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個有著許多未解謎團的歷史朝代，比如建文帝生死去向之謎、明仁宗無疾驟崩之謎、明光宗離奇死亡之謎，以及《永樂大典》正本失落之謎、《金瓶梅》作者之謎，甚至還有被並稱為“世界三大自然之謎”之一的天啟年間王恭廠大爆炸事件。
但是若論謎團的規模、持續的時間以及所產生的影響，那麼明朝最大的謎團莫過於它的真實人口數量之謎。有些明朝的當時人說，官方統計的總人口數比真實總人口少了9000多萬人。近代以來研究明史的中外學者中，有人說官方統計所遺漏的人口數至少有1億，而更大膽測算的結果是明末有接近3億人口是黑戶。
所以種種跡象表明，明朝在兩百多年的漫長時間裡，始終有巨量的人口如同“幽靈”一般，遊離於朝廷的官方統計之外。如果能夠解開明朝中晚期的人口之謎，就能夠解開明帝國衰亡的真相和清朝人口奇蹟般暴增的真相。
明朝官方人口統計中的“神操作”
在明朝官方資料《明實錄》的記載中，明朝初期的洪武十四年（1381年）人口總數是5987萬人，晚期的天啟六年（1626年）人口總數是5165萬人。也就是說在官方的統計中，明朝從頭到尾的人口變化是出現了超過800萬的人口負增長。
這樣的人口變化軌跡是難以令人信服的，人們找不到理由相信這是明朝歷史發展的真實結局。更重要的是《明實錄》中的官方人口記載，有著許多極度違揹人類認知的地方，最突出的就是其中所呈現的明朝“人口減量”的超級水準。
《明實錄》記載的明朝人口峰值出現在成化十五年（1479年）為7185萬人，人口谷底數據出現在正德元年（1506年）為4680萬人。
這兩組官方數據展現了一個殘酷的情形，明朝在短短27年的時間裡瘋狂減少了2500多萬人，減幅超過了34%！這種飛流直下的人口縮減符合常理嗎？要知道夾在成化和正德之間的，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弘治中興（1487年-1505年）”。然而最最匪夷所思的情況是，明朝“人口減量”的巔峰成就似乎正是弘治中興的收官之作，因為弘治十七年（1504年）《明實錄》記載的人口總數是6015萬人，這個數字在兩年後的正德元年（1506年）巨幅縮減為4680萬人。
也就是說，在27年間2500多萬的人口減量中，有1335多萬人是在弘治時代的2年尾聲中消失的。而要在2年時間裡完成1335多萬的劇烈人口減幅，即使不考慮人口出生也要有22%以上的人口死亡率才能辦到，但這麼高的死亡率在自然狀態下基本不可能出現。
明畫《南都繁會景物圖卷》局部
而能夠支撐如此高死亡率的非自然狀態，也並沒有出現在那一時期的史料記載中。從弘治十七年（1504年）到正德元年（1506年）的2年間，乃至是從成化十五年（1479年）到正德元年（1506年）的27年間，明朝既沒有發生大規模的災荒或疫病，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刑殺或戰爭，這種情況下的人口發展趨勢表現為增長才是合理的，絕無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縮減。
有多少人口被隱藏在官方統計之外
大明朝廷自己把人口統計出這麼一個操蛋的趨勢，肯定有明白人是看不入眼的。嘉靖年間，生於官宦世家的大名士王世貞在寫《皇明奇事述》時，就將朝廷的戶口登記作為一大怪事寫了進去，書中說“國家戶口登耗有絕不可信者”，並直言“有司之造冊，與戶科、戶部之稽查，皆僅兒戲耳”。天啟、崇禎年間的茅元儀也曾憂憤地說：“
天下戶口不入版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其實，對於這種人口統計嚴重失實的情況，明朝官修的《大明會典》中也毫不諱言地說：“國初核實天下戶口，具有定籍，令民各務所業。其後休養既久，生齒漸繁。戶籍分合及流移附屬，並脫漏不報者多，其數乃減於舊”。這麼一來，明代對於人口的官方統計就成了笑話。
《明實錄》——明朝人口數據笑話大全！
明朝松江人何良俊在所寫的《四友齋叢說》中，對明朝的真實人口情況做了推斷，他說“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嘉靖四十年以來）去農而蠶食於官府者五倍於前”，“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農”。以明朝的戶籍統計重點和統計能力來看，官戶和農戶是構成官方人口統計數的絕對主力，“去農”的人口基本上就遊離於官方統計之外了。
所以按照何良俊的這些說法，以《明實錄》所載正德以前弘治十七年的6015萬人口數來算，官戶人口數應是601.5萬。那麼，在《明實錄》所載嘉靖四十年之後隆慶元年的6253萬人口數中，官戶人口數就是3007.5萬人（即601.5的5倍），剩下的3245.5萬人基本是農戶人口。再按“已六七分去農”的說法，這3245.5萬人應當只佔官戶以外總人口數的約35%，那麼官戶以外的總人口就大約是9272萬人。這樣算來，隆慶元年（1567年）的明朝真實總人口就約為1.23億人。
與何良俊同時期的大才子徐渭寫過一篇《會稽縣誌諸論戶口論》，文中提出了“今按於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的觀點，也就是說會稽縣的官方統計人口數只是真實人口數的四分之一。如果把會稽縣情況擴大到全國範圍的話，那麼隆慶元年（1567年）的明朝真實總人口就達到了2.5億人之多。
所以從明朝當時人的說法來看，隱藏在官方統計之外的人口可能在9000萬到1億9000萬之間。當然，無論是何良俊還是徐渭都是隻給出了觀點，而沒有做出更具體的論證和說明。所缺失的這方面工作，就落到了近現代以來關注明史的中外學者手中，他們不少人都對明朝的真實人口數據進行了研究和測算。
這些人中最著名的當數旅美的中國史學家何炳棣，他是一位很牛的史學大師，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對他的評價是“中國要有五六個何炳棣的話，西方就沒有人敢對中國史胡說八道了 ”。
部分歷史時期的人口年均增長率
何炳棣在1959年出版的《1368-1953年中國人口研究》一書中，指出明朝的人口登記自洪武后期起就不再是全體國民，而是逐漸變為只登記承擔賦稅的特定人口，並最終演變為與實際人口毫無比例關係的賦稅份額。這就是說，明朝對於人口的官方統計只在最初是統計自然人，然後快速變為只統計納稅人，最終則變成對以人口形式計量的納稅份額的統計，從本質上講已經不能算是人口統計了。
在估算明朝真實總人口時，何炳棣從明代古書《後湖志》的分省區人口數據中，分析出明朝的年平均人口增長率至少應是3.4‰，由此估算明朝人口在1600年前後應當增長到約1.5億人。而在《明實錄》的記載中，萬曆三十年（1602年）的官方人口數據僅為5635萬人，有接近1億人沒有被官方統計到。
但真實情況可能遠遠不只是1億人口的脫漏，後繼的學者們站在何炳棣的肩膀上，做出了更為嚴密的論證和更加大膽的測算。美國人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和英國人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合編的《劍橋中國明代史》中，認為明朝在1501年至1600年間出現了快速的人口增長，總人口最遲在1600年就可能“已經達到 1.5 億至 1.75 億”。
中國經濟制度史學家趙岡在1986年出版的《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 an economic analysis》一書中，指出明朝從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到萬曆十八年（1590年）是有著相對安定狀態的200年，這期間的人口平均年增長率應當在5‰以上，那麼明朝在1590年就應當有2億人口。
葛劍雄、曹樹基兩位教授在1995年合著發表的《對明代人口總數的新估計》一文中，將明初未納入人口統計的衛所軍戶人口以及僧道戶、樂戶、匠戶、灶戶等加入進去，測算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真實人口數應不少於7300萬（這個數據不包括明朝疆域內始終未列入統計的少數民族人口），然後按照5‰的人口年均增長率來算，總人口在1600年完全達到了2.05億的規模。而且這是一個開放性的結論，因為葛、曹二教授認為人口的實際年均增長率完全可能超過5‰，所以1600年明朝人口的實際總數還可能更高。
人口史學者高壽仙在編著的《明代農業經濟與農村社會》一書中，介紹了普林斯頓大學馬丁•黑德拉（Martin J. Heijdra）教授對明朝人口的測算方法。黑德拉認為明初真實人口總數不應少於8500萬，她將明朝人口增長劃分為1380~1500年、1500~1600年、1600~1650年三個時間段，並將這三個時間段內人口年均增長率的高-中-低值分別設為6‰-5‰-4‰、5‰-4‰-3‰、4‰-3‰-2‰。如果取中值計算總人口數，那麼1600年應為2.3億人，1644年則達到2.62億人；如果取高值計算，1600年便達到2.87億人，到1644年則高達3.42億人 。黑德拉認為明朝真實的總人口數應當介於高值和中值之間，也就說中國歷史上人口數量對3億大關的突破，極可能是在明朝末年首次完成的。
明末人口數的高、中、低測算值
那麼，一個多世紀之後的總人口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達到3.01億人，就只能算是對3億關口的第二次突破。因此，清朝所謂的奇蹟般人口激增，應當是對明朝中前期人口激增趨勢的修復和延續 。用葛劍雄、曹樹基兩位教授在論著中的話來說，在“明代戶口統計數字的特殊現象”之下，“清代的所謂‘人口爆炸’或‘人口奇蹟’也就不攻自破了”。
明朝巨量人口脫漏的危害和成因
無論是按照明朝當時人的說法，還是從近代以來眾多學者的測算來看，明朝官方統計中的人口脫漏都是巨量的。如此嚴重的人口脫漏，對於在財政上嚴重依靠農稅的明朝是相當致命的。對比明朝與宋朝的歷史，人們會討論為什麼南明那麼短而南宋那麼長？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朝有發達的商稅，而明朝僅能依靠農稅且始終未能解決偷漏稅問題。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明朝官方人口統計的嚴重脫漏和失真呢？從根源上來講，朱元璋片面重農的立國思想難辭其咎。封建時代的重農思想本身無可厚非，但是朱元璋的重農思想裡有著嚴重的偏執和倒退，違逆了歷代以來逐步重視商業的歷史大勢。比如歷代所實行的鹽鐵專賣、官營商業以及擴大商稅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逐步認識到商業之利對於國家重要性的體現。
但朱元璋對待商稅的態度就相當古怪了，他說：“商稅有限，額外恢辦，苛矣，且於民事無裨”。可見，朱元璋內心深處壓根就瞧不上商業，他從一切著眼於發展農業的角度認為商稅無足輕重，並規定“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以此告誡官吏們不要把心思放在工商業上。
受朱元璋這一國策基調的影響，明代官員對於工商稅的態度相當佛系。比如，成化年間的戶部尚書周文端就在出監商稅的官員臨行前，專門叮囑他們“如課入多者則與下考”，這幾乎是說商稅徵多了要以失職論處。在這樣的政績觀驅使下，官員們對於商稅的態度便是“疎節濶目，不為苛細，所蠲豁甚多”。與官員態度相呼應的是作為工商業利益攸關方的士大夫群體，他們的商稅主張可以概括為十個字——常懷仁惠之心，寓撫於徵。
明朝中後期工商業城鎮分佈圖
在這種對工商業稅收的縱容的背後，是明朝極度偏執於重農的思想與做法。這種片面重農的一大表現就是明代人口管理中的黃冊制度，這是一項將戶籍與賦役合二為一的制度，它非常直白地告訴世人——朝廷的人口統計就是服務於賦役徵調的。而明朝的賦役徵調又是以農為主，於是在明代中後期就出現了“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於前”、“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的情況。
所以晚明的天啟、崇禎皇帝作為龐大帝國的掌舵者，他們事實上是以不到6000萬人口的稅收來支撐著超過2億人口的國家，由此帶來的稅賦脫漏而造成的財政損失無疑是致命的。如果把明朝比作一家上市公司，遭遇到如此嚴重的收入流失的結局，也必然是退市乃至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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