首先我愛人不支持，他擔心我本身性格多情善感，壓抑的情緒積壓太多，怕我受不了。媽媽也不支持，我研究生專業學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在2014年以前我做過是大學校園的輔導員，學院的人事部門我每天接觸的是洋溢著青春的學生，從他們畢業，找到好工作，每天我看到的人生都是美好的。
王文雅等志願者上門給患者送藥，與患者談心。
相比較其他科室病房裡的緊張忙碌，王文雅工作空間清冷、安靜。陪伴、止痛，更多時候是拉著患者的手，小心翼翼地輕聲詢問患者的身體狀況和心理狀態。這兩種巨大的反差，讓王文雅有過一段時間的不適應：
我到底能為他們做些什麼？每天我都在不停的問自己，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對老夫妻。
丈夫患的是喉癌，恐懼、不甘、埋怨讓曾經相愛的他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中，那時我就天天去陪他們，一起聊天，幫助他們回憶，在回憶中重溫對方的好。
服務時間一長，王文雅和志願者們面對患者都是笑容滿面的。
她說，要送去輕鬆快樂而不是同情和憐憫。
直到那天，叔叔在寫字板上寫下了一句話， 因為他已經說不了話了。他說「其實我什麼都懂，我感謝我的妻子這些年的陪伴。」最後，叔叔又重重的寫下了兩個字，「謝謝」，然後抬起頭看著自己的妻子，而妻子早已淚流滿面。
那一句無聲的感謝，讓我堅定了自己做社工的決心，我來了，我也明白了自己一定可以做些什麼。
現在，我總怕時間來不及。一個大爺患的是舌癌，大爺的性格是我遇到的人中最開朗的，甚至比健康人心裡都陽光。從他的人生閱歷和身上我也學到了許多做人的道理，大爺真的做到了面對生死大事時「笑對人生」。
王文雅與寧養院其他醫護人員共同學習曼陀羅繪畫心理治療知識。
一天，我去看大爺，大爺突然說：「小王，咱們倆握握手吧！」我沒有意識到， 這是我與大爺的最後一面，我還笑著說：「大爺咋還想握握手呢，隔幾天再來看你。」
沒想到幾天後，我接到大爺離開的消息，這件事讓我意識到生命的無常每天都在發生，我必須抓緊時間為他們多做一點才能少一些遺憾。
每一個患者從進來到離開，我們都做登記備案，當他的名字被劃掉了，所有資料就會被鎖進抽屜裡，很少再被提起。
逝者檔案裡
記錄著一個個曾經溫暖的生命的名字。
我們常常論因果，我覺得有時疾病它是因，也是果。
從2014年我來到這裡做社工工作，用了五年的時間，家人從反對到理解到支持。因為在這裡，我們更多的看到的是家人之間這種愛，共同去面對痛苦、互相支持的這種狀態。這裡有人性的關愛，有感恩，有道謝。
一路遇見，一路告別，讓患者有準備有尊嚴地離開。
王文雅等志願者們與癌症患者一起做手工藝品。
在通往生命盡頭的隧道，我希望自己是一束暖光，陪伴他們走完生命的最後一公里。
吉林日報社出品
策劃：姜忠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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