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朝鮮戰爭，是所謂“萬曆三大徵”中唯一一場對外戰爭，而這次大戰，同時也是“三大徵”中耗時最久靡費最多的一場 。這次戰爭雖然以日本的戰敗作為結束，然而根據一些史料分析，此次戰爭的消耗，幾乎揮霍掉張居正改革以來萬曆一朝所積攢下的所有底蘊，《明史》中所言“明朝之亡，始於萬曆”，出處其實與此有關。
但是，朝鮮戰爭的弔詭之處在於，自戰亂中剛剛獲得統一的日本，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實力，顯然均無法與明朝相媲美，更何況前者還是在異邦作戰，軍事補給多依靠本國支援和劫掠，相反，作為援軍的援朝軍隊，則是有著龐大帝國作為背後支撐。然而，在這種迥異的戰略對比下，從1592年至1598年，朝鮮戰爭一共持續了整整7年之久。其最終得以結束，最直接的原因還是因為日本太閣豐臣秀吉的死亡。從這一點上來看，明朝在抗倭援朝戰爭中，其實並未取得對日本的壓倒性優勢，至少可以說在當時，明朝並未能在短期內壓制日本的兵鋒。
這也成了後世詬病明朝中後期武備廢弛的原因之一，不過客觀的說，明朝軍隊在抗倭戰爭初期之所以並未取得理想的戰果，除了自身實力的逐漸衰弱以外，更為重要的原因其實是內部的掣肘，今天我們就從這一角度來分析，萬曆朝鮮戰爭曠日之久的根本原因。
一、明軍內部文武失和
日本武士
文臣政治是明朝政治體系最為明顯的特點之一。以明朝武人的官位為例，大多數武臣僅能升至總兵一職，而總兵之上，總督、巡撫等職務皆由文臣充任。這種以文制武的政治體系，可以說是沿襲了宋代重文輕武國策的最好體現。
而在朝鮮戰場上，這樣的政治態勢卻出現了一定的反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此時擔任總督一職的武臣，並非文臣，而是遼東名將李成梁長子李如松。李成梁其人，可以稱得上是萬曆一朝最為知名的將領，其經略遼東一地數十年，壓制女真諸部不敢有絲毫異動。
其長子李如松，在寧夏地區爆發哱拜之亂久難平定後，以“提督陝西討逆軍務總兵官”身份，統領遼東、宣府、大同、山西諸道援軍於三月內平定叛亂，破城獻俘。
而等到朝鮮戰爭爆發後，萬曆皇帝對於這位自己親手提拔的將領，也寄予厚望，封其為“提督薊遼保定山東等處防海御倭總兵官”，可以說，這時的李如松，風頭一時無兩。然而，
這樣的威望和聲勢，卻為援朝戰爭中文武失和之事埋下了伏筆。
李如松劇照
萬曆皇帝雖然對於李如松信賴有加，然而“文臣掌軍權”卻是祖宗之法，不可輕易廢棄，在這種情況下，曾任“福建布政使”、“山東巡撫”等職務的宋應昌被任命為明軍的最高統帥，“經略薊遼保定山東等處防海御倭軍務”。
從這一點上來講，宋應昌之權力應在李如松之上，然而，此時的李如松，剛剛自寧夏之戰的勝利中走出，對於這位上官，並沒有普通武臣面對文臣時的馴服態度。在《萬曆野獲篇》中，對於朝鮮之役中文武失和之事，也有所記載“近年朝鮮之役，寧遠長子李如松者，新從寧夏奏凱歸，再以大帥徵倭，功名甚盛，意氣盈溢，不復肯修扶服禮於宋經略。宋無如之何，始議加提督軍務，即以入銜，其相見時，用邊道見督撫儀，僅素服隅坐，一切櫜鞬書廢矣。武臣銜有提督始此”。
雖然在《萬曆野獲篇》的作者看來，“功名甚盛，意氣盈溢”的李如松，不肯“修扶服禮”於宋應昌是兩者失和的原因，但這也是極為有趣的一點，因為按照當時的慣例，所謂的“修扶服禮”，其實就是要求李如松要穿盔冠甲，並在宋的門前叩頭行禮。但是，此時的李如松和宋應昌，其實級別相同。而這種禮節，也並非明例，而是經年累月積習而成。
從這一點上來說，李如松並未如此行事，並不違背朝廷法令，李如松和宋應昌之所以會在之後勢同水火，責任並不完全在李如松一處。
碧蹄館之戰
不過，無論後人如何評判兩者之間的齟齬，但是因文武失和而導致的事態卻已經成為影響明軍作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平壤大捷之後，勢如破竹的李如松本意乘勝追擊，然而在其率領親兵追擊日軍之時，在後督戰的宋應昌卻並未能順利接應，這便是史書中記載的碧蹄館之戰。
《再造藩邦志》中記載，“（李如松）所領皆北騎，無火器，只持短劍”，在這種情況下，原本可以繼續擴大戰果的李如松，卻不得不率領兩千親衛騎兵日軍將領立花宗茂兩千餘騎及四萬接應部隊。
在數次反擊無果的情況下，李如松只得放棄，最終的結果，則是“天兵死者數百。李備禦、馬千總皆死於賊，提督下馬痛哭”。雖然在這次事件中，宋應昌的馳援不到位並不完全是因為他有意陷害，但是兩者在戰前的各行其是正是導致碧蹄館之戰明軍戰敗的重要因素。
事實上，在碧蹄館之戰發生前，兩人就曾經因為戰役的主導權和發起時機的問題產生爭執，在這些爭執中，宋應昌的顧慮其實並非無用之詞，他曾經寫信給李如松稱“前者平壤倭奴雖眾，猶屬一支，攻之宜急，今各路者總歸王京，其勢大合，且去愛州道途千里，其為當慎視前猶盛。必須俟我芻糧軍火器械並集充裕，然後進剿，方為萬全”。但是，在李如松執意行事後，宋應昌繼續按照其原有計劃緩緩推行對日圍剿策略，也不得不說有著意氣之爭的成分在內。
在此之後，兩者之間的關係進一步惡化，李如松對宋應昌更是表現出了明顯得不滿，稱“吾與經略，勢不兩全，經略若在此，吾當遞還”。明軍內部的兩位統帥，關係之惡劣竟然到達這種地步，對於戰爭態勢的影響自不必再作細說。
二、南北軍之爭
豐臣秀吉
萬曆二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年月日,日軍於釜山登陸。巨濟島守軍不敵，自沉戰船,倉皇逃奔。自此，日本幾乎是兵不血刃的登陸朝鮮半島。而這幾乎是朝鮮各地戰事的縮影，“成平二百餘年”的朝鮮，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大半領土均淪陷敵手。朝鮮大臣柳如龍曾痛斥“不過欲才見賊鋒,左右閃避,登山入谷,中開一條大路,直至都城,無一遮障”。朝鮮武備之廢弛，可見一斑。因此，幾乎無力支撐日本的侵寇，朝鮮國主宣祖大王不得不向其宗主國明朝求援。
而對於此時的明朝而言，朝鮮的迅速淪陷也出乎其意料之外，正因如此，在朝鮮求援明朝之後，明朝並未能及時動員，為了迅速集結援朝兵力，除了出身江浙一帶的南兵以外，世代駐守薊遼的李如松等遼地將領也是援朝的重要力量，而這也造成了援朝士兵互不統屬的尷尬局面。
參與過朝鮮戰爭的大臣顧養謙曾言“南北將領分為二心，彼此媒孽”。可見，在朝鮮戰爭中，南北兵之間的齟齬和衝突，幾乎已經明面化。
南兵派系的主要將領為吳惟忠、駱尚志、王必迪、錢世楨等人，這些將領可以稱得上是抗倭名將戚繼光的繼任者，而這些浙江兵，同樣是戚繼光所訓“戚家軍”的縮影。在第三次平壤之役中，這些南兵起到了中流砥柱般的作用，而這也是之後朝鮮宣祖和大臣柳如龍執意以《紀效新書》為綱整飭朝鮮軍隊的原因之一。
戚家軍
然而，在平壤之役結束後，提督李如松卻執意將奪城首功歸於北地將領張世爵麾下，誠然，這位將領在平壤之役中以右協大將身份衝擊平壤西北七星門，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可觀的將，這樣的功績，與南軍參戰的諸位將官相比，卻並不顯得出色。
為此，南北軍之間的矛盾再次激化。在戰陣中身負重傷的南軍副總兵吳惟忠、參將李芳春對此極為不滿，《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載：
吳則鐵丸正中中心，病勢危急，臥而見臣，亦為功高，不錄於首功……其言亦多有憾恨之意……參將李芳春，亦於左項逢火箭，毒氣蘊畜，滿身瘡瘇，留在養病矣……吳、李兩將，病勢深重，吳則至於欲得柏子棺板……
朝鮮之戰
無論是吳惟忠還是李芳春，都在平壤之戰中身負重傷，也因此錯失了戰後敘功的最佳時機，然而，對於這兩位將領，身為遼地將領的李如松卻顯示出了一貫的囂張跋扈，身為都督，不僅並未溫言撫慰，反而彪奪其功勳以自酬。如此行徑，就連朝鮮君臣觀之都感到齒寒。也難怪曾為戚繼光舊部的吳惟忠，在得知此事之後，對前來探視的朝鮮大臣尹鬥壽只提出了一個要求，那就是為其準備一副柏木棺材以備使用。這種心灰意冷之意，溢於言表。
尚在傷病中的南軍將官尚且如此，那些在屍山血海中衝出的南軍悍將更是對這位李都督毫無好感，在戰後，他當面責問李如松，“平壤攻城之日，不令而戰，故軍士不及炊食。為將者不念軍士之飢，而遽使攻城，是謂不仁也……老爺馳馬城外，督戰曰：‘先上城者，與銀三百兩，或授以都指揮僉使今者先登者眾，’而三百兩銀何在? 指揮僉使，又何在焉? 是謂不信也”。
朝鮮之戰
如果僅以上述史料來看，李如松其人似乎為一嫉賢妒能的小人，南北軍之間的嫌隙也只因此人從中作梗，但事實上，作為援朝戰爭中的關鍵人物，這位遼地都督能身居高位，自然不是僅僅因為其父李成梁之蒙蔭。但是，出身遼地既是其威權來源，但同樣也是其行動的掣肘和牽絆，對於李如松而言，若是其不能維護和保證北軍利益，那麼其部下對於他的順從感也將不負存在。這也能從當時的一些史料看出幾分端倪，“提督（指李如松）每言南兵之功，而李如栢、張世爵等性皆不順，每毀短之，且毀王必迪之為人，南軍以此怨之”。
可見，對於李如松而言，他種種不近人情的行為，其實也可以視為被其身後勢力裹挾之後的不得已為之。這也是為何在李如松被南軍士兵咒罵之後，卻多是聽之任之，並未加以懲戒。
戚家軍
三、明庭內部的戰、和反覆
在前文我們提到，萬曆朝鮮之戰一共持續了近七年，然而事實上，在這七年中，明朝與日本的對立狀態並非一成不變。由於碧蹄館之戰的戰敗，加之瘟疫的橫行，明庭內部對於繼續對日作戰產生了猶豫。
而就在此時，日本內部勢力對於繼續作戰也發生了猶豫，尤其是在朝作戰的眾多將領，之所以願意遠征朝鮮，本身是處於利益考慮。但是到得此時，長達一年多的戰爭並未使得他們獲得預期的收益，而朝鮮當地的饑荒，更是造成了士兵大量的叛逃和死亡。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小西行長主動聯繫明朝，以期通過和談來解決朝鮮戰爭的問題。面對這樣的橄欖枝，因為軍費問題而倍感頭疼的明朝君臣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在這一爭執中，以徐光啟為代表的反對派堅決反對對日和談，並稱“既而還我王京，退至釜山乃止。又歸我王子陪臣，則皆以封、貢、市之故。三者之中所急者為市，為市故欲貢，為貢故欲封 。”這正是直指人心的誅心之言，日本之所以願意與明朝和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利用和談，來換取與明朝的朝貢貿易，但是，利用朝貢貿易對日製裁，其實是一項行之有效的經濟手段，而如果因朝鮮戰爭的緣故答應為日本封貢，那麼此例一開，效仿者將不計其數。
萬曆皇帝
由於朝臣的爭議，萬曆皇帝最終沒有同意所謂的封貢之說，但是對日本的和談，卻最終選擇有條件的接受，即所謂的“許封不許貢”。這就意味著即使答應了對日本的冊封，但是卻依舊不會重啟執行多年的海禁之策。
在這樣的媾和下，中日朝鮮之戰，迎來了數年的平靜期。但是，雖然封貢之說已有定論但朝鮮倭患卻並未完全平息。時人言：“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覘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盡棄”。而之後的事態，果如預言中所言，由於李如松部盡數從朝鮮撤離，僅劉綎及遊擊吳惟忠等七千餘人扼守當地險要地段，萬曆二十五年，豐臣秀吉出動十四萬人的兵力，水陸並進再度入侵朝鮮，史稱“丁酉再亂”。
四、結語
朝鮮之役是明朝“萬曆三大徵”之中耗時最久的戰爭，而之所以這場大戰會持續七年之久，並非完全因為日本軍力之盛已經足以匹敵明朝，相反，內部的掣肘才是明軍作戰失利的重要原因。平壤之役中李如松對南軍的有功不賞，碧蹄館之戰中宋應昌與李如松的各行其是，以及戰爭中期明庭對戰、和的反覆，是明朝軍隊不能畢其功於一役的重要原因。
可以說，這七年戰爭，並不代表著明朝軍隊戰力的衰弱，相反，在微觀的小規模戰鬥中，明朝對日軍的戰鬥力依舊保持了足夠的壓制，但是文武失和、南北對峙、戰和不定卻成了晚明軍隊作戰不利的重要病灶。從這一點上來看，朝鮮之役只是這個帝國逐漸走向衰弱的過程中的一個縮影。
參考文獻：
1、《明史》
2、《明史紀事本末》
3、《萬曆三大徵考》
4、《朝鮮壬辰倭禍與李如松之東征》
5、《明代援朝戰爭和議問題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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