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朝鲜战争，是所谓“万历三大征”中唯一一场对外战争，而这次大战，同时也是“三大征”中耗时最久靡费最多的一场 。这次战争虽然以日本的战败作为结束，然而根据一些史料分析，此次战争的消耗，几乎挥霍掉张居正改革以来万历一朝所积攒下的所有底蕴，《明史》中所言“明朝之亡，始于万历”，出处其实与此有关。
但是，朝鲜战争的吊诡之处在于，自战乱中刚刚获得统一的日本，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显然均无法与明朝相媲美，更何况前者还是在异邦作战，军事补给多依靠本国支援和劫掠，相反，作为援军的援朝军队，则是有着庞大帝国作为背后支撑。然而，在这种迥异的战略对比下，从1592年至1598年，朝鲜战争一共持续了整整7年之久。其最终得以结束，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因为日本太阁丰臣秀吉的死亡。从这一点上来看，明朝在抗倭援朝战争中，其实并未取得对日本的压倒性优势，至少可以说在当时，明朝并未能在短期内压制日本的兵锋。
这也成了后世诟病明朝中后期武备废弛的原因之一，不过客观的说，明朝军队在抗倭战争初期之所以并未取得理想的战果，除了自身实力的逐渐衰弱以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内部的掣肘，今天我们就从这一角度来分析，万历朝鲜战争旷日之久的根本原因。
一、明军内部文武失和
日本武士
文臣政治是明朝政治体系最为明显的特点之一。以明朝武人的官位为例，大多数武臣仅能升至总兵一职，而总兵之上，总督、巡抚等职务皆由文臣充任。这种以文制武的政治体系，可以说是沿袭了宋代重文轻武国策的最好体现。
而在朝鲜战场上，这样的政治态势却出现了一定的反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时担任总督一职的武臣，并非文臣，而是辽东名将李成梁长子李如松。李成梁其人，可以称得上是万历一朝最为知名的将领，其经略辽东一地数十年，压制女真诸部不敢有丝毫异动。
其长子李如松，在宁夏地区爆发哱拜之乱久难平定后，以“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身份，统领辽东、宣府、大同、山西诸道援军于三月内平定叛乱，破城献俘。
而等到朝鲜战争爆发后，万历皇帝对于这位自己亲手提拔的将领，也寄予厚望，封其为“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可以说，这时的李如松，风头一时无两。然而，
这样的威望和声势，却为援朝战争中文武失和之事埋下了伏笔。
李如松剧照
万历皇帝虽然对于李如松信赖有加，然而“文臣掌军权”却是祖宗之法，不可轻易废弃，在这种情况下，曾任“福建布政使”、“山东巡抚”等职务的宋应昌被任命为明军的最高统帅，“经略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军务”。
从这一点上来讲，宋应昌之权力应在李如松之上，然而，此时的李如松，刚刚自宁夏之战的胜利中走出，对于这位上官，并没有普通武臣面对文臣时的驯服态度。在《万历野获篇》中，对于朝鲜之役中文武失和之事，也有所记载“近年朝鲜之役，宁远长子李如松者，新从宁夏奏凯归，再以大帅征倭，功名甚盛，意气盈溢，不复肯修扶服礼于宋经略。宋无如之何，始议加提督军务，即以入衔，其相见时，用边道见督抚仪，仅素服隅坐，一切櫜鞬书废矣。武臣衔有提督始此”。
虽然在《万历野获篇》的作者看来，“功名甚盛，意气盈溢”的李如松，不肯“修扶服礼”于宋应昌是两者失和的原因，但这也是极为有趣的一点，因为按照当时的惯例，所谓的“修扶服礼”，其实就是要求李如松要穿盔冠甲，并在宋的门前叩头行礼。但是，此时的李如松和宋应昌，其实级别相同。而这种礼节，也并非明例，而是经年累月积习而成。
从这一点上来说，李如松并未如此行事，并不违背朝廷法令，李如松和宋应昌之所以会在之后势同水火，责任并不完全在李如松一处。
碧蹄馆之战
不过，无论后人如何评判两者之间的龃龉，但是因文武失和而导致的事态却已经成为影响明军作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平壤大捷之后，势如破竹的李如松本意乘胜追击，然而在其率领亲兵追击日军之时，在后督战的宋应昌却并未能顺利接应，这便是史书中记载的碧蹄馆之战。
《再造藩邦志》中记载，“（李如松）所领皆北骑，无火器，只持短剑”，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可以继续扩大战果的李如松，却不得不率领两千亲卫骑兵日军将领立花宗茂两千余骑及四万接应部队。
在数次反击无果的情况下，李如松只得放弃，最终的结果，则是“天兵死者数百。李备御、马千总皆死于贼，提督下马痛哭”。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宋应昌的驰援不到位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有意陷害，但是两者在战前的各行其是正是导致碧蹄馆之战明军战败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在碧蹄馆之战发生前，两人就曾经因为战役的主导权和发起时机的问题产生争执，在这些争执中，宋应昌的顾虑其实并非无用之词，他曾经写信给李如松称“前者平壤倭奴虽众，犹属一支，攻之宜急，今各路者总归王京，其势大合，且去爱州道途千里，其为当慎视前犹盛。必须俟我刍粮军火器械并集充裕，然后进剿，方为万全”。但是，在李如松执意行事后，宋应昌继续按照其原有计划缓缓推行对日围剿策略，也不得不说有着意气之争的成分在内。
在此之后，两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李如松对宋应昌更是表现出了明显得不满，称“吾与经略，势不两全，经略若在此，吾当递还”。明军内部的两位统帅，关系之恶劣竟然到达这种地步，对于战争态势的影响自不必再作细说。
二、南北军之争
丰臣秀吉
万历二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年月日,日军于釜山登陆。巨济岛守军不敌，自沉战船,仓皇逃奔。自此，日本几乎是兵不血刃的登陆朝鲜半岛。而这几乎是朝鲜各地战事的缩影，“成平二百余年”的朝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大半领土均沦陷敌手。朝鲜大臣柳如龙曾痛斥“不过欲才见贼锋,左右闪避,登山入谷,中开一条大路,直至都城,无一遮障”。朝鲜武备之废弛，可见一斑。因此，几乎无力支撑日本的侵寇，朝鲜国主宣祖大王不得不向其宗主国明朝求援。
而对于此时的明朝而言，朝鲜的迅速沦陷也出乎其意料之外，正因如此，在朝鲜求援明朝之后，明朝并未能及时动员，为了迅速集结援朝兵力，除了出身江浙一带的南兵以外，世代驻守蓟辽的李如松等辽地将领也是援朝的重要力量，而这也造成了援朝士兵互不统属的尴尬局面。
参与过朝鲜战争的大臣顾养谦曾言“南北将领分为二心，彼此媒孽”。可见，在朝鲜战争中，南北兵之间的龃龉和冲突，几乎已经明面化。
南兵派系的主要将领为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钱世桢等人，这些将领可以称得上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继任者，而这些浙江兵，同样是戚继光所训“戚家军”的缩影。在第三次平壤之役中，这些南兵起到了中流砥柱般的作用，而这也是之后朝鲜宣祖和大臣柳如龙执意以《纪效新书》为纲整饬朝鲜军队的原因之一。
戚家军
然而，在平壤之役结束后，提督李如松却执意将夺城首功归于北地将领张世爵麾下，诚然，这位将领在平壤之役中以右协大将身份冲击平壤西北七星门，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可观的将，这样的功绩，与南军参战的诸位将官相比，却并不显得出色。
为此，南北军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在战阵中身负重伤的南军副总兵吴惟忠、参将李芳春对此极为不满，《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载：
吴则铁丸正中中心，病势危急，卧而见臣，亦为功高，不录于首功……其言亦多有憾恨之意……参将李芳春，亦于左项逢火箭，毒气蕴畜，满身疮瘇，留在养病矣……吴、李两将，病势深重，吴则至于欲得柏子棺板……
朝鲜之战
无论是吴惟忠还是李芳春，都在平壤之战中身负重伤，也因此错失了战后叙功的最佳时机，然而，对于这两位将领，身为辽地将领的李如松却显示出了一贯的嚣张跋扈，身为都督，不仅并未温言抚慰，反而彪夺其功勋以自酬。如此行径，就连朝鲜君臣观之都感到齿寒。也难怪曾为戚继光旧部的吴惟忠，在得知此事之后，对前来探视的朝鲜大臣尹斗寿只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为其准备一副柏木棺材以备使用。这种心灰意冷之意，溢于言表。
尚在伤病中的南军将官尚且如此，那些在尸山血海中冲出的南军悍将更是对这位李都督毫无好感，在战后，他当面责问李如松，“平壤攻城之日，不令而战，故军士不及炊食。为将者不念军士之饥，而遽使攻城，是谓不仁也……老爷驰马城外，督战曰：‘先上城者，与银三百两，或授以都指挥佥使今者先登者众，’而三百两银何在? 指挥佥使，又何在焉? 是谓不信也”。
朝鲜之战
如果仅以上述史料来看，李如松其人似乎为一嫉贤妒能的小人，南北军之间的嫌隙也只因此人从中作梗，但事实上，作为援朝战争中的关键人物，这位辽地都督能身居高位，自然不是仅仅因为其父李成梁之蒙荫。但是，出身辽地既是其威权来源，但同样也是其行动的掣肘和牵绊，对于李如松而言，若是其不能维护和保证北军利益，那么其部下对于他的顺从感也将不负存在。这也能从当时的一些史料看出几分端倪，“提督（指李如松）每言南兵之功，而李如栢、张世爵等性皆不顺，每毁短之，且毁王必迪之为人，南军以此怨之”。
可见，对于李如松而言，他种种不近人情的行为，其实也可以视为被其身后势力裹挟之后的不得已为之。这也是为何在李如松被南军士兵咒骂之后，却多是听之任之，并未加以惩戒。
戚家军
三、明庭内部的战、和反复
在前文我们提到，万历朝鲜之战一共持续了近七年，然而事实上，在这七年中，明朝与日本的对立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由于碧蹄馆之战的战败，加之瘟疫的横行，明庭内部对于继续对日作战产生了犹豫。
而就在此时，日本内部势力对于继续作战也发生了犹豫，尤其是在朝作战的众多将领，之所以愿意远征朝鲜，本身是处于利益考虑。但是到得此时，长达一年多的战争并未使得他们获得预期的收益，而朝鲜当地的饥荒，更是造成了士兵大量的叛逃和死亡。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小西行长主动联系明朝，以期通过和谈来解决朝鲜战争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橄榄枝，因为军费问题而倍感头疼的明朝君臣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这一争执中，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反对派坚决反对对日和谈，并称“既而还我王京，退至釜山乃止。又归我王子陪臣，则皆以封、贡、市之故。三者之中所急者为市，为市故欲贡，为贡故欲封 。”这正是直指人心的诛心之言，日本之所以愿意与明朝和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利用和谈，来换取与明朝的朝贡贸易，但是，利用朝贡贸易对日制裁，其实是一项行之有效的经济手段，而如果因朝鲜战争的缘故答应为日本封贡，那么此例一开，效仿者将不计其数。
万历皇帝
由于朝臣的争议，万历皇帝最终没有同意所谓的封贡之说，但是对日本的和谈，却最终选择有条件的接受，即所谓的“许封不许贡”。这就意味着即使答应了对日本的册封，但是却依旧不会重启执行多年的海禁之策。
在这样的媾和下，中日朝鲜之战，迎来了数年的平静期。但是，虽然封贡之说已有定论但朝鲜倭患却并未完全平息。时人言：“釜山虽濒南海，犹朝鲜境。有如倭觇我罢兵，突入再犯，朝鲜不支，前功尽弃”。而之后的事态，果如预言中所言，由于李如松部尽数从朝鲜撤离，仅刘綎及游击吴惟忠等七千余人扼守当地险要地段，万历二十五年，丰臣秀吉出动十四万人的兵力，水陆并进再度入侵朝鲜，史称“丁酉再乱”。
四、结语
朝鲜之役是明朝“万历三大征”之中耗时最久的战争，而之所以这场大战会持续七年之久，并非完全因为日本军力之盛已经足以匹敌明朝，相反，内部的掣肘才是明军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平壤之役中李如松对南军的有功不赏，碧蹄馆之战中宋应昌与李如松的各行其是，以及战争中期明庭对战、和的反复，是明朝军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这七年战争，并不代表着明朝军队战力的衰弱，相反，在微观的小规模战斗中，明朝对日军的战斗力依旧保持了足够的压制，但是文武失和、南北对峙、战和不定却成了晚明军队作战不利的重要病灶。从这一点上来看，朝鲜之役只是这个帝国逐渐走向衰弱的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明史》
2、《明史纪事本末》
3、《万历三大征考》
4、《朝鲜壬辰倭祸与李如松之东征》
5、《明代援朝战争和议问题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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