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个有着许多未解谜团的历史朝代，比如建文帝生死去向之谜、明仁宗无疾骤崩之谜、明光宗离奇死亡之谜，以及《永乐大典》正本失落之谜、《金瓶梅》作者之谜，甚至还有被并称为“世界三大自然之谜”之一的天启年间王恭厂大爆炸事件。
但是若论谜团的规模、持续的时间以及所产生的影响，那么明朝最大的谜团莫过于它的真实人口数量之谜。有些明朝的当时人说，官方统计的总人口数比真实总人口少了9000多万人。近代以来研究明史的中外学者中，有人说官方统计所遗漏的人口数至少有1亿，而更大胆测算的结果是明末有接近3亿人口是黑户。
所以种种迹象表明，明朝在两百多年的漫长时间里，始终有巨量的人口如同“幽灵”一般，游离于朝廷的官方统计之外。如果能够解开明朝中晚期的人口之谜，就能够解开明帝国衰亡的真相和清朝人口奇迹般暴增的真相。
明朝官方人口统计中的“神操作”
在明朝官方资料《明实录》的记载中，明朝初期的洪武十四年（1381年）人口总数是5987万人，晚期的天启六年（1626年）人口总数是5165万人。也就是说在官方的统计中，明朝从头到尾的人口变化是出现了超过800万的人口负增长。
这样的人口变化轨迹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人们找不到理由相信这是明朝历史发展的真实结局。更重要的是《明实录》中的官方人口记载，有着许多极度违背人类认知的地方，最突出的就是其中所呈现的明朝“人口减量”的超级水准。
《明实录》记载的明朝人口峰值出现在成化十五年（1479年）为7185万人，人口谷底数据出现在正德元年（1506年）为4680万人。
这两组官方数据展现了一个残酷的情形，明朝在短短27年的时间里疯狂减少了2500多万人，减幅超过了34%！这种飞流直下的人口缩减符合常理吗？要知道夹在成化和正德之间的，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弘治中兴（1487年-1505年）”。然而最最匪夷所思的情况是，明朝“人口减量”的巅峰成就似乎正是弘治中兴的收官之作，因为弘治十七年（1504年）《明实录》记载的人口总数是6015万人，这个数字在两年后的正德元年（1506年）巨幅缩减为4680万人。
也就是说，在27年间2500多万的人口减量中，有1335多万人是在弘治时代的2年尾声中消失的。而要在2年时间里完成1335多万的剧烈人口减幅，即使不考虑人口出生也要有22%以上的人口死亡率才能办到，但这么高的死亡率在自然状态下基本不可能出现。
明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局部
而能够支撑如此高死亡率的非自然状态，也并没有出现在那一时期的史料记载中。从弘治十七年（1504年）到正德元年（1506年）的2年间，乃至是从成化十五年（1479年）到正德元年（1506年）的27年间，明朝既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灾荒或疫病，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刑杀或战争，这种情况下的人口发展趋势表现为增长才是合理的，绝无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缩减。
有多少人口被隐藏在官方统计之外
大明朝廷自己把人口统计出这么一个操蛋的趋势，肯定有明白人是看不入眼的。嘉靖年间，生于官宦世家的大名士王世贞在写《皇明奇事述》时，就将朝廷的户口登记作为一大怪事写了进去，书中说“国家户口登耗有绝不可信者”，并直言“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天启、崇祯年间的茅元仪也曾忧愤地说：“
天下户口不入版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其实，对于这种人口统计严重失实的情况，明朝官修的《大明会典》中也毫不讳言地说：“国初核实天下户口，具有定籍，令民各务所业。其后休养既久，生齿渐繁。户籍分合及流移附属，并脱漏不报者多，其数乃减于旧”。这么一来，明代对于人口的官方统计就成了笑话。
《明实录》——明朝人口数据笑话大全！
明朝松江人何良俊在所写的《四友斋丛说》中，对明朝的真实人口情况做了推断，他说“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嘉靖四十年以来）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以明朝的户籍统计重点和统计能力来看，官户和农户是构成官方人口统计数的绝对主力，“去农”的人口基本上就游离于官方统计之外了。
所以按照何良俊的这些说法，以《明实录》所载正德以前弘治十七年的6015万人口数来算，官户人口数应是601.5万。那么，在《明实录》所载嘉靖四十年之后隆庆元年的6253万人口数中，官户人口数就是3007.5万人（即601.5的5倍），剩下的3245.5万人基本是农户人口。再按“已六七分去农”的说法，这3245.5万人应当只占官户以外总人口数的约35%，那么官户以外的总人口就大约是9272万人。这样算来，隆庆元年（1567年）的明朝真实总人口就约为1.23亿人。
与何良俊同时期的大才子徐渭写过一篇《会稽县志诸论户口论》，文中提出了“今按于籍口六万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的观点，也就是说会稽县的官方统计人口数只是真实人口数的四分之一。如果把会稽县情况扩大到全国范围的话，那么隆庆元年（1567年）的明朝真实总人口就达到了2.5亿人之多。
所以从明朝当时人的说法来看，隐藏在官方统计之外的人口可能在9000万到1亿9000万之间。当然，无论是何良俊还是徐渭都是只给出了观点，而没有做出更具体的论证和说明。所缺失的这方面工作，就落到了近现代以来关注明史的中外学者手中，他们不少人都对明朝的真实人口数据进行了研究和测算。
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当数旅美的中国史学家何炳棣，他是一位很牛的史学大师，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对他的评价是“中国要有五六个何炳棣的话，西方就没有人敢对中国史胡说八道了 ”。
部分历史时期的人口年均增长率
何炳棣在1959年出版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中，指出明朝的人口登记自洪武后期起就不再是全体国民，而是逐渐变为只登记承担赋税的特定人口，并最终演变为与实际人口毫无比例关系的赋税份额。这就是说，明朝对于人口的官方统计只在最初是统计自然人，然后快速变为只统计纳税人，最终则变成对以人口形式计量的纳税份额的统计，从本质上讲已经不能算是人口统计了。
在估算明朝真实总人口时，何炳棣从明代古书《后湖志》的分省区人口数据中，分析出明朝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至少应是3.4‰，由此估算明朝人口在1600年前后应当增长到约1.5亿人。而在《明实录》的记载中，万历三十年（1602年）的官方人口数据仅为5635万人，有接近1亿人没有被官方统计到。
但真实情况可能远远不只是1亿人口的脱漏，后继的学者们站在何炳棣的肩膀上，做出了更为严密的论证和更加大胆的测算。美国人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和英国人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合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认为明朝在1501年至1600年间出现了快速的人口增长，总人口最迟在1600年就可能“已经达到 1.5 亿至 1.75 亿”。
中国经济制度史学家赵冈在1986年出版的《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 an economic analysis》一书中，指出明朝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到万历十八年（1590年）是有着相对安定状态的200年，这期间的人口平均年增长率应当在5‰以上，那么明朝在1590年就应当有2亿人口。
葛剑雄、曹树基两位教授在1995年合著发表的《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一文中，将明初未纳入人口统计的卫所军户人口以及僧道户、乐户、匠户、灶户等加入进去，测算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真实人口数应不少于7300万（这个数据不包括明朝疆域内始终未列入统计的少数民族人口），然后按照5‰的人口年均增长率来算，总人口在1600年完全达到了2.05亿的规模。而且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结论，因为葛、曹二教授认为人口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完全可能超过5‰，所以1600年明朝人口的实际总数还可能更高。
人口史学者高寿仙在编著的《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一书中，介绍了普林斯顿大学马丁•黑德拉（Martin J. Heijdra）教授对明朝人口的测算方法。黑德拉认为明初真实人口总数不应少于8500万，她将明朝人口增长划分为1380~1500年、1500~1600年、1600~1650年三个时间段，并将这三个时间段内人口年均增长率的高-中-低值分别设为6‰-5‰-4‰、5‰-4‰-3‰、4‰-3‰-2‰。如果取中值计算总人口数，那么1600年应为2.3亿人，1644年则达到2.62亿人；如果取高值计算，1600年便达到2.87亿人，到1644年则高达3.42亿人 。黑德拉认为明朝真实的总人口数应当介于高值和中值之间，也就说中国历史上人口数量对3亿大关的突破，极可能是在明朝末年首次完成的。
明末人口数的高、中、低测算值
那么，一个多世纪之后的总人口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达到3.01亿人，就只能算是对3亿关口的第二次突破。因此，清朝所谓的奇迹般人口激增，应当是对明朝中前期人口激增趋势的修复和延续 。用葛剑雄、曹树基两位教授在论著中的话来说，在“明代户口统计数字的特殊现象”之下，“清代的所谓‘人口爆炸’或‘人口奇迹’也就不攻自破了”。
明朝巨量人口脱漏的危害和成因
无论是按照明朝当时人的说法，还是从近代以来众多学者的测算来看，明朝官方统计中的人口脱漏都是巨量的。如此严重的人口脱漏，对于在财政上严重依靠农税的明朝是相当致命的。对比明朝与宋朝的历史，人们会讨论为什么南明那么短而南宋那么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朝有发达的商税，而明朝仅能依靠农税且始终未能解决偷漏税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明朝官方人口统计的严重脱漏和失真呢？从根源上来讲，朱元璋片面重农的立国思想难辞其咎。封建时代的重农思想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朱元璋的重农思想里有着严重的偏执和倒退，违逆了历代以来逐步重视商业的历史大势。比如历代所实行的盐铁专卖、官营商业以及扩大商税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逐步认识到商业之利对于国家重要性的体现。
但朱元璋对待商税的态度就相当古怪了，他说：“商税有限，额外恢办，苛矣，且于民事无裨”。可见，朱元璋内心深处压根就瞧不上商业，他从一切着眼于发展农业的角度认为商税无足轻重，并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以此告诫官吏们不要把心思放在工商业上。
受朱元璋这一国策基调的影响，明代官员对于工商税的态度相当佛系。比如，成化年间的户部尚书周文端就在出监商税的官员临行前，专门叮嘱他们“如课入多者则与下考”，这几乎是说商税征多了要以失职论处。在这样的政绩观驱使下，官员们对于商税的态度便是“疎节濶目，不为苛细，所蠲豁甚多”。与官员态度相呼应的是作为工商业利益攸关方的士大夫群体，他们的商税主张可以概括为十个字——常怀仁惠之心，寓抚于征。
明朝中后期工商业城镇分布图
在这种对工商业税收的纵容的背后，是明朝极度偏执于重农的思想与做法。这种片面重农的一大表现就是明代人口管理中的黄册制度，这是一项将户籍与赋役合二为一的制度，它非常直白地告诉世人——朝廷的人口统计就是服务于赋役征调的。而明朝的赋役征调又是以农为主，于是在明代中后期就出现了“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的情况。
所以晚明的天启、崇祯皇帝作为庞大帝国的掌舵者，他们事实上是以不到6000万人口的税收来支撑着超过2亿人口的国家，由此带来的税赋脱漏而造成的财政损失无疑是致命的。如果把明朝比作一家上市公司，遭遇到如此严重的收入流失的结局，也必然是退市乃至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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