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我仍稱之為“家”的國家明年將主辦英聯邦政府首腦會議(CHOGM)。理論上，這個會議的精神一直都是民主、善治、人權和法治的，這應該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非洲小國的驕傲時刻。然而，這個國家是盧旺達，CHOGM選擇的地點完全違背了該組織所擁護的原則
。不管盧旺達曾經承諾過什麼，它仍對言論自由與和平對話的憲章幾乎沒有興趣。
沒有什麼比在基加利上訴法院審理的案件更能體現總統保羅·卡加梅對言論自由的不容忍了。已退休的陸軍准將弗蘭克·路薩嘎拉（Frank Rusagara）和他的妹夫陸軍上校湯姆·布雅尕木巴（Tom Byagabagamba）將分別面臨20年和21年的監禁，而這些嚴厲的判決不是因為謀殺，也不是因為他們帶頭犯下了一些大規模暴行，而是因為這兩人在純粹的私人談話中發表了批評性言論。
弗蘭克是我的父親，湯姆是我的舅舅。我的父親在撰寫1994年種族滅絕後出臺的新憲法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我的叔叔是1989年盧旺達愛國陣線武裝鬥爭中首批前往盧旺達的27名年輕難民之一，他們兩人都是理想主義者，都獻身於服務國家。
他們的任何一位前軍事同事都可以證明他們一直樂於奉獻自己、在工作崗位上盡職盡責，他們最大的不幸——尤其是以不敬和幽默感出名的我父親——似乎是他們樂於實話實說。檢方稱，我父親曾一度將盧旺達描述為一個“香蕉共和國”，並在提到總統時表示，“我們的人完蛋了”。
在現代盧旺達，人們似乎沒有能坦誠相對的空間。如果你不喜歡你周圍發生的事情，那就把它藏在心裡，這同樣也適用於與家人和親密朋友的對話。檢方稱，弗蘭克和湯姆的罪行是“煽動叛亂，玷汙政府的形象，批評政府，並抱怨外交和經濟政策”。他們於2014年8月被捕，目前被單獨監禁，在2017年4月至2019年5月期間，他們既不能見律師，也不能見任何來訪者。
在總統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的領導下，盧旺達變成了一個奇怪的沉默之地，在這裡，即便是私人談話也可以被監控，個人觀點基本不存在，大家只能說一些政治正確的話語。這種影響是令人窒息的，因為言論自由是民主的基礎，是每個人的核心。剝奪一個人的人性，最好的辦法就是壓制他們表達自己的自由。
如何在實踐中做到這一點？關鍵在於盧旺達地方政府的結構。盧旺達社會中最小的單位是“nyumba kumi”，翻譯過來就是“10所房子”。在已故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里馬納(Juvenal Habyarimana)嚴格的控制制度下，每10戶人家就會任命一名地方官員進行監督，記錄每個公民的行為、與誰有聯繫，以及他們的談話內容等。哈比亞里馬納這樣的行為雖然遭到了現任政府的痛罵，但他的監視系統依然存在著。
卡加梅總統因其領導能力贏得了國外的讚譽和來自西方捐助者的資金，但在現代的盧旺達，政治是禁區，無論你是在公共汽車、出租車上、餐館還是酒吧裡。遺憾的是，每個人都在聽，都在做無聲的筆記，包括你可能正在交談的那個人。
這是上個世紀最大的恐怖之一：1994年4月7日，中非小國盧旺達陷入屠殺和種族滅絕的狂歡之中。大屠殺25年後，盧旺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許多人將其視為計劃周密的經濟發展的典範。
盧旺達本地人本能地知道這一點：當外人打破規則時，他們可能會一敗塗地。烏干達著名的同性戀活動人士卡沙·納巴傑塞拉(Kasha Nabagesera)犯了一個錯誤，在盧旺達航空公司(Rwandair)一名副駕駛的聽覺範圍內，將總統卡加梅稱為追隨其兄長總統約韋裡·穆塞韋尼(Yoweri Museveni)腳步的年輕獨裁者。
在她的Facebook帖子中，她描述了自己在抵達基加利時被逮捕的經歷，因為涉嫌酗酒和行為不端，她被戴上手銬，反覆接受審問，最後被驅逐出境，並永遠不能返回盧旺達。即使是非盧旺達人，似乎也受到監視，以確保他們遵守規定。2019年4月，盧旺達最高法院廢除了舊刑法第233條和第154條，這兩條將任何侮辱或詆譭公職人員的行為視為犯罪，但對共和國的總統例外。卡加梅總統對此提出異議，稱不應給予國家元首任何特殊待遇。
對弗蘭克和湯姆的拘留和嚴厲刑罰——聯合國拘留問題工作組認為這違反了國際法——破壞了良好的環境，但總統總有機會證明他在言論自由問題上的立場是多麼的真誠。維羅妮卡·珊達裡和她的四個兄弟姐妹都住在倫敦，自從2014年父親被捕後，她就再也沒有見過父親，他們的母親在等待父親被釋放的過程中死於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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